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区“新东方”，出国也疯狂

                                                            调研团成员  05博 张海洋

    在人们印象中，出国从来都是大学生考虑的事情。但是在老区，我们也看到一群狂热的年轻人，他们也在为出国刻苦地准备着。与大学生不同的是，他们是为了出国务工挣钱。而他们的付出，除了三至五个月的外语培训外，还有严格的体能训练和专业技能训练。

    就像北京的新东方学校一样，这里也有专业的出国培训机构。在地处大别山腹地的河南省新县，有三家负责劳务输出的公司为准备出国务工的人员培训。其中一家叫做“吉星”的公司业绩尤为突出，每年外派出国劳务人员800人以上。就在我们到达新县的当天，有20位小伙子拿到了去韩国的“offer”，还上央视晚会show了一下，让当地人MM羡慕不已。

    为避免片面地了解信息，我们分别走访了县领导、农户、务工人员和公司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对吉星公司交口称赞。因为只要去国外（多为日本和韩国）务工三年，回国后就可以带回二十万元人民币左右的积蓄，尽管其间的工作是想当辛苦的，但这不是问题，老区的群众从来都是不怕吃苦的！这样的报酬在当地是极具诱惑力的——当地平均房价只有1000元/平。准确地说，诱惑实在太大了！当地的适龄青年报名相当踊跃，其中不乏乡政府公务员、司机等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人员，甚至有的大学毕业生也加入进来。

    与新东方昂贵的培训费用不同，这里的学员在出国之前是不需要缴纳培训费用的，这部分费用由国家“阳光工程”解决。但学员出国前需要花费30000元左右，一部分购买自己出国的机票，另一部分缴纳吉星公司和外方中介的中介费。对于没有积蓄的务工人员，这并不是困难，从银行贷款是很便利的——由于以往贷款的务工人员都能及时还款，又有吉星公司出面担保，农村信用合作社很乐意贷款给出国务工人员。

    前些年出去的人陆续“海归”了，他们带回了资金，带回了技术，更带回了新的观念。这对新县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吉星公司的老总因此被誉为“活财神”！

    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在河南新县更是如此。林毅夫教授的理论告诉我们，此地应该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既然是老区，就不可避免有其闭塞的一面。资本是很难进入这片土地的，这如何发展呢！老区人民摸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走出去，到山外去，到国外去。

    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生产函数解释这种现象。生产函数由资本和劳动两个自变量，劳动获得的仅是工资。在资本进不来的情况下，劳动力走出去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在哪里不是打工？另一方面，向国外出口产品和直接出口劳动力，也是等效的。在新县不具备向国外出口商品的能力的情况下，出口劳动力同样是发挥比较优势的体现。因此，对于新县，做好出国务工就相当于引进外资。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越来越多的各级领导关注这个现象。相信新县的“打工仔”、“打工妹”会“吉星高照”，他们的新农村也会越建越好。

 

 

 

              地方官员印象——新农村调研日记

                 调研团成员  05硕 周晓乐

    进行农村调研，和当地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座谈，初步了解相关情况，是必不可少的规定动作。在和当地领导座谈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许许多多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其中有两位给我的印象很深。

    第一位是河南省信阳市的市委书记刘怀廉。见到刘书记是在我们到达新县后的第一天，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干部进行交流的座谈会过程中。当时，刚从郑州赶到新县的刘书记知道了座谈会的消息后，就直接来到了会场和我们交流。

    刘书记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坦率。一上来他就开门见山地讲了他所认为的在历史上造成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几个政策：建国初期到90年代初出于农村城市的目的而形成的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90年代开始，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对农民支付的对价不合理；现在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以及被他戏称为不平等条约的户籍制度。

    虽然他的某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比如说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过低，这是因为中国存在着庞大得近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并非政策所造成。但他单刀直入、直奔问题所在，而没有顾左右而言他，让我们觉得非常痛快。

