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1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

发布日期：2012-10-28 15:56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1次季度报告会于2012年10月27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和黄益平教授主持。卢锋教授根据第30次“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四句话概括25家特约机构对今年4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外需好转内需稳，汇率缓升利率平，宏观回暖在年底，通胀隐忧未能忘。”

本次报告会上半场由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双方合作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报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发布报告并做主旨发言，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先生介绍报告主要观点与政策建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所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宋立刚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先后评论报告主要观点。报告会下半场讨论近期国际国内宏观形势，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红博士、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

下面摘要报告主讲人演讲内容，后续提供报告全文。

林毅夫：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平均每年9.9%的速度持续增长，从一个非常低收入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1979年，中国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而到2011年为止，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5400美元，今年应能超过6000美元。取得骄人成绩同时也有很多问题令人担忧，包括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环境的不断恶化和贪污腐化的日益严重等。最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许多国外声音质疑，中国会不会出现硬着陆？一旦出现硬着陆，再加上社会腐败、收入分配问题，可能造成中国整个政治跟社会稳定不能维持，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继续减速。

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回顾历史，通过分析1950年到2008年的最新数据，可以看到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个百分点或者更多。这28个经济体中绝大多数是欧洲国家，如果再剔除掉石油和钻石生产国，只剩下12个经济体，这意味着什么？从二战到现在，世界上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真正打破这个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少的。

当然，并不能断言，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继续从中等收入变成高等收入是不可能的。这12个国家和地区中，许多是我们的近邻。比如，五十年代的台湾和韩国，人均收入都只有美国的10%左右，他们当然算是低收入经济体，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它们经济开始持续发展，到200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都超过了美国的60%，已经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同样，日本、香港、新加坡当时的人均收入只达到美国20%的水平，与我们现在的情况相仿，但他们经历了持续经济增长之后，日本曾经达到美国80%的水平，现在降到70%多，而香港、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都达到美国的80%甚至更高。所以东亚经济体有能力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继续走向高收入。而且，这不仅存在于东亚经济体，其他地区和国家也有出现。

以爱尔兰和智利为例，从上世纪初开始，两国基本一样，一直占美国人均收入百分之三十左右，这种相似情形一直持续到七八十年代。但是八十年代末以后，智利跟美国的差距没有缩小，爱尔兰却在2005、2006年左右实现人均收入与美国持平。由此看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既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在取得政治、经济独立之后，都在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追求国家的现代化，试图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如拉丁美洲各国，那么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经济体成功，而大多数经济体失败？我们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在我看来，大部分国家的思路是错的。

不管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在工业化以后，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后，其持续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能否实现技术不断升级创新，能够实现产业不断升级，不断从低附加价值部门转向高附加价值部门。五十年代的时候，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政策都与中国的“超英赶美”政策类似。他们称作是结构主义战略，中国则称之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发达国家国富力强，是因为其人均劳动生产率非常高，是因为拥有现代化的产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那样的产业，是因为其主要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或者矿产经济，劳动生产率低。因此，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就要有现代化的产业，而为什么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当时他们诊断为市场失灵，并提出政府要干预动员那些先进产业。然而，那些措施一一失败，最后造成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政府被迫实行各种保护补贴。政策推行二三十年之后，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还进一步扩大了。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华盛顿共识”成为主导思想，即新自由主义。当时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绩效普遍较差，是因为没有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将发展中国家失败归咎为政府失灵。因此，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休克疗法，就是要建立一套让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运行的自由化政策。这种政策引导之下，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绩效比六七十年代还差，平均增长速度降低，危机发生频率提高。

