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住在黄山脚下，总认为以后有的是机会上山，结果一直没有去。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让我陪他去黄山，我才终于上去看了一次。” 　　昨天，卢锋老师用这种话来形容他历年对“两会”报告的态度，这句话同样也很好地描述了我们的状态——之前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时常接触“两会”，总以为有的是时间慢慢研读，结果年年的“两会”报告都没有好好看过。3月16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两会解读会”，终于让我有了一次全面了解国策、了解我国今后宏观经济走向的机会。
　　如果把“两会解读”比作一盘菜的话，它应该是“鸳鸯火锅”。何解？看看阵容就知道了——既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又有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姚洋、卢锋等，既有对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预测、也有对我国今后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的研究、更有最前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解读，如此丰富的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听进去，都受益匪浅。而用林毅夫教授的话说，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两会了。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更多从国际责任、环境以及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的博弈等多个角度解读了本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一五”规划。
　　他首先指出，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增长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中国需要在考虑GDP的同时考虑环保因素。
　　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增长的人口和对资源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和全球的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十一五”规划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方面，他提出了四点看法。
　　第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居住在城市地区，虽然根据城乡福利差距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是合理的，但也不能忽视把城市建设得更加适合居住。
　　第二是调整税收政策。环境税（炭税、回收税、商品使用税）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鼓励合理利用环境。“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应该采取更多的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是中国对木材等自然资源的巨大胃口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有可能导致在缺乏补救措施的情况下使生长缓慢的硬木森林退化。他建议中国要对其他国家的森林退化显得不够关注。
　　第四点，他建议中国不要给那些美国关心短期个人利益甚至于全球福利的游说家借口：他们声称，没有中国任何解决全球变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基于以上认识，他认为，中国需要在今后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而对于汇率的调整，他依然坚持，中国的汇率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他指出，　虽然美国的政治家谴责中国造成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美国每天借入20亿美元），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赤字代表宏观经济的失衡，即国内投资超过国内储蓄，而美国今天的绝贸易赤字源于国内储蓄太少，家庭的储蓄为负（从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和巨额财政赤字。中国的作为，至少在汇率方面，并不会显著影响美国的国内投资和储蓄，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为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
　　不过，斯蒂格利茨讲话中，最让在座人士关心的话题，还是他最后所谈到的“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的问题，而这正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中所遇到的一个困境。
“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共同作用使得造就的市场经济并不与全社会利益一致。”这位经济学家旗帜鲜明地指出，随着企业财富和影响力的增长，他们会通过政治过程获取更多，他们会声称要的正是对国家有利的。
　　实际上，在去年的房地产政策上，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当国家下令宏观调控给房地产市场降温时，不少房地产商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放风：强调房地产市场并未出现泡沫、房价没有虚高、宏观调控可能导致空置率高企等各种声音层出不穷。
　　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能把利益集团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那么中国就真正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在这位诺奖得主的一番精彩讲演后，“鸳鸯火锅”的国内篇开始上演了。这次，焦点集中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今年两会的重点话题。在林毅夫教授看来，作为一个长期目标，这项重大国策的资金缺口还相当大。据他测算，到2020年“新农村”建设基本完成，大概需要4万亿元，也就是说每年需投入2700亿元（指的是公共设施建设）。而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每年大约只有七百亿元。因此，他认为，需要盘活农村信贷、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向农村投资。
　　而姚洋教授指出，“新农村”建设，不应只是狭隘意义上的公共设施建设，而可以看作是社会改良，重建农村组织上的建设。“诸如卫生、养老等可以通盘考虑”，他强调，应该把农村建成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
　　如果说斯蒂格利茨、林毅夫、姚洋等经济学家给我一个看经济问题的高度，那么卢锋教授则给了我一个方法学的借鉴。
　　在解读会之前，他特地找来了历届“五年计划”的文稿，并作了一番仔细研究。结果研究发现，以前的“计划”现在改成了“规划”，而且文稿中的数字越来越少——80年代的“计划”有300多处数字，而本次“十一五”规划只有28个数字。
　　他认为，数字时代规划的数字越来越少，说明我国政府在规划上的功能发生了变化。越来越淡化数字、数量控制，这是一种进步。
　　这个“方法学”对于我们做新闻的，其实是相当有借鉴意义的。因为，做经济新闻，成天都要与各种各样的数字、信息打交道，如何区别整理这些信息、识别信息背后的奥妙，需要我们做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而掌握一些基本的方法，大有益处。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曾经做过一些尝试。去年盛大收购新浪股票期间，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关于段永基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各方也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下，我特地找来新浪持股人套现纪录，结果发现，段永基在短短几个月间，除了把他所在公司的持股抛售得所剩无几，还把自己的所有到期期权抛售一空，并且获利颇丰。基于这些数据整理，我才写成了 “新浪是段永基套现机器”一稿。
　　 我想，这只能算是一点小体会。的确，“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看问题的视角，拓宽我们看问题的广度。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让我聆听经济学家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