    对于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刘书记的观点非常鲜明：依靠农业生产提高收入空间终究有限，提高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还是把农民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服务业。他对这一观点的解释，和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的城乡二元模型所讲述的故事近乎相同。刘书记在工作实践所得到的认识竟然会与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恰好相符，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刘书记还是一位学者型的关员，他对“三农问题”有自己的一套认识和理论，并且完成了数本相关著作。临走前他很热心地送了我们每人几本，回去之后一定要抽出时间拿来读一读，看看身处第一线的领导到底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的，这一定与我们这些每天坐在屋子里读书思考的人所想的不会一样。

    另外一个给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干部，是新县对外劳务合作管理局的局长李太福。以培训当地农民到国外务工，进而提高农民收入为主要内容的涉外劳务经济是新县经济的最大特色之一。李局长的工作是培训新县的出国务工人员，使他们可以满足国外用工企业的要求，然后把他们送到这些外国企业工作。通常情况喜啊，一个经过大约几个月培训的普通工人到国外工作三年，回国后能够带回大约二、三十万的收入。对于一个农民纯收入平均只有2900多元的县来说，在国外吃三年努力工作的回报是巨大的。

    李局长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在培训出国务工人员过程中，非常注重强调对学员观念上的改造。在他看来，当地经济的落后与人们的一些习惯和观念有很大的关系。而在培训的过程中，通过强化性的教育，帮助学员扭转、甚至彻底改变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陈旧的观念。习惯和观念的变化不仅仅是让这些学员能够在这三年里满足国外企业的要求、胜任在国外的工作，而当他们从国外回来，好的习惯和正确的观念已经形成，会在未来的生活中改变他们生活的轨迹。

    刘书记，一个学者型的官员；李局长，一个想法前沿的干部，他们给我的印象与我想象中的地方领导完全不同。

 

 

 

 

            涉外劳务 前景广阔——新农村调研日记

              调研团成员  05博  熊明渊

    来信阳前听到最多的就是信阳的劳务经济，甚至被称之为信阳现象。众所周知，中西部许多省份比如江西，湖南，四川等都是劳务输出大省，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冠以某某现象？信阳在发展劳务经济方面有哪些特点，这是我们到新县主要想了解的问题之一。

    从新县对外劳务合作管理局了解到新县的劳务输出开始于1984年，1994年开始向国外派出劳务（研修）人员，到2005年底，已经向国外派出劳务（研修）人员10000多人次，年输出规模在1500人以上，常年在外达3500余人，年创外汇3000万美元，外汇储备达959万美元，列全省县级第一，平均每个派出人员三年能挣到20万，这相对于在国内打工要强很多，看来新县的涉外劳务的确是为劳务经济闯出了一条新路。

    众所周知，国外工人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国内的工资水平，于是出国成了许多国人梦寐以求的事，但出国的门槛实在太高了，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非常严格的管理，怎么出去？有人选择了考托福GRE出国留学，也有人铤而走险选择了偷渡，但对大多数农民而言，两者都是不可行的，前者对学历，素质要求太高，后者是违法的太危险，所以出国成了才mission impossible 的事情，所以由于移民法的限制一方面中国人想出国打工而无门，另一方面，国外的公司本国雇不到廉价的劳动力，从经济学效率的角度讲，这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因此合法的对外劳务输出都是值得鼓励的。

    说道新县的对外劳务就不能不提吉星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即原新县劳务输出公司，和李太福董事长。吉星公司的发展见证了新县的劳务经济发展史。吉星的前身新县劳务输出公司，成立于1984年，业务发展由省内，扩展到省外，再进一步扩展到海外，由间接劳务输出到直接劳务输出，公司的发展为新县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直接增加了群众的收入，促进的经济的发展。外排劳务人员一般出去三年可以挣到20万左右，这在中西部地区是一笔很多的财富，新县的涉外劳务有力的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外出回归人员回家创业，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们从吉星公司了解到许多归国人员回国后兴办各类企业和从事农业综合开发，有500 人从事农业科技种植，1200人投资5000万从事山场开发，兴办各类企业100余家。我们也采访了五位学员，问他们挣到20万后怎么花，发现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都不满足小富即安，对未来的充满憧憬，希望能回家后干一番事业。我们认为这种劳务输出的外部性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其直接贡献也许要更大。