那么，成功国家和地区是怎样的情形呢？实际上，他们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起初，往往推行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利用其竞争力，积累资本，实现产业不断升级，当然这个过程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因势利导，有所作为。对于东亚经济体，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或者是大陆这几年，政府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仍然将爱尔兰和智利对比来看，智利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最终失败，而爱尔兰采取了有效的产业政策，实现了经济起飞。七十年代以来，根据华盛顿共识的思想，智利一直努力克服政府失灵，完善市场。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的内容来看，他们做得非常好，比如按照世界银行的企业经营指标衡量，它全世界排名第14位，刨除发达国家，它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但是七十年代以后，它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新的产业，结构变迁基本停滞，创造就业相当困难，收入分配不断恶化。九十年代，英特尔为了实现分散化，想到拉丁美洲设厂建基地，它一开始洽谈的是智利政府，英特尔提出自己有几十亿美元的投资，要求政府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并且为配套生产需要的人力资本，提供相应的劳动力。智利政府却认为，这是市场的事，不应该政府干预，予以拒绝。后来，英特尔转到了哥斯达黎加。结果，哥斯达黎加改变了曾经百分之九十的出口产品都是农产品的落后情形，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收入增长。再看爱尔兰，爱尔兰原来被称为欧洲的乞丐，虽然其教育水平非常高，各方面也没有问题，又是英联邦制度，也讲英语，但就是不能创造就业，导致大量人口外流。仔细研究爱尔兰发现，它实际上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产业政策。当时产业政策是，只要证明投资是为了出口，政府就有优惠。1987年以后，它有所改变，开始实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只针对信息、电子、化工和制药这四个产业。政府积极到国际上把美国的跨国公司引进来，很快就形成了几个产业集群，并且非常有竞争力，之后爱尔兰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是以下两点。第一，怎样创造条件让经济能够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第二，中国现在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过去这三十几年改革实行的双轨制造成很多扭曲，这些扭曲带来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引发贪污腐化等各种问题，所以要改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不是静态上的简单配置，还得靠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诸多外部协调问题，如果中国政府像智利政府那样，认为市场就可以完成，那么许多新产业不能出现，一旦没有新产业，即使有很完善的市场制度，也不会有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就会成为必然。目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些必要帮助，主要通过四种方式：专利，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政府采购，对某些技术或产品的行政指令。因为政府资源是有限的，它必须把有限的资源做一个策略性的配置。这个策略性配置必须支持某些特定的有前途的产业，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至关重要。这里面关键的是，如何平衡市场跟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克服现在的问题，并且创造条件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牛梦琦整理）

庄巨忠：超越低成本优势：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没有严格定义，通常指一国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典型例子有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以及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则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反例。虽然各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征——当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产业不能持续技术升级，导致该国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展开低成本竞争，又不能和高收入国家在高端产品上竞争。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同点就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从而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国如何通过不断创新适应产业升级？答案有共识也有争议。共识主要有两点：一是存在大量创新企业，企业是创新主体。二是政府应鼓励并提供创新环境，其中包括政治与经济稳定、良好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本、有效市场竞争机制、健康的金融体系、社会包容氛围、法制健全、产权保护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争议主要出现在产业政策和华盛顿共识。每个国家国情各异，其着力点也应不同。

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增长主要归结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改革开放。二是要素价格低廉，这些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三是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经常碰到的市场问题，如信息不对称、协调不完善等。其他成功因素还包括国民高储蓄率、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人口红利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国经济发展也伴随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使中国正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报告讨论了六个主要问题。第一是中国技术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但2009年其水平只有美国的10%左右。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科技产品出口国，但大约80%是加工贸易，附加值很低。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勇于创新的企业，但是中国民企规模相对较小，国企生产效率激励机制有待改进。第二是工资上涨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中国低成本优势。近年来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沿海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中国正进入刘易斯拐点。且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第三是经济增长来源不平衡。需求方面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供给方面主要是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经济结构失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体制改革不到位。如要素价格扭曲导致高投资率，国企和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市场准入限制、城市化程度低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汇率缺乏弹性导致中国持续贸易顺差、全球失衡和贸易保护主义。第四是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尼系数仅为30左右，2008年达到43.4，在亚洲属于中等偏高水平。虽然技术进步、全球化分工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中国这主要反映出经济改革不到位。如户籍制度；大量行政干预资源配置产生寻租机会；政府公共投入不足等。第五，能源与水资源的制约与环境可持续性。第六是日益挑战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制订经济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外力因素，以保证稳定和谐的外部经济环境。

