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中美贸易摩擦的认识误区和正解

发布日期:2018-09-29 19:07:0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自今年3月以来,美国特朗普当局单边挑起贸易摩擦,准备对华出口美国的500亿美元产品征收25%高关税,并于7月6日正式实施。中方被迫反制美方贸易保护主义,也按“同等规模、同等比例”对美国出口中国的500亿产品征收高关税。之后,特朗普当局继续威胁要对中国扩大贸易制裁,7月24日,特朗普当局开始威胁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另外2000亿产品征收高关税,8月1日,又继续威胁准备对中国对美出口的所有产品(按美方统计口径为5100亿美元)征收25%的高关税,中美经贸摩擦不断扩大升级。两国正常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关系也面临严重考验。

应该看到,之所以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会不断升级恶化,直接原因是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当局急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所以,如何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对研判、预测未来中美贸易摩擦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全面理解中美贸易关系,我们有必要换位思考,从美方特别是特朗普当局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失衡入手,然后逐一剖析特朗普当局的认识是否合理,只有做到知己知彼,这样才能在未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中做到正确研判,提出相应对策,从而处于不败之地。本文拟从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概括描述特普朗当局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核心关键观点,并深入分析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些认识的原因和论据。第二部分则针对特朗普当局的认识,逐一剖析论证其是否合理,并提出中美经贸失衡的真正原因。

  • 特朗普当局对中美贸易失衡的理念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总额不断扩大,中美两国都从不断深化的自由贸易中获利甚多,但也出现了中美贸易中,美方持续出现贸易逆差的情形,针对不断扩大的中美贸易失衡,特朗普当局对此有四个基本的理念。第一,特朗普当局认为中美双边贸易中,贸易顺差是好事,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中美贸易失衡呢?特朗普当局认为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以及不公平的关税政策所导致的,这是第二点认识。第三,如何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呢?特朗普当局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打压中国的出口,通过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来实现。那么,解决中美经贸失衡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特朗普当局的目标是希望在今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应该长期待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中低端,而美国则应该继续保持在价值链高端中的垄断地位,既然“中国制造2025”目标是要把中国打造成全球贸易强国,那么,限制打压中国实现“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美国不断扩大贸易摩擦所要达到的深层目的,这是特朗普当局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无法赶超美国经济。

首先,特朗普当局认为美方在中美贸易失衡中利益明显受损。如图1所示,自2001年中国"入世"开始就在持续增大。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001年底的98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6年的5240亿美元,年均增速14%。中美已经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同时,中美贸易失衡也再不断扩大。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758亿美元。而按美方统计口径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更大。按美方口径计算,2017年美国从中国共进口5160亿美方,而中方仅仅从美方进口1500亿,美方逆差接近3700亿。之所以双方如此巨大,差距主要是如何衡量中方的出口。在中方的统计口径中,香港对美的出口并不包括进去,理由是香港对美的出口仅仅包含部分大陆对香港的转口贸易,而香港对美出口事实上还有其它许多东盟国家对美的装口贸易。但美方认为,计算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香港的出口也应包含在内。客观地讲,美方的这个统计口径过于简单,因为它忽略了香港“一国两制”这个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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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美双边贸易额

    不过,中美统计口径的差别并不影响中美贸易失衡占美国总逆差的口径。不管是按那一口径计算,中美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总逆差的2/3。表1也列出了中美贸易失衡中最主要的两个部门—纺织业和机械电子设备产业,以及之前遭受反倾销、反补贴(即“双反”)最多的钢铁、铝制品产业。更让特朗普当局担心的是,根据Autor-Dorn-Hanson(2013)根据对美国各个社区就业水平的估算,由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美国制造业丢失了近300万个工作岗位。简言之,特朗普所持的是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观点,即认为国际贸易中,贸易顺差是好事,贸易逆差是坏事。贸易逆差方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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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朗普当局认为,中美贸易中之所以会出现高额的双边贸易失衡,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有大量的出口补贴和中国政府征收的高关税导致的。具体地,他认为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有大量的出口补贴。特别地,正是因为中国有明确的产业政策规划,比如《中国制造2025》,所以对高科技部门特别是集成电路,以及用于制造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机器及装置存在着大量的补贴,这导致这部分产业产品生产成本比较低,从而在国际贸易中美方相应产业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第二,他认为中国的高进口关税也使得美国相应产业对华的出口大幅减少。比如中国进口汽车关税是25%的高关税,而美国的平均汽车进口关税为2.5%。第三,他指责中国对外资企业来投资,特别是美资企业的投资有严格的25%的最高控股比例限制,第四,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甚至专门让国有企业并购美方企业并“剽窃”其高科技技术。