    董事长李太福向我们介绍企业成功的经验。第一要立足长远，树立企业良好的声望，这要求企业以诚信为本，企业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二是要加强管理，加强对派出劳务人员的培养，提高他们的素质。三，对外劳务合作最怕的就是派出人员滞留国外，公司在防止违约方面有一套成熟的经验，一是宣传教育，二是建立担保体系。外出人员必须1，要四个担保人两位亲属，两位国家公职人员。2房产担保，3，要有4万元现金担保。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很有效。；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能申请到涉外劳务指标是关键所在，目前公司利用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技术人员这一政策避开了国外的移民法的约束，得以向海外派出劳务人员。所以公司的优势在于在这个领域已经树立品牌，在争取外派指标上有优势。并且企业一直在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而且在海外设立办事机构或派驻国外代表，加强对外联系。

    这些经验是值得想开展涉外劳务的中西部地区学习的。

 

 

 

       新县教育读后感——新农村调研日记

           调研团成员  05硕  熊奕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流传了十余年的话如今正在遭受一些质疑；我们在新县经常听到的是另一句话，那就是“新县人民历来重视教育”。对教育的重视是农村里人们的共性，而这也可以解释：比如在新县农村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缺少投资机会的地方，对于一个收入不高的家庭，把每年节余的资金投入到子女教育中，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实际上是他们没有多少其他选择的选择。

    在年人均收入近三千的新县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已经没有太多问题，县教育正在向更高层级——高中和职高发展。要发展教育事业，最重要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一是硬件，即校舍、教学设备及配套设施；二是软件，即师资力量。而这两个问题，说到底都是钱的问题。

    尽管教育支出占我国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并不高，其中的一部分还投向了高等教育，在基层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比例并不低。以新县陈店乡为例，2005年全乡总财政支出380余万，其中就有169万用于支付教师工资，70万用于校舍危房改造，加上其它支出，教育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农村人口的分散居住增加了必要乡村教师的数量，这使得教师工资成为一笔不小的开支。另一方面，免除农业税后，乡财政收入每年只有30-40万，其他财政支出均依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加上之前欠下的上千万的历史负债，如果要建新学校，地方财政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幸的是，有民间力量的支持。新县的一位胡姓企业家，投资在新县建设了一所高中，三所初中及多所小学，总投资已经超过6600万，每年还有超过200万的资金捐赠给教育事业。这些学校的校舍由民资投资建立，解决硬件问题；教师则是政府编制，解决软件问题。这种“民办公有”、政府和民间力量合力办教育的模式虽并非新县所独有，在这里的运作至少也是比较成功的，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曾问起该企业家，这些投资要多久才能收回，他坦言：“利息都收不回来！”据了解，该企业家年轻时家境贫穷，受老师照顾才完成了小学与初中教育，因此事业成功之后不忘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除去个人经历的影响，在新县革命老区，人们对这种社会责任感的强调在整体上都表现得相当突出；尽管难以获得事实数据支持，我们仍感到，这种社会责任感对老区的发展的影响应当是不可估量的。

    师资方面，随着高校毕业生的增多和就业压力扩大，政府能够招聘到的师资力量也逐渐改善。去年，新县招入本科学历教师超过50人，这个数字每年都在不断上升。

    然而，总有些问题令人担忧。尽管教师学历上升，有经验的教师仍然是流出大于流入，而教育的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存在。我们遇见的那一位即将出国打工的村民告诉我们，他归国后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县城里买一套一般的房子搬进来住，不为别的，只为子女在县城能够受到更好的小学与初中教育。

