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故事】(硕)1996级校友张居衍:1996年的CCER

发布日期:2014-05-04 17:11:1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居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校友,1996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获得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

 
    90年代初的北京有些憋闷。而圈在海淀双榆树旁的人民大学更像个闷罐。校园的夜晚偶尔有人吼吼黑豹,有点进取心的同学大都认真学习、考好成绩,再用心的同学还会积极与辅导员和管分配的系党委副书记沟通,找学生党员干部汇报思想。毕业后的去向,对从祖国的角落里来到北京读书的同学还是很重要的,有留京名额的竞争,有按照成绩排序的单位推荐。
 
    我不喜欢自己专业的课,只好跑去旁听与今后就业没有好处的课,像清史所的专题课,还有一般系统论选修课,讲什么耗散结构和协同学的。这些课的成绩不计入最后的学分绩。到了大三,我早知道不能指望留京工作。那就试试考研?
 
    到北大玩过,那时从蔡元培像往北,就觉得很荒凉,心里不禁一喜,这么好的地方,可适合谈恋爱。经院是个对口的选择,跑去要招生简章时却意外看到刚成立不久的一个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简介。一页粉红色的A4纸印着教师情况介绍,全是国外博士毕业,一堆头衔。后来又在校园看到有人背着黑包,印着“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带着logo的,说是成立庆典时派送的。这气势,与国内校园的气氛全不沾边。那,我就报考?与女朋友商量:我们都考北大研究生,但不要窝在一起,她报正统的经院,我就冒险报考这个新成立的中心?
 
    那时中心的办公室在图书馆前的老地学楼。一楼的三间办公室,三四个人挤一间。没有自己的学生,中心的老师便给经院的学生开课。我要到课表,有张维迎的微观,张帆的宏观,还有易纲的货币银行学,便每周从人大骑车穿过中关村到北大上课。
 
    张维迎给经院的博士生开课,在三教。张维迎喜欢提问,第一次课便质问经济学研究什么。有一次让证明一个人的两条无差异曲线为何不能相交,博士生可能因为岁数大点比较矜持,我这小本科可不客气,上台用效用比较的传递性,还用了反证法。那时候每周上完课,博士们会邀请张维迎一起吃饭聊天,他便把我也捎上。张帆老师的宏观课很管用,考研时的题目与课上的作业题出入不大。易纲的课在一教,教室不小,一次课上却只有5个学生,他便坐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聊着讲MM定理。
 
    每周跑北大听课挺值得,考研的时候很轻松。邢惠清在三教监考我们,我做完题还看着她笑。后来她告诉我,张维迎还专门跑到办公室去问我考研的结果。同班的戴勇来自复旦,没跑北大上过课,但他的专业课成绩却比我高。不过我总分排了第一,这下子不用操心本科分配和留京名额了,便找易纲老师问能不能帮忙干点事。易纲当时是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他不仅忙着出版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学教材,还准备创办中心的双学位。当时可能好些老师的家属在美国,那时候国际联系不容易,别说微信或是Skype,电话卡都没有,大家便到办公室打国际长途。国际电话收费贵,易纲管理挺用心,在墙上贴了封信,比较美国经济系里的电话开销和中心最近的电话开支。易纲给了我一篇樊刚的文章,讲国有企业三角债的,说可以写文章解释三角债起源。我便用维迎微观课上新学的博弈论,简单的矩阵就想说明三角债的囚徒困境。我用这文章作为人大的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时,记得那三位心不在焉的老师听完后才问我,你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刚上北大可开心了。那时候三角地还在,旁边的食堂周末都开舞会,但我们中心的第一届12个学生却忙着上课听讲座。那学期张维迎主持中心的讲座。在电教的一楼,许小年来讲中国的股市,说这股市该掉到几点才合理。讲座完张维迎给评论,直接说你这研究还不成熟。我们张着嘴,听呆了,从来没见过这么直接不客气的,而许小年却连声道是。大家都觉得过瘾,之后讲座便都学着不客气。威斯康星大学的经济史老教授赵冈来讲中国的土地问题,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电教的窗户正对西面。讲座开始不久,易纲开始打瞌睡,我们当学生的看着新鲜:老师怎么能睡着呢。便与赵冈教授提问,说中国明朝末期土地兼并严重,才引起农民起义。这完全是革命史教育出来的知识。赵老师很不客气的指出,这是历史知识的缺乏,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形。同学们哈哈大笑,打瞌睡的老师们这才醒来。因为第一届的缘故,我们与老师们很亲近。我们组织了个周一座谈,在我们男生宿舍里,坐在床沿聊天,每周请一位老师。还拟了个提纲,取名“漫得”,借Monday的谐音,那时还是手写的年代,但中心的复印机我们可以随便用,我还留着个提纲的复印件。前后来了三个老师,张维迎,易纲,宋国青。张维迎很确定地建议我们别学什么二外,好好学好英语就好。而易纲和宋国青,和蔼可亲,学生都愿意选他俩当导师。
 