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特朗普当局强调必须对美国从华进口的产品征收高关税,以平衡中美贸易失衡。这样,可以使得美国长期保持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垄断产品的“微笑曲线”的两端,而希望让中国长期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产品微笑曲线的中段低谷。

事实上,以上四点认识构成了特朗普当局对当今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认识,并据此作为出发点制定相应政策。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当局的前面三个核心观点,只是特朗普政府及其少数核心支持者的认识,由于其背离了基本事实也违反了经济学原理,大多数欧美经济学家都是明确反对的,但最后一个核心理念,即让中国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美国长期在价值链高端处于垄断地位,这个理念不仅仅是特朗普当局才持有的理念,也得到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的认同,正如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认真辨析,以求去伪存真。

二、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损害美国经济

诚然,自中国与2001年加入WTO后,中美经贸失衡不断扩大,但应当看到,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损害美国经济,相反,如果美国政府当局政策应用得当,还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不断扩大的出口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价优物美”的产品,由于中国制造业是全产业链覆盖,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约占32%,中间品约占27%,资本品约占41%。如美国对华产品征收高关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会显著减低,由于美国不得不从其他替代国进口,这样会显著提升美国国内的物价。相关的研究表明大概会提升美国国内5%的物价。

第二,退一步来看,美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并不一定能创造更多的进口。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从中国进口一件衬衣10美元,如从越南进口12美元,美国自己生产13美元。因为中国产品价格最低,产品有鲜明的比较优势,这样美国自然从中国进口,所以特朗普当局诟病中国抢了美国的工作。但如果美国对中国征税25%,从中国进口的衬衣到岸价是12.5美元,高于从越南进口的12美元,所以美国会改从越南进口。但这样美国依然没法自己来生产产品。所以,美国无法通过征收高关税来增加就业,充其量只不过是降低了中国的出口。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把从中美双边贸易获得的贸易顺差又重新投资到美国去。归根到底,美国贸易逆差是由于中国把产品卖到美国而导致的。但中国拿到美元后必然会到国外投资。作为回报最为稳定的产品,中国把大部分外汇储备拿去购买美国国债。具体地,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大陆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占美国总债比例已到达5%以上,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甚至一度达到8%以上。同时,中国大陆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占该年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各年均达到35%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是在借钱给美国,美国在用中国的资金来发展本国经济。所以,美国事实上得到了双重好处,既享受了中国的产品,还从中国借到钱来发展本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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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大陆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金额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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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nstra et al. (2015).

  • 3:中国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比较(1998-2014)

对于劳力密集型产品而言,中国之所以有贸易顺差,是因为中国的劳工成本仅为750美元,美国则约4200美元,是中国的5倍多。但是,正如图3所示的,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美国的45%(Feenstra et al., 2015)。换言之,对于劳力密集型产品,中国的生产方式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使得中国在劳力密集型产品方面出现大量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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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的加工贸易

对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大量的贸易顺差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必然结果。美国处在产业链的上游,美、韩、日等国大量向中国出口零部件、核心产品的中间品。中国把中间品加工成最终产品后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地。所以,尽管中国贸易顺差巨大,但是贸易所得很小。以iPhone4为例,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成品价格是179美元。但是中国在这179美元中所得到的附加值只有6.5美元,另外172.5美元全是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的出口。

所以,从对劳力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分析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必然结果,也跟中美两国的贫富差距紧密相关,并非中国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而造成的。事实上,即使中美两国没有实施任何策略性贸易政策,中美贸易失衡还会长期依然存在,即不仅过去二十年有,特朗普时代有,在后特朗普时代也依然会有。

下面,我们逐一剖析特朗普当局通常会用的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四个借口,第一,特朗普美国当局认为中美贸易失衡是因为中国对美国进口品征收关税较高,比如在汽车方面,中国对原产自美国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而美国对中国汽车只征2.5%的关税。

