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以萨勒的风格追问萨勒的问题—— 有感于萨勒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发布日期:2017-10-10 11:59:20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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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Richard Thaler荣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勒的风格,核心是嘲讽,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的嘲讽,当然也意味着对主流经济学的嘲讽。因此,他写的文章,在幽默之外,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批判意识,让读者觉得“刻薄”但只是嘲讽到刻薄的程度而已。萨勒的问题,根据他的自述,年轻时开始纠缠他,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如何束缚本真意义上的精神自由,以及每一个人怎样挣脱这一精神枷锁。在我借题发挥完全跑题之前,还是先推荐萨勒教授的名著(也是公认代表他的经济学思考的学术传记),《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W. W. Norton。我的朋友当中,唯一承认读完了这本书的,王烁(《财新周刊》主编)两年前已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是给任何希望读完萨勒这本书的书评佳作(读者可自己微信检索王烁这篇文章)。

英文词“嘲讽”(satire),源自拉丁文“Lanx Satura”。在拉丁文里,这一短语最初的意思是:一满盘各种各样的水果。所以,嘲讽原本意味着让营养更加丰富。当然,拉丁语作者们充分意识到古希腊喜剧作家克里斯多芬的风格开启了嘲讽之先河。至于嘲讽是否能追溯至与它同一词根的“satyr”(古希腊狄奥尼索斯崇拜仪式中的一类角色),17世纪以来,学界始终争议,我认为至今未能定论。尼采激烈批评西方人有太强烈的阿波罗(太阳神)精神从而继承了太少的酒神(核心就是狄奥尼索斯)传统。萨勒的风格,更接近酒神的。罗素(《西方哲学史》)评论古希腊的酒神崇拜,说那是对过于的理性的生活的必要平衡(解毒剂)。呵呵,对萨勒而言(我的理解),西方人的经济学,理性到了极端程度,以致必须由他这类经济学家提供苏格拉底式的解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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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七年前,本世纪初年,行为经济学家列出关于人类行为的四项基本假设:1)bounded resources(有限资源),2)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理性),3)bounded selfish(有限自私),4)boundedwill-power(有限意志力)。回溯至1970年代之前的三十年(行为经济学的初期发展),西蒙(Herbert Simon)教授因系统运用了“有限理性”假设于经济学、管理学、公共政策和人工智能领域而得到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因此,有限理性假设成为当代行为经济学最源远流长的假设。但是经济学家为有限理性建模的努力,自从鲁宾斯坦那本同名著作(《为有限理性建模》)于1997年发表以来,始终无法取得富于成果的进展。究其原因,哲学的观察其实很简单,当我们假设人类理性能力从“无限”降低至“有限”时,基于理性假设的数学模型就必须普遍适合于全部有限理性行为,从极端理性的到极端不理性的(无理性可言的)行为。于是,多年来,我相信的富于成果的思路是基于“演化理性”假设的。借助于自然选择的力量和物竞天择假设,我考察那些适应环境的经济行为并仅仅为这样的行为建构“理性选择”模型。

百年以来,演化学说被认为是最富于科学成果的假说(它本身不是科学命题),没有之一。为演化学说建模,已有许多数学努力可借鉴(参阅汪丁丁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但是,为心智与行为的共生演化建构数学模型,成功的努力极少。我认为,这里需要的是一种关于互补性的数学(参阅汪丁丁1997年和2003年期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知识互补性”文章)。等待这一数学方法,同时继续观察心智活动与外在行为之间的互动过程,这是目前行为经济学家正在做并可能继续做十年的工作。

在理解“互补性”之前,先应理解“演化理性”。不过,演化理性是过程而不再是静止的观念。对过程赋予“理性”解释,从而过程显出“合理性”,这是人的理性化能力的运用。例如“物竞天择”的过程,它的合理性在于解释了自然选择总是倾向于保存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物种而不是保存那些最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当然,在竞争不很激烈的环境里,自然选择不仅倾向于保存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物种而且并不淘汰那些不很适应环境的物种——只要它们仍可分享足够生存的资源。推而广之,如果竞争不再是生存性的,那么,许多原本不适应生存环境的物种都可能长期生存。所以,完备理性(无限理性假设)其实是演化理性在生存竞争无限激烈条件下的特例。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范畴,演化越是到了高级阶段,“动力因”越退居次要位置,取而代之的越是“目的因”。也因此,在人类社会演化的高级阶段,以精神自由为导向的各类活动(文学、艺术、思想)逐渐成为演化的“目的因”。这也意味着,在演化的高级阶段,任何过程的合理性之判据越来越倾向于符合过程之“目的”从而越来越少考虑是否有利于生存。例如,未来的乔布斯在选择苹果手机款式时,或任何一位家庭主妇在采购卧具和厨具时,审美的根据越来越成为主要因素。

对于任一过程,假如已有使它合理的目的,那么,它的存在(或不存在),依赖于它的构成要素之间关于实现目的而必须具有的互补性的强度。我最常举的例是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走,这是一套互补的规则。绿灯停、红灯走,这是另一套互补的规则。但是,红灯停、或红灯走,这是一套相互冲突的规则。逻辑不自洽,这是一套规则是否内在冲突的首要判据。但是,逻辑是静态的,而演化理性是动态的。所以,我们需要找到适用范围更广泛的判据,即以“互补性”为基础的判据。在传统社会里,娶妻、生子,这是两项互补的规则,构成人生的一段过程而且是逻辑自洽的过程。在真正公平对待“婚生子”与“非婚生子”的现代社会里,生子、娶妻,也可以互补,也构成人生的一段逻辑自洽的过程。一个人的出生在先与死亡在后,构成他的人生的逻辑自洽过程。一个人的死亡在先与出生在后,至少在无神论者的理性化考察中,不能算是逻辑自洽的过程。一幅画作由许多笔触构成,其中有一些笔触与另一些笔触就作画者意图表现的目的而言不是互补的甚至是冲突的(互替的),那么,在绘画过程中,作者可能逐渐意识到这样的冲突,并试图遮蔽、缓解、转化这样的冲突。除非作者的目的就是要表现冲突,那么,画作可能由激烈冲突的笔触构成。

未来十年的行为经济学发展,我认为,目的在于为上述全部符合演化理性的行为建构数学模型。适合与研究互补性的数学方法,我认为,最可能源于抽象代数而不是数学分析。这是因为,互补性的本质是结构(要素)互补,抽象代数(又称为“近世代数”)适合于研究结构,而数学分析仅仅适合研究“无穷小量”之间的关系。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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