中国应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报告中提出了六个原则三个对策。六个原则包括：在低成本和创新的关系上更依赖创新；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更依赖市场；在消费和投资关系上更依赖消费；在内需与外需关系上更多依赖内需；在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上更兼顾增长与分配；在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上更兼顾发展和环境。三个对策包括：一要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济的发展；二是深化企业、要素市场和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三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关于如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报告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第一要深化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进一步弱化行政干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企业完全以商业化运行。同时加强对国企监督与绩效评估，防止腐败现象。对于民企主要是创造民企与国企公平竞争的环境，特别在市场准入、融资和税收方面，此外鼓励企业通过合并与收购扩大企业规模。对外企主要是给予公平待遇，鼓励公平竞争，并保护其知识产权。二是营造鼓励支持产业升级的环境。这包括鼓励市场竞争、增加公共基础科学研发、有效的产业政策、风险投资机制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三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把政府教育支出从目前不到GDP 4%增加到5%，把成人平均教育人数从目前8年增加到11-12年，即韩国和日本的水平，同时继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在要素市场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方面，报告提出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力市场改革主要是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劳动力流动阻力，同时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比如劳动保护、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和失业保险等建设，兼顾就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金融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包括利率市场化、民营资本、国有银行商业化、资本市场发展和金融包容性，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比例，并进一步增加汇率的弹性。根据国内金融改革进程推进资本项开放。土地市场改革主要促进土地流通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土地定价机制更加合理。财政体制改革包括优化支出结构和对公众服务支出，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同时改革税制，加速增值税、财产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份额，增加国企利润上交比例，理顺地方政府收支关系，完善预算系统。

报告认为服务业将成为中国重要经济增长来源，且是创造就业的主要途径。2010年中国服务业占GDP不到44%，低于马来西亚的46%，菲律宾与印度的55%。且中国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例更加低，2011年只有35%，而韩国77%、日本80%。可着重推动生产性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如金融、电信、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咨询中介、科研、传媒法律等等。同时消除宏观政策对制造业的倾斜，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在税收信贷方面做到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一视同仁，并把服务企业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增长包容性提高主要体现为缩小城乡和地区差异，增加公共服务投入，保证机会平等。建立公平合理税收制度，增强法制建设，确保社会公平，预防杜绝腐败。中国收入差距50%源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通过在城乡建立更多服务业，缩小地区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产业向内地转移，消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庄巨忠博士强调了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个税占GDP比例1.3%左右，OECD国家是8.7%，中国个税调节力有限。从税率上比较，中国个税税率和其他国家相比不低，如中国工资税最高税率是45%，OECD国家平均大概是42%，日本是50%，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都在40%以下。主要问题是中国个税税基小，45%要到很高的收入才开始征税。另外个税实施不力，该交税的不交税。在中国提倡包容性增长，增加个税对收入的调节作用是重要的一方面。为此中国应扩大税基，降低最高税率起征点，并且逐步实现综合征税，提高税制渐进性。

报告最后对中国经济未来20年发展做了全景分析。如果报告提出的改革思路能有效实施，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具体来说，中国有潜力在2010-2020年达到年均8%左右的增长率，2020-2030年保持6%左右。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2030年达到16500美元。而根据世行目前的划分标准，中国在2025年将成为高收入国家。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在2026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以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根据东亚的经验，这样的增长速度是有可能的。日本在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前10年年均增长率是10%左右，韩国是8.5%，中国台湾是7.7%，而报告预测的中国大陆是7%，是一个可能达到的下限。

最后，庄巨忠博士总结了报告的主要观点。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高增长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低成本优势，但是未来几年因为接近刘易斯拐点及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创新和产业升级。由于改革没有到位，经济高增长带来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增长来源失衡、收入差距扩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供给制约和环境恶化。此外，中国也面临日渐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以上问题可能制约中国产业升级。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三方面对策。一是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二是深化改革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三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果能有效实施以上对策，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

（蔡晓慧整理）

贾康：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冲破技术天花板

从短期来看，今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运行走势应该说不难预判，最大可能性是在四季度实现经济运行企稳筑底以后回升，全年GDP增长7.5%目标有较大把握，能够在年度内如愿实现，而且可以使我们对明年经济运行进行较好地年度规划安排。第四季度经济回升会有惯性，如果延续到明年一季度，正好对应今年一季度下滑0.8个点的低基数，所以明年一季度数据会比较好看，整个市场信心会进一步增强，对于景气的提升和经济的稳定有一定正面效应，稳增长措施还会继续发挥积极的政策效应。这些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从短期和年度中国经济运行来看，问题不大。

