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系列简报之二

发布日期:2016-04-11 09:22:1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系列简报之二

简报2016年第006期(总第1249期)

 

背景介绍:2016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于3月20日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办方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我们将分三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本期简报报告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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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依靠内需可以实现增长目标

对于今年的全国两会,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因为两会的决定不仅对中国十分重要,对世界也十分重要。会上大家关注度的焦点问题有很多,但是我收到最多的还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态势的问题。这关系着中国能否在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若能,这将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增长引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每年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世界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还没有完全摆脱困境、实现复苏。欧盟的经济增长率在1%左右,日本经济去年负增长,而美国虽然状况要好一点,但是也没有能够达到年初制定的3%的增长目标。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之后的增长态势好于发达国家,但是在最近的一两年也不乐观。如果中国经济增长也停下来,受到影响的不仅是中国,还包括全世界。因此,去年下半年中国股市的震荡撼动了全世界的股市,而中国汇率市场的一个正常的调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错误解读和一系列的过度反应。

中国“十三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从2016年到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政府工作报告对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期是6.5%到7%。这相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平均9.7%的增长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

对于这样一个增长目标是否能够顺利达成,还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到2015年连续下滑,2016年前两个月的数据显示情况仍旧没有改善。特别是在国外,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经济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造成的。体制方面如国有企业占比过高,机制方面市场如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增长模式方面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拉动,消费的比重过低。这些问题需要十分长的时间来解决,而且在此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着社会的不稳定。在他们看来,经济增长模式不改变就不可持续,如果改变就有可能使各种矛盾提前爆发而崩溃。因此,国外很多人唱衰中国。

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开始的放缓不是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实际上,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在同样的期间,与我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经济增速下滑,而且幅度比中国还大,比如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等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他高收入经济体近几年的经济表现也能够证明我的观点。比如新加坡、台湾和韩国等地在2010年之后经济增速也都出现了持续的下滑,而且幅度比我们大。这些高收入经济体并没有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因此,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是由于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出口、投资和消费三个方面决定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发达经济体家庭消费过多,本来就需要降低。危机爆发后失业率高企,家庭收入增长缓慢,这进一步导致了消费水平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发达经济体出口的减少并不是我们特有的独特问题,而是出口比重大的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

从投资来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支持投资。几年之后,原来的项目已经建成了,如果没有同样多的新项目,那么投资增长就会降下来。这在我国很明显,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从消费来看,中国的就业情况较好,家庭收入增长比较快,所以消费情况还比较乐观。比如去年经济增长6.9%,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4%,消费增长8%左右,都高于经济增速。其他经济体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没有我们快,经济下滑的幅度也就比我国严重。

总之,自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不能说没有经济结构的问题,也不能说没有体制、机制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是一定存在的。但是经济增速下滑最重要的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

与我们相比,发达经济体爆发危机并长时间不能复苏是因为其结构性问题。要解决它们的结构性问题,核心是需要降低工资,降低福利,减少政府赤字和去杠杆。在增长缓慢,失业率已经高企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这些结构性改革不容易推行,发达国家有可能陷入长期的增长疲软。

中国未来要达到6.5%的经济增长目标,依靠出口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要依靠内需。内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二是消费。其中消费十分重要,但是消费的前提是家庭收入不断增长,而家庭收入增长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些都要依靠投资的支持。

我所讲的投资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应用。中国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瓶颈,城镇化还需要提高,这是中国经济的短板,也是很好的投资机会。从长期看,基础建设、城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能够提升生产能力、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生活环境。

如果投资增加,就业就会增加。“十三五”规划提出在未来五年增加6400万人的就业,如果能够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是有办法创造出足够的就业的。这样的话,家庭收入会增加,消费也会增加。有了投资和消费的共同增长,即使缺少外部需求的支撑,“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每年6.5%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一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

 

周汉民:对于上海城市转型与供给侧改革的心得体会

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激励下,上海开始制定迈向2000年的战略目标,并于当年提出了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目标,然后在1998年又提出了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2012年上海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2013年9月设立了国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2014年习总书记号召上海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由此可见,上海一直都在转型当中。从时间点上看,这些目标都需要在五年之后即2020年基本完成。

十一年前我主持了上海世博会报告的编写和提交工作。报告提出,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五大目标,分别是以人为本、科技创新、文化多元、合作共赢和面向未来。这份报告在2005年由国际展览局正式通过,成为其成立70余年来首次一次性通过的注册报告。当年所提出的五大目标,与其说是上海世博会的目标,不如说是上海市城市转型的目标。

上海市城市转型不是一场跳跃式的革命,而是一场渐进式的转型。转型的第一个目标是以人为本,“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坚守的六大原则中第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原则。第二个目标科技创新,始终是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走向未来的动力。第三个目标文化多元也一直是这座城市最生动的写照。至于合作共赢,毋庸赘述,自2013年9月开始设立到今天,已经两岁半的自贸区的发展目标就是凝心聚力、共襄盛举。对于第五个目标,面向未来,到2020年中国的GDP和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就是说到时候GDP要到93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按照2015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会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对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这两个目标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时,我们还有还有7000万同胞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有592个贫困县需要在5年之内全部摘帽,有1600万重伤致残人士需要救助。所以,面向未来,我们既憧憬光辉的前程,又深知道路的艰巨和曲折。上海这座城市,既有“4+1+1”的转型目标,同时还要承担国家的部分责任。

对于上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制度创新。供给侧改革当中,现在还相当缺乏的是制度创新的内容。上海最近三年率先承担国家的五大体制改革任务,为国家进行尝试、探索和实验。它们的目的不是成为盆景,而是成为能够在全国复制和推广的苗圃。我们的供给侧改革首先要在体制改革上面做文章,关键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自贸区建设就是很好的例子。六个月之后,自贸区就已经成立三年了。最需要进行的总结是体制、机制和法制的创新,比如负面清单管理,不断扩大开放领域,坚持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等等。

第二个建议是我们要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多做文章。上个月,举世瞩目的“人机大战”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上海要建立享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要努力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所突破,在生命科学上有所探索。

第三个建议是我们要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我们要重视人力资本的培育,重视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的发展,同样我们应该十分重视的是如何发挥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弘扬企业家精神今年首次写入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只是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内容,在简政放权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很长的路要走。

 

(唐杰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