    另一方面，即使有了更高学历的教育，这种教育能给人的未来前途带来多大的改变仍然是一个问题。当地人都更愿意去高中而非职高，期望能够上大学。在新县一所高中，学生每年学杂费支出约1400元，住宿费400元，生活费每年也要超过1000元，每年支出近3000元。如果没能考上大学，仍然只能出外打工；如果考上大学，也就意味着四年更多的教育支出和四年后竞争激烈的劳务市场，这些教育投资的效果有多明显，仍是一个疑问。新县涉外劳务公司的李总说，学校的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往往既没有教会学生有用的技能，也没有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和优秀的品质，更不能教会学生创新、开拓的企业家精神，学会的知识对学生的未来的帮助可能并不大。

    更深一层，教育，尤其是学校里学院式的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如何？如今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观点是人力资本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教育在人力资本的增长中能起到多大的份额呢？尽管有许多正面的例子，也仍存在菲律宾这样的教育环境优异而经济却迟迟停滞不前的例子。这仍然是一个谜。

 

 

 

        调研团成员  05硕  王雁杰

    长久以来，我都对河南信阳存在着严重的误解，认为信阳是一个处在极度贫困状态下的地区。这种错误的信念来源于建国后三年自然灾害中信阳大量人口死于饥饿的传闻，并且后来这种信念又不断被各种媒体关于“革命老区”贫困现状的报道所加强。当时很为信阳的人民鸣不平：地处大别山区的信阳市，在革命时期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怎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逐渐遗弃了呢？

    2006年7月25日临晨我们的调研团抵达河南信阳，乘着尚未散去的朦朦夜色，调研团转乘汽车赶往信阳市著名的将军县、曾经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新县。在之前的准备阶段中，我在北京间接了解到这个县政府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众多公共服务，如对外劳务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等等，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颇具代表性的对外劳务培训，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一部分家庭的收入状况。对制度经济学稍感兴趣的我自然不愿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来看看在这个案例里，政府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中扮演什么一个什么角色？

    我想，每一个如我一样对于信阳心存误解的人在进入新县时，都会对这里呈现出的状态震惊不已：由一个传闻中的贫困地区变为眼前规划整洁、商铺满街、充满着欣欣向荣氛围的城市，而且仍有大量尚在建设的商业建筑。在新县里，有很多设计非常考究的新建小区。在新县驱车游览，稍稍细心就会发现新县的商铺主要以房地产相关行业（如五金建材、室内装潢）为主，而代表居民日常消费的餐饮和其他服务业则只有较小的覆盖密度，而且这种差距非常明显。如果让市场自由发展，是不大可能有这种现象出现的，因为若经济已经发展到房屋大规模“以旧换新”的程度，那么日常消费也应早已到达较为发达的程度。结合前面当地政府提供众多公共服务的背景，我觉得这些现象都反映出当地正在经历一个由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长远来看，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是否能尽最大可能释放其成员的热情，并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领域中去。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其实有多种手段。首先，通过政府的力量可以充分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历史上，红军在新县，一边应对国民党的围剿，一边动员居民从事生产支援一系列军事行为。不仅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生产上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后来甚至在当地建成了较大规模的兵工厂。其次，是建立市场机制，利用逐利动机来调动各参与者的积极性，并利用价格作为反应供需关系的信号来使资源达到合理的配置。但真实世界中也存在诸多市场失灵的现象，导致这些市场失灵的原因有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外部性问题等，因此，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往往是政府和市场两种作用的结合。然而，实际中产生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就是说，政府应该做什么？应该把什么留给市场？

    增加农民收入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提高农民创造收入的能力。我理解的新农村运动就是通过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提高农民创造收入的能力。新县政府承担了大量社会公共品建设的投资，在短期我们无法评判这些政策的优劣，但可以发现目前这些政策已经开始逐渐生效，当地已经有不少家庭开始从中获益，例如通过免费培训去国外打工的家庭、接受政府存储技术板栗种植农等等。新县经济实力也迅速由过去的全省倒数第一攀升到现在的51名。

