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专题学术论坛开幕式主题讲演简报

 

2010年6月5日上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首届CCER专题学术研讨会在万众楼隆重开幕，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和经济学院夏业良教授分别进行了题为“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变革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的主题讲演。

 

讲演主要内容如下：

 

姚洋：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

和发达国家的民主体制相比较，我们的学者总会有些不自信，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该将政治体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研究。中国30年的经济成功，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经验。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或地区曾经以7%以上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超过30年，中国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我们相信市场化的改革是中国经济取得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很多国家都采用市场化的改革方式，但是成功的是少数。

为什么出现成功的是中国？我认为能够解释的一个理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很大的弹性，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崩溃论”不断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表现出了很大的弹性。比如共产党在成立之时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传统政治体制并不匹配，是带有外来性的党，但是现在却在不断的回归传统。而民主体制发展到了最后存在不可治理性，由于民主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养成，民主在一些国家变成纯粹的逐利工具，最终结果是，国家无法做出任何有效决策。

以往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研究政治体制，通常会带有自己的理念和立场，而经济学家对政治体制进行研究，则能够抛开意识形态，客观的观察当前的政治体制带来的影响和问题，这对当前中国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

一是贤能体制（meritocracy）：贤能体制即选贤任能的体制，是一种干部的任免制度。与民主制作对比，从选人的角度来讲，chip talk是民主体制中竞选制度的基础，而贤能体制靠声誉来选人，所以声誉就变得异常重要；从淘汰机制来讲，民主体制主要靠政治选举，而贤能体制靠锦标赛式的竞争；从政府的合法性角度讲，民主体制主要依靠程序来体现和阐释合法性，由于民主的政治文化还没有养成，民主在一些国家变成纯粹的逐利工具，最终结果是，国家无法做出任何有效决策。而贤能体制的合法性要看政府的表现。这些差异可能导致的后果是，贤能体制的优势在于，政府更愿意看重长远利益，但是不排除在长期的淘汰中，会出现缺乏创新，监督不足等问题。而民主体制更注重短期利益，并且监督更容易。

二是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中国讲究制度的效率，不注重制度的纯洁性，在但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有效才最高的制度。乡镇企业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明晰，却发挥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双方的优势，在1980年代的制度框架下，很好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反映出一个问题，考虑制度的问题需要考虑到历史的起点，制度的功效是把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能够将两种利益结合一致的就是好的制度，而不是单纯的追求纯洁性。

三是经济分权和政治分权：政府间的竞争是造成我国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我们发现，如果一个省的基础设施投资占一个省的投资越高，那么这个省的劳动收入占比和消费占比都会下降。现在的分权造成政府过度参与经济的建设，成为了市场的一部分，而公共职能相对减弱，这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还给利益集团影响政府以可乘之机。既然经济发展是政府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它就很容易和强势集团结盟，中国也就失去了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

四是中性政府：中性政府是不长期偏向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政府，它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就不会被少数利益所左右，而是更多地考虑资源利用的效果，因此就更可能保证长期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中性政府。政府为老百姓办事，没有一味地迁就部分人的要求，放弃长期经济增长。《亚当斯密在北京》区分了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认为，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认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五是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过去的30年间，党员的规模增加了一倍，党员成分日益丰富，并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作为国家决策中枢，为各阶层和群体提供了表达意见的舞台，并在内部消化集中，最终形成国家政策。在现行的党管干部的干部任用体制下，党行驶了人才选拔的职能。从经济学角度讲，党变成了选举团，选举团决定了干部的任用。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把现有的模式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转，即如何把党的人才选拔机制法制化，就可以加民主。

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研究中国政府是很有必要的。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最终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和理念的竞争，如果总是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那么中国的经验不可能在世界上推广下去，所以作为经济学者，我们要找到中国体制中的特点，从而更好的传承中国的文化和理念。

 

夏业良：制度变革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制度就是所谓“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道格拉斯.诺思认为: 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制度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共同组成，

正式规则就是“一夜之间可以被政治组织所改变”的规则，而非正式规则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惯例,习俗,传统等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

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而外在制度是自上而下地被强加和执行的。外在制度配有惩罚机制，以各种方式（如既定的司法审判体系）强加于社会，并靠法定暴力（比如警察）来强制实施。一旦制度被统治者、议会或官僚外在地强加于社会之后，一个基本问题就出现了：本应按公民利益行事的政治代理人往往会超越其权限，为自己及其利益群体的利益而利用甚至滥用规则。

诺思把阿瑟关于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这一理论是诺思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贡献，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二是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

三是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

不论古典公民国家的民主制度还是现代民主制度，都是不完善状态逐渐发展起来的。比如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从贵族政治中发源的，原本为少数人拥有，距离平民普遍享有的民主相当遥远。但有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开端，便为“权利平等”（isocratia）奠定了基础。

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城市一直到宪政国家形态出现的17世纪，承认城市居民自治共同体有权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的趋向，就一直与强调最高统治者具有压倒一切之权力的专制趋向进行着长期博弈。专制政体一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形态之后，就必然成为蒙昧主义的渊薮。专制政体不断利用并有效催生着蒙昧主义意识形态的膨胀。由此，权力合法性的来源、统治权力的边界、权利和义务的本质、被统治者反抗暴政的权利等，在广泛和反复的争论中日渐明晰。

在专制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制度环境之中，原本蒙昧封闭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终归可以较为容易地被人性、理性甚至是个性抒发的观念和诉求所取代。相反，在一个专制趋向越来越强劲的政体之中，文化传统中原有的理性和思想遗产以及各种曾经领先的进步观念，都很可能被压抑下去，甚至被戕伐殆尽。

秦始皇确立的“天下事无大小皆决定于上”的专制原则，不仅作为统治阶层的个人欲望和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观念而世代延续，而且更凭借其庞大而日益缜密森严的权力结构，具有了垄断和动员主要的国家资源，驱使亿万臣民的特权和强权。

这种庞大的权力结构及其所产生的势能一旦形成，对于此后历代统治者乃至无数底层国民都具有巨大的诱惑和仿效效应。无论皇权专制弊端如何伤害国民，均不足以阻止后人重蹈覆辙。

既定制度下的构成要素包括：政治权力格局及其派生权力、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乡村经济模式与城市经济形态、赋税制度、官吏行政制度、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社会伦理、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或分布状态、国民政治心理模式、社会行为模式。

综上所述，制度变革的社会基础应该包括：人均收入水平、思想启蒙或现代文明认知与参与程度、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制衡、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发达程度、宗教的感召力量等。

 

（整理人 刘天然 未经讲演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