国际中国研究联盟首届年会系列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4-05-07 01:08:4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34期(总第1129期)

背景介绍:2014年4月20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系列活动之“国际中国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China Studies, ICCS)首届年会”在致福轩教室举行。我们将分五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德国GIGA研究院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Margot Schueller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蔡欣怡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姚洋贤能统治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古代有贤能统治的传统,如今面临着复兴。隋朝兴起的科举制度为普通家庭背景的人们进入政府敞开了大门,而儒家强调德政,对于统治者施加了一些约束。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反右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原来获得的合法性已被耗尽。经济增长成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是一种基于政绩(performance)的合法性,而不是基于程序的合法性。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奇迹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存在一个中性的中央政府,能够不断采取促进增长的政策;二是基于政绩的升迁体系能够提供足够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实施中央政府的规定。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政治制度上的保证。

中性的中央政府是指中央政府面对社会各阶层时保持中立,政府不代表任何利益团体,在资源的分配上做到不偏不倚。中央政府愿意不断地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样既可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又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除了中央政府的公正性,一个基于政绩的升迁制度也是必要的因素。政府领导人通常面临两个难题:一方面出于促进经济增长和贤能统治的需要,希望选择一个有能力的下属;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以及政治关系,希望选择忠诚度高的下属。一个理想化的模式是,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个人能力是决定他们能否得到升迁更为重要的因素,而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来说,忠诚度的影响更为明显。

有研究发现,相对的经济增长是决定省级领导能否升到中央政府的较好指标。我们基于25个省份市级领导的研究发现,领导者的相对个人贡献和升迁机会存在一定相关性。以年龄超过49岁的官员为例,最有能力的相对于最没有能力的得到升迁的可能性大约高出22-31%。因此,基于政绩的升迁体系能够给官员提供非常强的激励去实施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从而不断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但过高的激励也会带来腐败。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腐败程度如此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保证高速经济增长。

Margot Schueller 中国政治经济改革新思路

制度在一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上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根据历史制度主义学说,新制度中往往会继承一些旧制度的传统,难以完全摒弃旧制度的缺陷,从而使得制度改革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但是如果意识形态对于政治行为的限制被完全放开,拥有权力的执政者就可以做出非常重大的改革,从而打破路径依赖的影响。

中国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机会。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高增长政策带来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私人消费不是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企拥有的银行贷款优先权不断增加,极大地抑制了私人部门的扩张;金融系统扭曲促进了影子银行的发展,给金融系统稳定性带来严峻的考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等等,这些在法律和监管力度上的缺陷带来了社会效率低下和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双重风险。

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政治上的改革会对经济体系产生影响,经济体系上的改革又会影响到政治制度,那么做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匹配,从而互相促进使得整个国家朝一个新方向发展,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个可行的途径是从制度互补的角度去思考未来的改革。例如为了提高私人部门在关键行业的参与度,进一步提高当前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效率,一方面需要限制或者重新定义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增加国有企业中私人持有股份的比例,另一方面也要对当前监管机构进行改革。监管部门不应该插手企业劳动雇佣和投资相关的决策,部分企业的资产管理应当交由对应的主权财富基金。监管机构应当建立新的评估体系,摒除自身习惯思维、定势思维、已有知识的局限。重新定义国企作用是经济制度上的改革,而监管机构改革则是行政制度改革的一部分。两方面改革匹配好才能带来社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蔡欣怡关于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大有可为

以美国为对象的政治学研究一直存在“美国例外论”的问题。所谓“美国例外论”是指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之处。

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上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领域。研究中国就要避免美国例外论的陷阱,避免相关概念的生搬硬套。实际上,中国提供了概念创新的良机。

有关中国的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大数研究方法(Large N studies)、理论模型研究、实证案例研究、概念形成(Concept Formation)以及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

 大数研究方法是主流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关系,大部分的讨论也集中于究竟是经济增长带来民主制度,还是民主制度建立带来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上。虽然大数研究方法比较常用,但并不能实际应用于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

 理论模型研究则并不特定于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对一般的政治学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一些在海外受教育的中国学者在对中国问题理论模型研究上已经做出了一些贡献,也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然而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理论研究结果往往并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实际状况。

  不同于前两种研究方法,实证案例研究则是完全基于中国特定的理论,并将理论实际应用于中国政治问题研究上,主要研究方向集中于党派之争、零碎化的威权体制以及地方法团主义等方面。这种研究方法也是目前研究中国政治问题最常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问题主要在于研究的理论框架依然来自于西方国家,讨论的重点也集中于中国的实际状况与这些标准理论结果是如何偏离的,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本质。

 概念形成的研究方法则是基于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新的概念,从而对这些中国特定新问题进行研究,例如“适应性的非正式制度”这一概念的提出就体现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同:在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进程中,新兴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与封建王权进行斗争,是推进民主的重要力量。而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运用“适应性的非正式制度”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中国的企业家并不是依靠民主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民主诉求水平不高。此外,“合法抗争”、“权力主义的思维定式”、“协商式威权主义治理”都是根据中国特殊现象所提出来的新概念,但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的数量还比较少。

如果希望更加具体地讨论更加深层次的中国现实问题,比较政治研究才是最需要的方法,但这种研究目前仍停留在学科起步和草创的阶段,研究的数量还非常少,通常将研究重点放在其他国家。主要的原因在于,对于非汉语母语者来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学习中文,对于非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来说,中国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例,不清楚从哪一个问题入手。但是用比较政治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是非常有前景也是非常必要的。

(苏丹整理,唐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