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中国模式 激辩发展方向“CCER论坛: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成功举办

发布日期:2010-03-22 02:12:3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畅谈中国模式 激辩发展方向“CCER论坛: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成功举办1

 


 

 

    3月18日晚,首届“CCER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论坛上发表题为《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的演讲,并与几位论坛评论人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长远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探讨。
    当晚的论坛由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家祥教授主持,他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了CCER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创立之始的三个追求,即规范化、本土化和国际化,并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经济学问题已经过时,因此在CCER基础上成立的北大国际发展研究院肩负着搭建不同学科学者交流合作平台的重任,这也是CCER论坛得以举办的重要背景。然后朱教授简要介绍了参加今晚论坛的主讲人和评论人,分别是经济中心主任姚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独立学者秋风先生,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副所长。
    接下来姚洋教授登台演讲,他首先提到中国模式的问题之所以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关注,主要是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奇迹很难用既定的经济理论加以解释。国际社会看待中国增长问题,主要是遵循两类理论体系,一类是“华盛顿共识”,以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为主题,另一类称为“北京共识”,主要包含平等增长、独立自主和创新等要素。金融危机之后,这两种共识有加剧对立的趋势,姚洋教授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基于这些思考,姚洋认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确实存在一些可以总结的经验,或许可以用“中国模式”来概括。这些经验主要包括四个要素,一是社会平等,二是贤能体制,三是制度有效性先于制度纯洁性,第四点是中性政府。社会平等意味着避免社会被人为分层,通过革命或是制度设计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享有共同效益。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强化了社会平等,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人力资本。贤能体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例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姚洋认为现今中共干部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贤能体制。这种体制的优点在于一方面能够驯服民主的民粹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保持了政府德性,对领导人有约束作用。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纯洁性,指的是在评价一个制度好坏时,正确有效的激励机制(个体追求与社会追求一致)比起最优标准要求更为重要。而中性政府是指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成为中性政府,主要是由中共加强自主性,政府去政治化,以及经济增长成为合法性来源等因素决定的。
    姚洋教授也承认“中国模式”里存在一些负面的东西,首先,贤能体制有威权的一面,其次,过分的务实主义导致原则的丧失,例如部分地方以城建名义没收农民的土地,但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写在宪法里,这无异于忽视既定的原则。此外,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增加投资,实际上压缩了居民消费的增长空间,加重了经济结构失衡。最后,过分集中的政府权力侵害了民众权利,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实际上转化为集团公司,很容易与地方利益集团结盟,从而忽视民众改善福利的要求。
    演讲末尾,姚洋教授以“巴西奇迹”最终破灭为例,警告中国有可能步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但是他也提出了民众参与政治这一重要的应对方式,其好处有以下几点,一是能够降低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重,二是有利于建立公共财政型政府,三是便于化解社会矛盾,四是为政府减压。最后,姚洋认为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值得向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推介,而中国的经验也应该向世界主流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发出挑战。
    姚洋教授演讲结束后是四位论坛评论人的评论时间。首先,秋风就姚洋提出的中国模式等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能够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至于中国的“中性政府”,实质上指的是革命性政府,尽管不长期偏向任何集团,却只关心自己的革命目标。秋风还指出中国目前的制度是由两种力量进行支持的,一种是建国后前三十年遗留的制度,属于向下拉的落后力量,另一种是后三十年新发展的市场、私营企业、公民社会等力量,它们提升着中国。中国未来走向如何,关键要看这两种力量在博弈当中孰强孰弱。
    接下来王小鲁在评论中认为“中国模式”的说法不够确切,中国发展道路似乎更为合理。发展模式给人印象是成形的制度框架,然后根据这一框架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反观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表现,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方向不够明确的状态。另外,中国的发展步骤和具体经济措施也并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可,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改革进程。王小鲁还拿俄罗斯与中国进行了对比,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休克疗法”,结果陷入了长期的衰退;中国的优势在于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环境选择发展道路,而至于追求社会平等、民主则是人类共通的,也是中国未来努力的方向。周其仁教授则对共识这一概念提出了思考,他认为共识有一个程度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全社会的意见都能一致。共识在何处形成,或是由谁提出并不重要,关键是共识里总结的东西能否检验为有效。至于中国经验能否增加对一般增长规律的认知,周教授指出这仍然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最后发表评论的是陈平教授。他在姚洋的中国模式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西方逐渐衰落,西方民主制虽然使科学先进资源有优势,但是制度本身不能采取改革措施,没有中国改革有序。当代的实验证明了西方启蒙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法制的局限,所谓的民主其实是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操纵。而中国的平等化资源消除了进入壁垒,比其它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增长的社会基础。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优于西方的天主教体制,中国地方领导并没有绝对权威,而是遵循高度竞争的决策。此外,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实质上是为了占领世界技术最高点,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陈平认为中国要用新的世界观全球战略带动国内改革,而不是内向型的中国修炼方法应对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
    评论结束后,姚洋教授简要地就四位评论人的问题做出回应。他赞同王小鲁关于中国道路的提法,也表示周教授提出的是否存在中性政府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对于秋风的中性政府导致意外经济增长的观点,姚洋教授表示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中性政府并不等同于仁慈的政府,即使批评中国政府是坐寇政府,比起秋风提出的流寇还是要好一些。对于陈平教授的观点,姚洋认为西方是否衰落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因为中国飞速赶超西方并不等同于西方就此衰败,及时西方在经济方面被中国赶超,也很难证明西方在过去五百年实践创立的民主自由观念也衰落了。
    论坛的最后环节,姚洋与几位评论人耐心地回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大家的提问十分踊跃,现场气氛也很热烈。几位评论人的精彩言论博得了阵阵掌声。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自1994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2008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内设机构,主要集中精力组织学术、科研活动。目前,姚洋教授任中心主任,朱家祥、赵耀辉任中心副主任。CCER将秉持一贯的风格,致力于学术与科研,为推进经济学科建设,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本次CCER论坛的举办,得到了社会各界以及在校师生的大力支持和关注。预计下一期CCER论坛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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