但这次季度报告研讨的重心是把视角从短期转向中长期，对此贾康教授表示非常赞赏。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实际上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轨过程，特别是配套改革的攻坚过程出现的，是制约我们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低成本优势曾经支持了持续三十多年被称为“中国奇迹”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这种优势或者中国比较优势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明显滑坡。民工荒问题多年前已经出现，现在不少中心城市的保姆雇工市场上都出现了“高价”、“不稳定”的局面，实际用工成本明显急剧提高。而成规模的，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其用人紧张局面总是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即使现在转移到了与沿海拉开一定距离的中原地区，比如河南，但很快就出现了原来在深圳出现的紧张局面。经济学理论中讨论的刘易斯拐点确实正在逼近，按照普遍的数据分析，人口红利在2015年之后迅速消退，同时老龄化压力会迅速显现。

特别是，如果这个过程中其他很多矛盾凸显，也就是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个非常有挑战性，而且对中国现代化命运有威胁力的深刻问题。有些学者说不要简单套用拉美的情况，中国情况跟他们有诸多差异，但是大的逻辑其实是高度一致的。那些国家开始发展一直很好，但一旦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再难以前行。中国前面30多年连续平均以9.8%的速度增长，如果继续按照这一套是不是就可以像邓小平勾画的三步走战略那样，在2050年前后如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有一系列令人堪忧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这样的前景就会被不确定性因素所困扰，就不能够有把握地说中国可以避免沿着拉美和其他一些经济体走过的道路，即到了某个时刻突然增长失速而其他问题一起表现出来，跌入某种低速增长的状态而一蹶不振。

目前，经济中“两头够不上”的现象比较明显，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另一方面，高科技附加值又没有培育出来。此时，民众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形成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压力。老百姓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公民意识不断提升，对迅速致富、迅速享受高档生活充满憧憬，对政府所作所为都可能感到不满意。只要某个公民出来发声，表明感觉政府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位，要求尽快改进，在这个互联网和微博时代，这种声音立马一呼百应。政府面对这样的压力，自然而然要考虑回应民众呼声。拉美国家就普遍快速套用直接选举这个政治框架，谁要当选就要给出尽可能让民众满意的允诺，当选之后要连任就要竭尽全力实现这种允诺。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他们没有走远，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一旦没有了后劲，从云端跌落尘埃，就往往造成福利赶超没有了,经济赶超也泡汤了，一蹶不振几十年。

中国现在很多社会现象和它们很有相似之处，同时伴随政府公信力的迅速滑坡，导致威权快速递减。这种迅速滑坡，是不是可能出现政治学中的“塔西佗陷阱”呢？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里面的威胁发展到了某一个临界点，政府再说什么，哪怕推出非常好的值得肯定的政策改进和制度改革措施老百姓都不认账，只要政府发声就是迎来一片讥讽一片攻击，到了这个程度将更加不可收拾。只要稍微有点远见，就可以观察到中国十八大是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十八大以后必然引出一轮顶层规划层面的全面配套改革设计，将体现应有的远见和配套水准，以更大的勇气深化改革。当然，除了有很大的勇气实施改革以外，还要更好地与民众互动，面对利益已经分化，各种诉求明显有所区别的现实，要更好地引导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学会理性交流和探讨，在共和导向之下更多注入建设性的东西，对冲互联网上出现的暴戾之气，从而带来更多的正能量。这个报告已经从战略层面延伸到可操作层面，这些思路是客观从学者的角度和政策研讨设计者的高度来关注这些问题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报告中强调了技术更新换代方面所碰到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值得高度关注。现在长三角、珠三角普遍出现，发展壮大起来的成一定规模的民间资本为主的标准股份制企业，无法突破其技术天花板，典型的是温州几十家当地代表性企业的老板以“跑路”避祸。如果实体经济层面的升级换代迟迟上不去，一旦竞争力丧失，资金链吃紧，加上外部压力的作用，以高利贷和准高利贷为基础的资金融通体系就禁不住这个压力，只能断裂。断裂的同时，整个经济生活进入了非常严重的局部危机。温州这样的事情，最终最高决策层亲临一线坐镇指挥，应急处理进行灭火平息事态，实际上现在余波未平，也逼出了以温州为先导的金融综合改革，后边延伸出的很多改革应该与之一起发力突破技术天花板，使中国实体经济真正如愿升级换代的同时，也解决制度天花板的问题。

