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基于何种立场，都很难否认，市场化三十年是中国巨变的三十年。三十年的苦斗，三十年的悲欢，让人铭心刻骨。更何况，中国已步入后奥运时代，诸多重大变量悄然汇聚，而市场化三十年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它对未来的指向。市场化三十年对中国是福音还是陷阱？市场化三十年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面对这样沉甸甸的话题，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中国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也就无怪乎国内最好的学者要纷至沓来。会议规模并不大，数十人而已。但吴敬琏、江平、张五常、秦晖、周其仁、张维迎、张曙光、姚洋、樊纲、盛洪……这份发言名单，已足以说明会议主题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吸引力了。这次会议，就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广东省人文学会8月30日到31日在北京合作主办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

　　基于民间立场，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客观总结市场化三十年，这是会议的主旨。百家争鸣也就是题中之义。最突出的争议有两个，最早是张五常跟诸多内地学者之间的争议。另一个争执则发生在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北京大学教授姚洋之间。

　　历史眼光和国际眼光兼得的秦晖，主要解剖了南非模式，认为南非当年的经济奇迹，主要靠低人权和全球化两个因素配合而获致。只就单纯的经济效率讲，农奴制往往比自由人制度更有效，种族隔离正好为南非当局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加上全球化进程，南非当局能够以自己低廉的人工成本与发达国家竞争，所以一度无往不胜。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低人权的成本优势丧失，南非一旦踏上民主化正轨，其经济状况马上今不如昔，奇迹不再。

　　但是姚洋不能接受秦晖的意见。在姚洋批驳的对市场化三十年经济奇迹的四项解释中，秦晖就占了两项。姚洋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这四项解释的他自己的独特解释。“我想提出来和大家讨论的，概括起来说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那么什么是中性政府？他给出的答案是：“他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不和利益集团结盟。”这种政府的优势当然再好不过：“他第一容易考虑全体利益，全社会的利益。第二，他容易考虑长远利益。”姚洋并且声称，他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这个政府实际上是把长远利益放在短期利益之前，把全局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前。别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创造中国三十年经济奇迹这样的成就？因为它们没有这样的中性政府，因为这样的中性政府在中国是不容易产生的，在世界上就更不容易了。

　　对姚洋的演讲，与会者多有耳目一新之感。一向儒雅平和的主持人周其仁微笑着总结说，这个报告非常有意思，“给我们的讨论带来很大的空间”。思维敏捷的学者们当然不会坐失这个很大的空间，争相发言，甚至连只是列席的外来听众也忍不住频抢话筒。会议气氛一下子显得特别热烈而欢快，颇具轻喜剧色彩。

　　持续两天的会议，坦诚而宽松。开放的讨论最有利于彼此激荡，这样的大脑风暴当然容易凝聚智慧的结晶。多角度透视市场化三十年的成就和问题，无疑是会议的主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