    新县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代表性？或者说新县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否在革命老区进行推广？走出共和国众多将军元帅的新县，在今天这样一个迅猛变革的社会中，是否能够依然凭借其卓越的表现在历史留下深刻的印迹？这些都是我们在剩下几天的活动中要面对的问题。

 

 

 

        提高农民收入的“新县之路”

         调研团成员  02博   叶敏

    7月25日清晨，我们来到了大别山调研的第一站——河南信阳市的新县。在通往新县的路上，我们的面包车陆续遇到了十多只狗，驶近的车子并未惊扰到它们；道路旁的紫薇向我们迎风招展。在这样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中我们迎来了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的新县。

    随着历时三天的行程结束，这个人口不足35万的“将军县”在新农村建设中所做的努力令我们惊叹不已。它的发展特色鲜明，在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卓有成效，这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在新县的16512平米的土地上，人口分散，战争后人口恢复缓慢，至今仍有2个乡没有恢复到战前的人口。尽管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淳朴而勇敢的新县人却迈出了坚实的路子。

    新县的特色首先体现在劳务输出上。以研修班形式进行的涉外劳务输出避免了国内劳务输出市场的恶性竞争，也避免了国内城市需要吸收农民工的压力。利用我国与别国的购买力平价差异，农民工三年中能够赚回20万左右的人民币，同样依托于人力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这里的完成要迅速得多。同样是艰苦的劳务作息，这里的农民工培训在品格、理念的锻炼上使走出国门的农民工更加适应环境。“阳光工程”为贫困地区的农民工免费培训创造了契机。这儿，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创新谱出了和谐共发展的篇章。

    政府的技术扶持是帮助农民增收的另一个手段。从2000年开始，这里出现了信阳毛尖的一次飞跃。技术改造之前，这里生产的毛尖尺寸大小不一，难以达到产品标准化，炒出来的茶溢出的是一种怪异的味道。通过技术培训，特别是信阳技师的示范性表演以及机械化的炒茶，这里的毛尖能够从低档茶变为高档茶，茶香四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技术改造之后，茶叶的最高价格从100元每千克上升到1000元每千克。另一个例子就是板栗的种植。病虫害的防治以及在种植过程中的技术管理使得板栗的种植避免了最大的生产风险，现在一棵板栗树价值20元，而在缺乏这些手段前则只有5元。每年的技术交流使得技术更新成为可能。

    在这一进程中，农民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县城以及各乡镇的建设、返乡农民的别墅都让农民们看到了致富后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这是促使他们观念转变的直接原因。在整个调研中，我们看到的是农民们、领导干部们以及能人企业家们希望老区致富的殷切心情，这种心情是如此强烈又是如此一致。曾经哺育了无数英雄儿女的大别山开始展现勃勃生机，以红色旅游、特色农业以及依赖生态的制药产业等等都是这一生机的见证。

新农村建设与收入分配差距

调研团成员  04硕 李俊杰

    新县在信阳乃至河南省的最南方，地处鄂豫皖的结合部，离信阳有120公里的车程。可能是受到“老区”这俩字和新县头上那顶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的误导，在来这里之前，我脑海里想象的新县是一个很土的地方，这或许也是很多人在来到这里以前的共同想法。不过在这里参观了两三天之后，我发现事实不是，起码不完全是这样，这个大别山脚下的红色老区在很多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从全面普及的义务教育到参与率近百分之百的农村合作医疗，从一片片的别墅小区到它引以为豪的涉外劳务输出，从经营经济作物发家的农民企业家们到带领羚锐制药成为信阳地区唯一一家上市公司的熊维政，无不让我们这些初来者眼前一亮。如果再想到有很多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都在用最新款的摩托罗拉超薄手机，路边也有很多著名品牌的专卖店，也许真的很难辨别出自己到底是在相对贫困的革命老区还是在沿海一个发展不错的小县城。