对于制度天花板，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是减税问题。财政结构性减税还过得去，但一般人认为应该全面减税，大幅度减税。贾康教授认为，全面减税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需要有增有减。直接税，比如个人所得税部分，不是简单的减少的问题，而是要更好地降低低端税负，同时增加高端税负的问题。另一些项目，比如房产税，其改革试点还要往前推进。另一方面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实现结构性增税的事项，就是资源税。它对突破技术天花板，产品升级换代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校正现在经济生活命脉层面的基础能源价格不合理，堆积如山的非常严重的矛盾导致比价关系多年不能理顺，价格形成机制越来越背离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副作用越来越强的电力部门的过度垄断和对电价的行政管制依然延续。实际上，中国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并不能感受到基础能源这种资源制约的经济压力，天然将节能降耗看成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资源税改革的起动，除了使更稀缺更金贵的资源表现出它的份量，更是依法透明地可预期地加入以税收为代表的，跟市场经济波动内恰的价格形成因子。这样激励所有企业一起努力节能降耗，一起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这种税收变化，传导到最终消费品，会导致电价上涨，促使大家更注意省电，节约能源。平时所说的低碳可持续发展无非就是各个主体的具体经济活动组成的一个经济过程。所谓淘汰落后产能就是靠经济杠杆的力量处理千千万万的市场经济主体怎么自发去节能降耗。政府要做的是，在力度操作上，保证大多数企业可以通过努力继续生存，少数企业淘汰出局。社会保障系统负责解决人民的分流安置问题，及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标准，使得实际收入水平不下降，其他中等收入及以上的人自动改变消费习惯，顺应低碳化的经济压力。这些想法都可以在此报告的基础上继续讨论，但需要强调的是，制度变更支撑着我们突破实体经济更新换代的技术天花板。

（牛梦琦整理）

宋立刚：浮动汇率有助于金融和银行体制改革

宋立刚教授认为这份报告发布非常及时，中国在经历三十年的改革之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新的思路和战略。报告中提到了金融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等方面金融改革，宋立刚教授主要就其中如何进一步增加汇率弹性发表评论。

宋教授认为，理论上来说，金融改革需要一定顺序。例如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需要达到宏观经济稳定，银行系统和金融基础设施健全以及具有充足外汇储备等方面的条件。尽管经历了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的经济危机，中国仍在不断推进金融改革的步伐。宋教授认为，尽管需要一定的顺序，但人民币汇率浮动作为关键，能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上述的顺序的要求，并借此加速金融改革的步伐。这是因为，调整汇率有助于实现以下四个目标：第一是可以加速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结构调整；第二是有助于央行恢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第三是有助于深化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第四是可以规避估值效应带来的损失。

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人民币的浮动过程其实早在2005年7月21就已开始了，2007年又开放了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之后这几年又在热议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目前，人民币浮动范围已经加速，但是学者们仍有将其进一步放开的呼声。为什么浮动汇率会有助于金融和银行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原因是央行在汇率浮动之后不必将国内金融条件和外资流动相挂钩了。尽管过去十几年出现了几次经济过热的情况，但由于要维持固定的汇率，人民银行却仍需不断在国内投放基础货币。

浮动汇率下，人民银行就能将货币政策和汇率分开考量。而一旦汇率由供给和需求决定，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率也就可以不受外汇市场的影响，从而利率也就可以相对浮动，这会进一步影响到所有商业机构对贷款人的利率。利率的浮动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同产品市场价格放开，市场会做活一样，利率是资本市场的一个价格。目前利率的不灵活是由于汇率制度和相应的体制造成的，一旦汇率放开，利率也就能够做活了，从而银行体制改革也会更加容易。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在理论上被称为不可能三角。中国要维持固定汇率，政府就只有牺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项目趋于开放的大环境下，宋教授认为应当保持货币当局的独立性，将汇率放开因此便是唯一的出路。另外，放开汇率还有助于减少扭曲。利率放开在理顺信贷的关系的同时，会有助于解决非国有企业融资方面的问题，