事实上,尽管数据没错,但这种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理由如下。第一,中国在今年7月1日前对美国出口汽车征收25%关税是在2001年加入WTO时明确规定的,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中国是在按WTO规则办事。按照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征收较高关税。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约9400美元,未达一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并没有到达发达国家水平。当然,如果以后中国得以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那么中国的关税也应该相应地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倘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不满意,可以向WTO争端解决委员会投诉,而没有权利违反WTO规定、单向提高关税。第三,就汽车关税而言,中国的汽车关税并不高于发展中国家汽车关税的平均水平,而美国汽车关税在发达国家集团中也并不算低。比如,日本的进口汽车关税就已经是零关税了。第四,汽车关税只是中美间关税差距的极端例子。实际上,如图5所示,中国对6000多种进口产品的平均关税是7.8%,美国的平均关税则是3%。两国间平均关税的差距并没有特朗普当局渲染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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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5: 中国简单进口关税(1992-2016)

   特朗普当局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第二个借口是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有大量的出口补贴。特朗普的这个指责主要是认为中国对未来准备发展的关键制造业产业存在产业补贴。这种看法明显是错误的。第一,WTO并没有禁止成员国不可以进行产业补贴。相反,对一些产业特别是绿色产业进行补贴还是加以鼓励的。WTO强调的是各国如进行产业补贴,必须做到公开透明。而这一点,中国无疑是无可厚非的。中国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财务报表都公开汇报企业从国家得到的补贴金额。反过来看,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美国的产业补贴力度比起中国而言好不逊色。第二,如果美国的指责是针对出口补贴而言,那么美国更是经常采用出口补贴等非关税壁垒政策来保护本国的产业了。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中,美国就直接对日本出口美国的摩托车征收高关税,以保护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哈雷(Harley)公司。还有,美国一直到现在都对白糖进行严格的进口配额,以保护本国的产糖产业。还有,日前特朗普当局为应对中国政府为美国大豆的反制高关税,出台了120亿的农产品补贴。

   特朗普当局指责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第三个借口是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特别是对美资企业有25%上限的控股投资限制。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首先看到中国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欢迎的。2015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已经达到1350亿美元。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前35年中,外商在华投资一直是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具体地,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可以享受“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即投资前两年免交利税,后三年减半,只需交17%的利税。第三,关于控股投资限制,这主要是与“渐进式改革”相匹配的。而且这一投资限制并非是只针对美国的。

   反过来看,美国对中国在美的投资则是不时加以粗暴行政干预,动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不准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美方通常的借口是中国企业以“并购”的方式获得被并购企业的技术。然而,在国际投资中,以“并购”的方式获得另一公司的先进技术是并购目标的应有之义,因为企业家并不是慈善家,企业进行并购的目的是实现其最大化利润的一种方式,通过并购取得对方的先进技术、资本品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我们不排除在真正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敏感行业各国有所保留。但前提是中国企业的收购会真正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两年前一家中国企业并购加州的一家销售猪肉企业,美方居然也以“国家安全”为由加以拒绝,就是更另人啼笑皆非了。还有,美方长期不准中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企业,日前更是变本加厉的规定,如果中方收购方含有中共党委机构的话,则一律不给批准,非常明显,这已不是经济之争,而是上升到政体方式之争了。哪怕这样,退一步来看,许多民营企业也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收购被阻。比如,去年三一重工收购美国企业失败就是又一显例,因为三一重工并不是国有企业,而是一家民营企业。

最后,特朗普当局指责中国存在大量剽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其实这也是有认识误区的。诚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完善程度是不如美国,的确在不少领域也是需要不断加强的。但应当客观地认识到下面两点。第一,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是跟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挂钩的。高收入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会比较完善,而中低收入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则有待完善。比如一本《经济学原理》的美国教材,在美国售价为100美元左右,但内容包装一模一样的书,如果盖上一个“Not Sold in the US or Canada”(即:不得在美加销售),在香港地区则只卖到200港币左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卖家意识到亚太地区收入比美加地区低,他们需要“因市定价”。第二,应该客观的认识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对于20年前即中国加入WTO之前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的,相对于同等收入国家而言,中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是可圈可点的。

四、中国产品附加值提升是经济发展必然结果

如前分析,特朗普当局发动大规模贸易冲突的目标是希望让美国长期保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最高端,而中国则长期呆在贸易价值链的中低端。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标准的霸权主义思想在过怪。

首先,从历史纵向比较来看,美国并不是长期待在贸易价值链高端的。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成为全国最大工业国家。但哪怕如此,美国经济一枝独秀、美元成为全球最重要货币、制造业附加值爬升到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也是必须等到二战后才逐步实现的。换言之,美国工业产品附加值的爬升也非一蹴而就,并不是一开始就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的。那么,如果这样,美国又有什么理由限制中国和其他国家逐步实现产品特别是出口品价值链的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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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劳工成本比较