    张维迎负责讲座,他招待来中心访问的杨小凯,让我每天早上到勺园带小凯去电教上课。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去听课,连上三天,之后在勺园还有一次座谈。小凯讲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组织理论,抨击新古典经济学就像地心说,而他的理论犹如日心说,我们听得又激奋又有点不安。之后在他客房里与我们讲经济学研究的几个层次,讲纯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研究空间,还邀请我们去他那里读书。上了微观宏观课程,过了初期的新鲜和兴奋,我们都觉得经济学理论有些不实用。小凯的挑战精神让我们觉得好奇。戴勇还私下里和我说,要是去澳洲当小凯的学生也挺好的,就怕中心不让。
 
    维迎继续教我们微观,还让我当助教。他的课在老地学楼边的小阶梯教室,每次都座无虚席,挤满好些后来的经济学届新秀潮人。他课上会评论当时《经济研究》上的文章,讲某个图表曲线说明作者的重大经济学常识的缺乏。而他发在《经济研究》的文章,一大堆的数学公式、不等式,讲企业家的理论。那时候《经济研究》都找中心的老师约稿,满篇的数学公式我们也不懂,就觉得新潮过瘾,比讲空洞理论爽快。张维迎在北大的名气从微观课开始的。他教完这学期便去香港访问,离开前还给班上三个考的最好的同学写了三张的贺卡表示祝贺。没想到等他再回来,却要离开中心去光华管院。那时觉得管院是经院分出来的,不怎么好。张维迎正式离开前在中心给了一次讲座。那时候中心已经搬到朗润园的致福轩。他讲座的内容是与香港城市大学栗树和合写的讲企业空间分布的文章,讲距离的优化配置。但我们觉得没太有意思,也不大理解他干嘛要走。他后来与林毅夫有个关于国企改革的辩论,讨论产权和市场哪个优先,那是那一年经济学界的热闹事,大家各有立场,成都的经济学消息报那时候很有影响力,连篇报道不同观点,经济中心的影响也逐步在国内传开来。
 
    我们不喜欢那时的计量课。台湾来的陈超尘教授给我们每人一本他写的厚厚的黄皮的计量经济学教程,本来说要卖给我们,但我们都不想交钱。他是康奈尔毕业,与李登辉同学,课上讲过不少恋爱的事。但我们很认真地上周其仁的“经济史和组织”的课还有林毅夫的中国经济学专题。周其仁的课有一份很详细的阅读提纲,每周的阅读量很大,基本完成不了。那时候读英文文章可不行。幸亏他不要求每人都阅读,而是每周有人主讲,其他人讨论。便从华北农村的底层经济结构讲起,家庭、宗族,日本满铁的调查资料,讲到英国的个人主义的起源,企业的产生,再到布劳代尓的形形色色的交易,最后是各种高级的资本主义形式。他的课,没有先入为主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各层次的图景,这对刚学完微观,为各种福利经济学公理证明摇头晃脑的我们,是个强烈的冲击。经济学研究什么?模型?数学?还是真实世界的这么多没经历过的经济现象,农民、行商、交易所、资本家和形形色色的交易?其仁还把汪丁丁请来课堂上,讲海耶克的自发演化。讨论了一节课,最后也没个结论,只是说丁丁写的那篇经济研究上关于知识的文章很重要。
 