对于放开人民币汇率或加速浮动，还可以从估值效应来看。当一个国家的资产和负债用外币和本币购买比例发生变化时，一国福利会受到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化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是很好例子。美国的资产中，三分之二是由外币计价的，但负债中的95%却是由美元来计价，这导致其他国家向美国净财富转移。在2003年一项研究表明，美元贬值10%导致流向美国财富值达到了其GDP的5.3%。中国作为其最大债权国，在这其中损失首当其冲。因此，规避估值效应风险对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金融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意味着损失，为什么还要将汇率放开？这是因为我们不仅要考虑放开汇率带来的短期效应，还要认识到形成市场驱动的、稳定的人民币定价机制是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很好铺垫，而人民币国际化从长期来讲会减少估值效应的损失。

另外报告中提到的另外两点也很重要。第一是中国的结构转型不能再依赖低成本优势，对已习惯了低要素成本的中国，制度上需要进行很大的调整。例如在教育投资的地区发展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财政投入上缩小地区差距。第二，报告中提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尽管体制改革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体制改革也很有可能受到到边际报酬递减效应规律的支配，如何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保持改革给全要素生产率收益，从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任重道远。

（邱牧远整理）

姚洋教授：两点评论

姚洋教授对报告主要做了两方面评论。首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问题。对于这一点的判断很容易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降很明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外需求的下降明显，今年中国的出口和房地产业额增长和去年相比都下降了10%，而二者对GDP的贡献也大概在10%左右，因此经济增长下降2%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没有理由相信未来十年内世界经济无法恢复，而国内房地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的，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仍有潜力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通过对比其他经济体也有助于这一判断：在达到我国2001年收入的水平之后的10年间，日本增长率达到了9.6%，而韩国达到了9%。根据我们的计算，我国到2021年就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谈到增长潜力，姚洋教授认为我们不仅要看未来十年，而且要看未来20至30年间，中国是否还能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即使2021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按人均现价计算，中国的收入按人均计算也不过1万美元左右，仍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到那时我国仍将面临着如何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问题。

第二，就报告中对教育问题的论述，姚洋教授认为还有待加深。中国教育增长非常快，中国教育总量问题不用特别担心。目前中国已有80%适龄青年高中就读，23%适龄青年大学就读，预计到2020年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例会达到有40%。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日本1962年的水平，但日本在1970年代28-22岁之间大学生比例才达到了22%，，因此可以说中国教育现在超前了十年。

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劳动力总量会在2015年会开始下降，但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总量的下降并不是大问题。一项用双胞胎数据进行的教育回报率研究发现，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教育回报率最高，在这一阶段多接受一年教育能够增加未来10%的回报。我们现在20-30岁人口的教育水平比50-60岁的人口高4.3年，如果按照10%的回报来算，新一代要比老一代的劳动生产率高43%。由此来看，尽管一些人在抱怨退休年龄过早导致劳动力资源的浪费，但从教育回报率来看，也许这个阶段的早退休并不是一个坏事。

现阶段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这主要体现在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持续过大上。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0年的调查，城乡教育水平无论从哪个年龄段来看，差距都在2.4年左右，且从未缩小。这显然是造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不仅会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还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现在年轻打工者的月工资为2-3千左右，到2020年时会达到1000美元左右，按这个速度增长，到2030年时，会达到2000美元左右，但从我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却不足以支持如此高的工资水平。现在2.4亿的外出务工人员中，一方面年轻人占到一半，另一方面有80%务工人员的教育年限低于9年。按现价计算，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达到9年以下劳动力月收入为2000美元。即使在美国，高中肄业生的月收入也不可能达到这一水平。

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教育之所以显得更加重要的原因是高中和大学阶段教育回报有一个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在收入较低的水平上，由于教育回报比较高，将教育资源集中分配给少数人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教育资源总量较多时，平均分配教育资源会更好。

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教育的公平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教育部去年发布的《2020年教育与改革发展纲要》对我国适龄人口的教育进行了全面的规划，但政府在对贫困地区的扶持支持力度上仍有待加强。而对于已经离开学校的劳动力，政府还应加大再培训的力度。长期而言，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还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无法完成向发达国家的成功转型的。我们应当想到，在我国，绝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平仍没有超过9年，在这一点上政府应当做得更多。

