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8日，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外是艳阳高照、天高气爽，彩球凌空，许多路过的师生都驻足观看一幅幅反映CCER不凡历程的照片。会场内则是高朋满座，2000多人的讲堂座无虚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正在这里举行。
　 
十年的光荣与梦想

大会第一项议程是嘉宾发言。作为东道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致辞充满感情的回顾了中心从创立到现在走过的道路，对学校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各位同事和广大学生的支持和参与由衷的表示感谢。他还继续坚持他十年前的梦想：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也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和前校长、经济中心董事会董事长吴树青教授分别发言，对中心成立十周年表示祝贺并对中心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期望。两位校长还都指出，作为第一个独立实体的研究中心，中心的成立，本身也是北大体制改革的产物。

来自香港的“致福轩之友”钱果丰在致辞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在十年内中国将有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且这个获奖者将是和经济中心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也许是梦想的预测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福特基金会代表华安德博士用流利的汉语宣读了贺词。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经济学研究的传统，比如盐铁论的观点。回顾了亲眼目睹的中心的变化之后，他真诚的期待继续参与到中心的成长中来。

兄弟院系代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教授对中心在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教育、经济政策研究、与国际学界接轨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表示钦佩。他幽默的提到，由于中国经济学年会发展太快，今年在南开举行的年会都没有合适的会场了。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在百忙中赶到会场，并最后一个致辞，期望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教育研究的中心。

在各位嘉宾发言之后，海闻教授还宣读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和教育部副部长的贺信。

紧接着举行了黄上立先生和Anheuser－Busch公司向经济中捐赠研究基金和奖学金的仪式，并颁发了2004年度中国经济研究奖学金。

六位学者对话中国经济

整个庆祝大会的高潮无疑是由六位国内顶尖学者进行的专题辩论。这六位学者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CCER兼职教授樊刚。北京大学校长助理、CCER副主任海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

参与讨论的六位经济学家都既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亲历者和积极参与者。当然他们还有共同的身份就是CCER的教授或曾经的教授。而主持人陈平教授给出的议题也是兼顾理论和经济实践：一、中国经济在未来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走势，六位学者大致都是比较乐观。但是对于这种乐观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将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就有不同的预期。

周其仁：从低要素成本到低制度成本

第一个发言的周其仁教授自称是研究小事情的，但是他提出的乃是一个大命题：“成本是在竞争当中决定的”。从这个角度进行阐释：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参与竞争，关键的问题是降低成本，而成本主要包括要素成本和把要素组织起来的制度成本。中国经济过去的最大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但是这种优势需要降低制度成本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从各种所有制的企业迅速发展，到释放农民工，都是在降低制度成本。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低的相对优势必然要下降，所以将来一段时间最重要的问题是降低制度成本。能不能有效的降低制度成本，是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张维迎：以后要靠技术进步为主

张维迎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过去机会大于挑战，将来20年挑战大于机会。他从另一个角度——效率——阐发了与周其仁类似的思想。他认为过去改革的成绩主要在于有效的配置资源，包括放开市场、废除管制、对国际市场开放，让生产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他形象的把这种方法比喻为“让有生育能力的小伙子和姑娘结合”。而今后则主要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就好比要让老人也有生育能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制度。

易刚：解决四个问题就可稳定增长

兼具学者和经济官员双重身份的易纲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四个：一是资源的挑战，必须建设节约型的经济，比如住房就不能学美国而要学日本。二是贫富差距，他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现在的讨论有夸大的嫌疑，因为我们主要的差距在于城乡差距，而在衡量中忽略了农村没有完全货币化。三是教育问题，要从精英文明转变为中产阶级的问题，最后变成覆盖大多数人的文明。第四个问题是要保持和平的外部环境。特别是避免台海战争。如果能够解决这几个问题，他预期中国经济就能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速——在本世纪前三个十年分别是7％、6％、5％。

林毅夫：高速增长面临四个陷阱

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非常乐观，他认为只要利用好我们的后发优势，中国应该有可能在维持20年、30年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有可能最慢到2030年经济的总体规模达到美国的水平，以后超过美国的水平。他更关注的是经济改革可能面临的困惑——他将其归纳为“四个陷阱”，一是“欲速则不达”，即实施赶超战略结果造成效率低下发展缓慢；而认识到存在问题而认识不到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只改革内生的扭曲而不改变根本的东西；三是“好心办坏事”，让民族主义情绪破坏发展进程；四是套用外国理论分析中国问题。