    周其仁的课打乱了教科书里的优化模型,更让我们觉得数学模型与现实的脱离。好些经济现象就是存在,认识它们已经不易,更何况去解释。本来开始我们很得意可以用效用函数模型嘲笑教条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仿佛就此进入科学规范的殿堂,但经济史的课却让这个幻觉迅速沉淀。之后很久,一直尝试理解理论与现实的跳跃,不断质疑研究的动力和兴趣。这个过程很痛苦。
 
    林毅夫的课却很自信地传达理论解释现象的能力。他从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的理论结论出发,说明赶超战略的错误,由此重新阐述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错误配置带来的发展滞后。他还用退出权力的缺失解释人民公社生产效率的低下。他还用创新实验试错的不同概率分布来解释李约瑟之谜,就是曾经强盛的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模型不复杂,解释的问题很重大,林老师最得意这篇研究。这样的课逻辑性要求很强,课上的笔记经常是一层层的线条关系图。林老师上课很严肃,大家有好多疑点,不论是逻辑线条还是假设前提,或者是实际发生的过程,比如比较优势的选择主体是谁,产业发展的技术进步过程如何实现?因为林老师对技术进步只是讲到借用先进国家或者盗取得了,而内生的产业选择和演进躲不了技术的内生进步。有一次,阎伟大胆提出个挑战,林老师大声地说stupid。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词的份量,但大家还是吓了一跳。林老师将他四年在芝加哥的经济学学习的精髓总结为两个效应,收入作用和替代效用,说所有的微观离不开这两个关系。他还让我们阅读弗里德曼关于理论前提与理论预测作用关系的方法论文章,强调理论预测对理论检验的重要性,而理论假设本身与具体现实图景的关联不被重视。碰巧,周其仁的课也讨论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但是是与科斯对黑板经济学的批评和前提假设必须与真实世界相关的描述放在一起比较。预测结果对理论的检验标准大家没有异议,但前提假设的真实性,则对经济学家的现实关注能力提出挑战。
 
    经济现实的复杂关系与理论研究的简化要求,这个对自己研究结果动机和解释力的困惑和矛盾,贯穿了我们之后的整个研究过程,有时会强烈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动力。但经济现实的复杂魅力,却在我们课程结束后的那个夏季得到强化。周其仁在中心走廊的墙上贴了助研广告,三个项目:山西治黄工程,劳动部的劳动力市场调查,以及上海国企改制调查。报酬是每月一千,外加合同外的500买书报销。我与戴勇报了国企调查项目。上海的纺织工业正是大下岗大调整的时候,企业的改制创新经验,周老师如获至宝,每天马不停蹄地调研提问,晚上回酒店赶紧记录整理。我们俩对周其仁的工作热情目瞪口呆。随后我们又去苏南调研苏南模式,但97年的苏南模式早已经瓦解,私有化安排纷繁多陈,当地还遮遮掩掩,其仁却紧追不舍。我们随后又转战山东,调研淄博市的地方股票柜台交易系统,企业改制与股份交易结合的地方实验,绝无仅有。那次来了个风暴,第二天一早其仁要赶到山西,我俩则回北京。叫了辆小面包,早上6点出发。风暴还没过去,小面包开起来摇摇摆摆,司机有点犯瞌睡。其仁在高速路上叫停他,晾了他自己多年的驾照,开着面包车,风雨里一路进了济南的机场。飞北京的飞机停运,等他到了太原,我们还在山东的机场等着。
 
    夏天结束,回到朗润园的中心,我们开始准备心情发愁毕业的出路。我们开始考托考G,找导师。茫茫然很兴奋,却不知道扎实地干什么才好。我们不再是唯一的一届学生,来了新的师弟师妹,不能再把电脑室的康柏电脑每人一台霸占着。老师们也有了很多变动。易纲去了人民银行,张维迎到管院,周其仁和宋国青花很多的时间去联办。中心有了不少的变化,我们当时也不太懂。那时候的我们,一脑子理论幻想,一肚子现实诱惑,好像很得意看到不少东西,却不知道能做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