（邱牧远整理）

梁红：中国经济的长周期和短周期

梁红博士从长周期和短周期两个视角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长前景，并反思了2009、2010年的宏观、货币政策造成的影响，指出2009年以来的经济杠杆率快速提升已使中国经济积累了一定的风险，如果不去处理面对，继续以政府拉动投资或者提高金融杠杆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不但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可能进一步积聚系统性风险。

梁红博士指出，从长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减速。中国经济过去30年维持了平均10%的年增长，与别国最大区别就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非常大，这一贡献值按不同算法在3.6-3.8之间。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均资本积累导致人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另外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改革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三次高峰都与改革红利有关。第一次是得益于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次是因为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城市工业的一些改革，最近一次是由于2002年加入WTO，以及前后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使生产效率有明显的提升。目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处在下行区间。一方面是因为07年以后潜在生产效率降低，投资效率低下，成本增加。另一方面，2012年左右，中国一胎化政策开始对人口增速有非常明显的增长，可能也会对潜在增速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长周期有下行的较大可能。

假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潜在增长率是8%，而过去10年增长率平均为10%，那么从短周期来看，未来有几年经济增速在8%以下将会很正常。另外，对于8%是不是目前一段时间的潜在增长率也有较多讨论，目前较悲观的证据更多。梁红博士指出，未来两三年内，增长放缓可能难以避免，但是改革空间还很大，对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机制进行改革之后会重新释放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速的回升。

未来2-3年经济增速的放缓对市场的影响可能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由于长周期和短周期因素叠加，如果按照往次经济周期的经验，数年前以20%-30%高速增长很多年的企业，未来几年即使面临负增长，也属正常。GDP增速下滑对一些行业产出下滑影响的弹性可能非常大。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从2002到2011年14—18%的同比增长率，降低到10%一下，这对电力、原材料等的需求变化影响非常大。

假如潜在增长率下降，而政策还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在8%、9%，并以过去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梁红博士对比了2009、2010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与2003年的信贷膨胀后经济在微观表现上的不同。她指出，最大的不同在于2009、2010年依靠信贷扩张的经济刺激明显加大了中国的金融杆杠，以国内贷款/GDP，或（国内贷款+非金融债）/GDP衡量的中国整体杠杆率都提高了20个百分点。如果有影子银行、民间信贷等方面可靠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出的杠杆率会更高。梁红博士指出，上次经济刺激的第一个问题是总规模太大，原本5万亿新增贷款足够保持经济8%的增长率，但2010年新增贷款却高达近10万亿贷款，并且还发行了约2万亿公司债、企业债。这种放债速度加以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微观基础，结果是很低的资源配置效率。在目前试图平缓杠杆的过程中，从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企业利润等指标来看，企业的情况并不乐观。2003年-2007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步下降，当时微观层面要求的投资扩张和信贷增加是有较高投资回报支撑的，不需要快速增加杠杆率来维持企业投资回报，因此那时中国没有明显的投资过剩。但是2009、2010年杠杆率提高之后，政府在2010年、2011年以来希望把杠杆率平缓下来，却对企业层面带来很大影响。这几年企业盈利下降，应收账款率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达到80%以上。如果在现有情况下继续加大经济的杠杆，短期内企业盈利可能回调，但是中国不可能无限提高杠杆。如果考虑到影子银行等未纳入统计的融资手段，中国目前的杠杆率已经非常高。以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和较高的经济增速，如果再以2009、2010年的速度提高杠杆率，中国出现较大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将会提高。如果出现问题，再拿4万亿恐怕不足以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企业现金流也很吃紧。有些企业会计意义上回报减低甚至亏损正在发展为现金流亏损。以M1/M2为指标从长期看，由于居民金融财富的增加（主要是放在银行的存款），这一比例有下行趋势，但这个指标还表现出很强周期性。即宏观偏紧时这一比例都会较大下滑。现在央行流动性释放较多流动性，外汇流出也有所缓解，但是微观层面上钱还很紧。上次经济刺激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主要不是通过财政赤字手段而是使用银行信贷途径来刺激经济，这种刺激方式虽然收效较快，但目前看来影响了银行给资源配置较为有效的企业贷款融资的能力。为支持2009、2010年的大项目，现在不断出现银行系统担心的以新还旧问题，这种行为挤出了很多应该给更有效的行业和企业的贷款。梁红博士建议在适当时候把上次经济刺激时政策性贷款跟银行做一个划断，使银行给正常企业融资功能较快得到恢复。

