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宏调系列之五十八

有理由推测，即便选择比较常规性的逆周期宏调方案，中国也会较早走出经济增速下滑的低谷

　　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与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形势，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初快速推出“4万亿”投资十项措施。随后三个月陆续出台了振兴十大产业政策，对家电、汽车、农机提供价格补贴以鼓励消费，税制改革和税负减免等，形成规模与力度空前的一揽子刺激经济政策。

　　政策推出之际，高层又提出“四要”——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方针，使刺激政策实施更显凌厉与强势。

　　超常刺激政策在不少方面取得重要成效。首先是推动总需求更快实现“V型”回升。

　　观察宏观周期先行指标，有的在2008年11月已出现触底企稳迹象。考虑到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有利情况，有理由推测，即便不采取超常刺激，而是选择比较常规性的逆周期宏调方案，中国也会较早走出经济增速下滑的低谷。

　　不过，超常救市措施以其特有的短期信心提振和直接刺激效应，对经济增速在2009年二季度的强劲反弹产生了关键助推作用。

　　其次，有助于稳定就业形势。2008年中国总体就业形势良好，新增非农就业1280万人，农民工转移增加490万人。不过，美国金融危机和出口形势恶化在年底对沿海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

　　据不同机构估计，有几百万甚至2000万沿海农民工因出口形势恶化而提前返乡过年。出口部门就业主要受贸易伙伴国经济形势的影响，不过，国内刺激政策推动非贸易部门快速回升，对稳定就业形势也有助益。

　　再次，超常刺激带动投资、消费两个内需轮子加快转动，推动中国工业增加值、资本形成等在2009年前后第一次跃居世界第一，这些指标赶超美国的时间或许提早了两三年。

　　在美国危机与全球经济动荡环境下，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对全球经济较快复苏做出了显著贡献，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好评，彰显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

　　不过，实施超强刺激政策代价不菲。最明显是货币信贷扩张过度。刺激高潮阶段政府三个多月连发三份文件改变信贷政策配合刺激计划，执行过程出现信贷大扩张盛宴。

　　2009年信贷增速高达31.7%，超过上世纪90年代初的信贷增速，在改革35年间仅次于1984年的33.1%。2009年广义货币增速28.4%，在改革时期也很罕见。同年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为32.5%，是2002年-2012年有该统计指标年份以来，除2009年的其余九年均值的1.76倍。

　　本栏目第四十二期文章讨论过：“在货币过度扩张的通胀环境下，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上涨幅度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消费物价指数上涨滞后性较明显，该指标到2009年6月反弹并一路增长到2011年7月的6.4%。

　　资产价格飙升更引人注目。上证指数从2008年10月1816点急升到2009年7月3582点，IPO重启后受多个大盘股上市打压回落。受土地制度和建造周期制约因而供给弹性更低的房地产，承受了更大的涨价压力，刺激政策推出后不到一年半期间，官方统计全国房价均值竟飙升近50%。

　　货币信贷过度扩张难免导致高债务、高杠杆后遗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2007年底的约4.6万亿元飙升到2010年底的10.9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从2007年底的17.3%上升到2010年底的27.3%，该占比指标过去几年仍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急速推出的产业振兴计划，使此前几年持续高涨的一些行业对产能偏快扩张的调整过程戛然而止，其中既包括像钢铁、电解铝、房地产这类产业政策多年抑制的传统部门，也包括风能、光伏等政策强力支持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目前的困难有多方面原因，与刺激药方显然不无关系。

　　对市场预期影响可能更麻烦。政策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对政策意图与稳定性的预期。

　　超强刺激意味着对此前多年宏观调控取向的“U型”转变，客观上会强化市场主体广泛存在的“（救市）政策是跌出来的”预期。

　　由此对市场博弈心态的不利影响，不利于产能过剩与过高杠杆行业根据市场原则适时主动调整，并使后续政策调节面临更为复杂与棘手的局面。

　　从十年宏调史或更长时期经济政策史的视角观察，在2008年底特殊形势下出现的一揽子刺激措施具有“天然试验”性质，是认识中国开放宏观经济和政策内在规律的难得案例。无论是其积极成效经验，还是负面代价教训，都应理性分析探讨，使其发挥应有的借鉴功能。

卢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原文刊于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