另外,如果中国也从贸易价值链的低端爬到中高端,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就会无利可图?答案是否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的扩大会降低每个出口产品的固定成本,因而厂商就有动机多生产,从而实现了企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即1+1>2。

其次,中国也没有办法长期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是全球工业产品的“世界工厂”,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劳工成本相对于美欧日等先进经济体来说比较便宜。但如果与东南亚各国比较的话,中国的劳工成本并没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如图6所示,无论是以制造业工人为代表的蓝领工人还是以制造业经理为代表的白领工人,中国的劳力成本在东南亚各国中都已经处在中高水平了。今天中国之所以还能出口大量的劳力密集型产品到欧美各国,主要是因为劳工成本比中国低的东南亚各国它们的出口规模比较小,无力占据欧美巨大的消费市场,而并不是因为中国依然在劳力密集型产品相对这些东南亚国家有比较优势。

再次,中国也没必要长期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产品特别是出口品的质量提升是非常明显的。根据余淼杰与张睿(2017)的研究,中国出口品质量在新世纪提升明显。具体地,如图7所示,如果把加入WTO之前即2000年的中国出口品质量标准化为1的话,那么到2012年中国出口品质量已经提升到1.36,即提升了36%。从这个测算看,中国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真正实现了“价优物美”。既然中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在爬升,那么其附加值自然也就相应上升,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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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美经贸合作是化解中美贸易失衡的唯一正确途径

如前所述,特朗普认为解决中美的双边贸易必须通过对中国的出口征收高关税,以求减少贸易失衡,并同时扩大就业。这个认识更加错误。第一,倘若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势必引起中国或其他国家的贸易反制,对美国的产品也征收高关税,引发大规模的贸易摩擦。这样,一方面美国国内消费品价格升高,消费者剩余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多华出口受阻,其国内出口制造业部门出口下降,就业减少。第二,如前分析,对华产品征收高关税并无法实现其就业机会回流,充其量只不过是增加了东南亚国家的就业机会。郭美新等(2018)的研究发现如果中美贸易战真正开打,对美国的经济损失将会达到0.7%。今天美国GDP约为19亿美元,所以贸易损失约为2000亿左右,这对美国经济的负面损害并不小。

最后,我们不妨再对比一下特朗普当局和奥巴马团队在对华贸易政策的异同。奥巴马政府也力图减少中美贸易失衡,但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则更为明智。不像特朗普当局,他们并没有对中国的出口品征收高关税,相反,他们允许中国产品相对自由的出口到美国;同时,他们希望中国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所以,奥巴马从美国的角度提出“五年内出口倍增”计划。这样做的好处是中美都把经贸规模做大,把经贸“蛋糕”做大,尽管各国分到的蛋糕比例没变,但是规模提高了,两国的贸易力得自然也就做大了。而这也是中国政府所一直强调的经贸合作。因为中方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经贸合作实现中美贸易的再平衡的。

   总之,正是基于对中美贸易失衡的认识存在四个主要误区,特朗普当局才在近期一位挑起、并不断扩大中美贸易摩擦。而只有正确认识到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是由于中美两国的要素禀赋和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因此,扩大中美贸易摩擦解决不了中美贸易摩擦。相反,只有通过贸易谈判,争取贸易合作,才能最终有效合理解决中美经贸失衡。

参考文献

郭美新、陆琳、盛柳刚、余淼杰,2018,《反制中美贸易摩擦和扩大开放》,《学术月刊》,2018年6月,第32-43页。

余淼杰,2018年,《余淼杰谈中美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

余淼杰、张睿, 2017年,《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准确衡量:挑战与解决方法》,《经济学(季刊)》,第463-484页。

Dai, Mi, Madura Maitra, and Miaojie Yu, 2016, “Unexceptional Exporter Performance in China? The Role of Processing Trad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1, pp. 171-189.

Feenstra, Robert, Robert Inklaar, and Marcel Timmer, 2015,“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10), pp. 3150-3182.

Guo, Meixin, Lin Lu, Liugang Sheng, and Miaojie Yu, 2018, “The Day After Tomorrow: Evaluating the Burden of Trump’s Trade War”, Asian Economic Papers 17(1), pp. 101-120.

Yu, Miaojie, “Processing Trade, Tariffs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June), pp. 943-988.

 

 

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国家杰青。 Email:mjyu@nsd.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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