海闻：观念和制度也要全球化

作为国际经济学专家和“入世”推动者的海闻教授也是一个乐观派，他认为在未来15年中国经济还将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优势一是劳动力低廉，二是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利用国际市场缓解资源压力，三是可以继续深化改革。但是市场全球化了，人和制度也要全球化，不能“带着辫子进入现代化。”中国虽然加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是还需要在观念和制度上“全球化”，一是要警惕“均贫富”思想，我们要关注的是提高最底层那部分人的收入，而不是把富人的收入拉下来。二是要让民族主义融入世界大舞台。

樊刚：主要的挑战是经济波动　　

来自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刚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今后几十年能不能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不会被经济的波动或者经济的危机所打断。他认为，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设造成的投资过渡，而其根源是中国长期以来中央集权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对地方选民负责，更不对子孙后代负责，而中央解决经济波动的方法也只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比如把批地的权力再收回来。要在改革的过程中，使各种利益主体在机构中获得新的均衡，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

也许是被各位同仁的热情感染，主持人陈平教授也不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一是发展模式的问题，不能模仿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二是要发展创新的、多样化的教育，三是要解决腐败问题。腐败问题的实质是地方政府没有独立财政权，只靠频繁调动是不行的，必须改变原来的政府、市场二元的模式，改变成为民间、政府、市场三方整个合作的竞争，而且是制衡。

各位学者依次发言之后，就进入了精彩的自由讨论阶段，不仅各位教授你来我往，而且一些观众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总的来看，大家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三方面：

争论之一：是否要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对于易纲提出的资源挑战，林毅夫认为：当你认为有资源压力的时候，你就是把人当做资源，才会说是自然资源的压力，要把人也看作资源，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样资源问题、收入分配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樊刚从另一个角度回应易刚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就业问题，不管某个产业需要多少资源，只要有竞争优势、能解决就业，就可以生产，要为全世界生产。
易刚则回应说，资源的问题还要从价格的角度看，比如一双五十到七十美元的名牌鞋我们可能3、5美元就出口了，因为生产过程中污染都留在中国了，这些都没有算进价格。所以作为制造业中心的提法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应该对自己有一个限制，有一个最优的度，不是说不搞，也不是搞的越多越好。

张维迎的看法则是：现在价值分配的趋势是往两头走，一是自主知识产权，二是品牌，这两个占据价值分配的主要部分，所以仅仅发展制造业是不行的

争论之二：制度与产权改革

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改革，无疑是学者们关心的重点。多位学者在讨论中都提到了今年去世的著名学者杨小凯。周其仁指出，在经济中有各种力量，最难处理的是政府的强制力，如何平衡如何让其走上正轨，是制度研究的重中之重和难中之难，这点上杨小凯是有贡献的。张维迎引用杨小凯的话说，好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由于有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导致了制度上的后发劣势。我们有技术的后发优势、管理的后发优势，还要努力创造制度的后发优势。

周其仁在讨论资源问题的时候继续强调降低制度成本的重要性。他认为，从资源的角度看，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要素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只能努力降低制度成本。从制度成本的角度看，中国经济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他看好的，另一部分则是改来改去都改不好还在往里面填钱的。

张维迎在最后的陈述中又补充说，产权的本质是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任何改变游戏规则的做法都是在侵害产权。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二是要开展竞争。

争论之三：研究中国经济与理论创新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的理论创新问题，几位学者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周其仁教授认为，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足够多了，关键是怎样用理论解释现象。海闻对此补充说，我们很多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扭曲情况下的问题，比如乡镇企业很多人认为新的理论问题，而美国学者就指出这只是因为私人企业没有发展起来。
理论创新的问题也引起了观众的关注，来自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就幽默的说，如果按照其仁的说法，CCER不如改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对此林毅夫表明研究中国问题对于经济学理论是可以作出创新的，比如其本人的自生能力理论。海闻则补充说，CCER不仅研究中国问题，也研究世界问题，是“在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心”，所以对主流经济学是可以作出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