    新县能够从河南省倒数第一的国家贫困县发展到现在排名第51位，人均纯收入2905元的水平的确不容易，它在经济上取得的很多成就也得到了很多肯定。但在肯定这个成绩的同时，我却很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虽然新县的收入水平在逐年提高，但会不会同时伴随着收入分配的差距的不断扩大？

    想起这个问题的起因是新县的涉外劳务输出给当地农民带来的巨大诱惑。新县是一个劳务输出比较密集的地方，由于政策的支持，这里每年在外务工的人数有三千多人，并且十几年来不断的往外输送新的劳力，给新县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涉外劳务对农民最大的诱惑当然是三年辛苦劳动可以换来二十多万人民币的收入，这在一个人均纯收入只有2905元的革命老区绝对是一个极具诱惑的数字。但我担心的事情也就在这里，你看，如果一个村子有一户人家里有一个劳力在国外工作，那么它的年收入在八万元左右，这个收入水平即使和几十号没有任何收入的人进行平均，也能达到人均纯收入2900元的水平。这固然是一个极端的情况，但如果整个县真是这样的收入结构的话，那么是不是预示着收入总体水平的上升会带来收入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

    有这个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新县，虽然对外劳务输出和很多归来的人用三年辛苦挣来的二十万换成的别墅对很多人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绝不是人人都可以有这个机会到国外挣钱。在培训和选拔的诸多条件当中，首先需要有充沛的体力，并要通过比较严格的体能训练和测试，这样很多年纪稍大的农民就会失去机会；同时还要求学员有学习外语的能力，因此就需要培训者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水平，因此很多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也不能通过这项培训。所以，实际上能够顺利到国外进行务工的人员，都是在人力资本（包括体力和文化水平）上处于优势地位的，而这些人本身就更有可能属于收入已经在平均水平以上的部分。比如在我们的调研中遇到的几位学员中，一位是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上的长途汽车司机，一位是毕业于河南省内一所大学并取得本科学位的年轻女生，他们的收入或者预期收入都在平均水平以上，而他们也去争取这个机会到国外打工，一方面说明了出国务工的巨大诱惑，另一方面却预示着出国务工的方式有可能使得处于收入水平中等以上人群能迅速增加收入，而这样的后果将会使得本来就相对富裕的人更加富裕，从而使得整个县内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增大。

    自然地，有这个忧虑的第二个原因是贫困人群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增加收入的方式。在新县的这几天虽然看到了很多令人欣喜之处，但我心里很清楚，我们被安排看到的地方肯定是发展相对好的地方，而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我们只是通过叶子和她母亲这样的事情间接的了解到，而那里的发展才是新农村运动的核心。我问过当地一位政府官员，大山里的农民如果没有诸如出国劳务这种迅速增加财富的机会，他们能用什么样的方式致富？得到的回答是：靠山吃山。这是可以想象的答案，他们只能利用周围的环境和禀赋，进行相对比较初等的农业活动，而这样最原始的劳作是最辛苦也是最难增加收入的。长此以往，他们和城里人以及其他农民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三个可能原因是公共品的投入不均等。这个现象在全国意义上的城乡之间很普遍，比如城里人有方便的交通，丰富的娱乐设施，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等。新县虽然只是一个小地方，但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还是能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县城和农村在各个方面的差距，乡办学校和乡卫生院与县城里的设施差距很大，特殊的山区地形给农村地区的交通也带来较大的不便，而这些不利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的致富，从而有可能扩大城区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这一点上，政府也许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完成。

    最后要讲的一点是，收入差距本身会给低收入人群带来不愉快感，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加剧这种不愉快感。还是从刚才的案例说起：我们遇到的一位开长途客车的司机，月收入一千多元，在当地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还是毅然选择到韩国打工三年。问其原因，很简单，他说：我周围的人多人都开始住洋房了，人家都住了，我没得住，心里很不快活。农民出身的他说话很直爽，就是因为心里不快活，所以要出国挣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给低收入者带来不愉快，因此带动了另外一部分人致富，这样也许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如果另一部分富不起来呢？会不会让他们有持续的不愉快感？如果有相当一批农民心里有如此的不愉快感，还怎么建立和谐社会？

    所以，收入差距水平的扩大，不但是全国范围内城乡之间的矛盾，也可能是在新县这样的贫困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一方面看到县城里的欣欣向荣和部分农民通过出国打工或者经营经济作物而找到致富的道路，另一方面也看到像叶子这样的贫困家庭所经历的苦难，每次想起叶子那绝望的眼神，就觉得心里很酸。我不知道收入水平不均等化是不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过程，我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达到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均等的目标，怎样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必须要说，在建设新农村运动中，我们要把相当的精力放在最贫困地区和人民的发展问题上，一定要非常警惕收入水平提高给大家带来的伪快感，只有解决最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的建设新农村，才能走向和谐的社会。

建农民想要的新农村

调研团成员  04博  陈秋霖

    先说两个故事：

    故事一：7月26日，作为了解新县的一个活动，我们参观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大概都差不多的模式，只是规模和内容不一样的。博物馆大厅正面排列着十几面写着番号的军旗，显示着从这里诞生和走出去的一支支革命武装：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然后就参观了这里所展示的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过程，以及从这里走出来的诸位将军。参观革命博物馆，总能让我感动一番，阅读着一段段血的历史，瞻仰着一位位仁人志士，体会着那种艰苦、那种豪情，这次也不例外。不过这次还有一样东西让我特感兴趣——一张标语，上面写着：

    老乡，参加红军就可以分到土地！

    这就是当年红军招兵买马的宣传标语，非常简洁，非常直接，相信极具吸引力，不然不可能组成如此壮大的革命武装。要吸引老百姓，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同，就要说老百姓最想听的话，就要用老百姓最需要的东西。

    现在很多广告、宣传形式越来越吩咐，但是说实话有些真的是看了很久也不明白到底在说什么。看来可以学学当年的红军伯伯了！

    故事二：7月25日晚是中央电视台“重访大别山、建设新农村”活动的启动仪式“我们的新农村”晚会。因此我们调研团从下午2点就到录制现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英雄广场进行彩排。看过类似的节目，比如同一首歌，场面都是很大，观众极多。这次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现场，彩排的时候，就已经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山头上、树干上都站着和爬着很多人了。

    彩排结束后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清场。晚会是7点半正式开始，从下午4点，警方的人员就开始喊话，请老乡们离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大家注意安全，配合节目录制，主动离场，喊话的警方领导的喊了一遍又一遍，语气也越来越重，相信如果不是当着全国性的媒体，早发火了。最后，出动了更多警察到山头上去维护秩序，还有可能是民兵们在录制场地周边站定，防止没有票的老乡进入观众席。不过效果还是不行，根据后来的报导，原计划1600观众，实际当晚有近万的观众，呵呵！老乡的热情真是感人。

    不过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警方劝说老乡离场的一句话：

    “乡亲们，今晚节目主要是对话和交流，不是文艺演出，电视台将直播，请大家回家看电视。”

    看来对老乡们来说，感兴趣的是文艺演出，唱歌、跳舞……，讲话对话市场是不大的；看来老乡们很缺这样的文艺演出啊；基层干部们真了解老乡们啊。要想说服老乡，就必须把话说到老乡心里去。

    新农村建设的主角是农民，也就是这些老乡们，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也必须说老乡们最愿意听的话，做老乡们最希望的事。一句话，建设农民想要的新农村，而不是官员们想要的新农村！

    怎么建农民想要的新农村？走到农民中去，听农民怎么说，看基层干部怎么做，而不是坐在大会堂听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