最后梁红女士总结了她的观点。首先，从今年开始，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情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经济既面临消化劳动力、金融、财政等成本的压力，也面临金融系统消化坏账的压力。这不仅是去库存的周期，可能也是一个去产能的周期。2009年、2010年大规模投资整体效率比较低，随之扩大产能的一系列行业面临去产能压力。第二，这些压力会表现在名义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许多与高速投资相关的板块出现负增长等方面，中国将可能面临资产价格通缩压力，包括信用事件也会出现。第三，这些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只能靠提高微观的效益来根本解决。提高微观效益的手段既包括自然、租金、税收等成本的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系统风险的控制和化解），也包括体制的改革等。中国金融系统的杠杆不能继续提高，这里所说的杠杆既包括银行信贷，也包括所有的债券扩容。第四，在现有的资源配置的体制和机制下，投资效率很差。在加大投资、提高杠杆的同时，投资回报率却在下降。继续拉动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拉升中国整体的杠杆率，只会加剧资源错配及系统风险。

（姜志霄整理）

李迅雷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靠什么

李迅雷先生主要就中国当前与未来经济增长问题展开议题。他用“去库存步入后期，去杠杆还在前中”来概括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同时他还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今后仍要靠投资来拉动，最后提出了下一轮经济增长要靠改革来推动的观点，并分析改革的逻辑次序。

谈到当前的短期经济走势，普遍认为第四季度经济会迎来反弹，去库存还是在去，但是一方面去得不太彻底，另一方面去库存的时间比上几次都要长，表明中国消化能力有些转弱。从国际环境来看，刺激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至明年年初反弹的主要因素有美国QE3的推出以及就业数据的好转为中国经济在外需上带来的一些正面刺激。从国内来看，为了稳增长，尤其是第四季度要召开十八大，所以政府加大投入来稳定第四季度的增长应该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从今年地方财政支出增速处于高位、城投债发行量明显增加可以看出，无论是财政投入还是直接融资都支持了经济增长。

从9月份数据来看，工业增加值增速与发电量增速继续背离，但和工业用电量增速走势一致。从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速变化基本上应该是与通胀变化同步的。在7月份CPI创新低之后，估计11月份的CPI环比应该会略有回升，CPI逐步回升，那么GDP的回升应该也是会出现的。对于中国经济来讲，短周期应该是个低点，但是长期下行压力也是大家达成共识的。对于未来GDP走势，至少两点是比较确定的，一是今年年末至明年年初经济会保持反弹的趋势；二是明年年中比较难确定，这里有增长乏力的因素，但是明年年底还是会略有回升。中周期回升没有那么快是因为相对于较灵活的短期政策手段，中周期的调整比较困难，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过程。总的来说，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的长期压力，同时又受到经济周期性因素减速的影响，尽管短期经济有回升迹象，但长周期下一个台阶求增长已无悬念。

从粗钢产量增速来看，中国粗钢产量在200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后逐步回落，表明中国已步入了重工业化的后期。在这一发展阶段，伴随着企业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劳动报酬上升，制造业的盈利水平会下降。类似情况，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都发生过，随着工业化后期资本报酬率下降，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不是以企业的盈利增长作为保证的话是不可持续的。

近年来，在提到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压力时，讲到最多的是库存，但是卖方分析普遍都把经济反弹的时间提前了，而且现在看来去库存是不能完全去干净的，因为从政策层面来讲还是会有稳增长的要求的。与此同时，去杠杆的压力依然存在。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国家、居民和企业的整体杠杆水平并不高，但是债务水平的增速非常快，同样还是存在去杠杆的压力。

在谈到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时，李迅雷先生认为还是要靠投资来拉动，靠重型机械来推进，而不是靠创新。在分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与中国过去的高增长时，李迅雷先生认为这与儒家文化的勤劳是有关系的。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勤劳是他们的特征，日本和韩国都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德国在欧洲也是以勤劳著称。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人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也是高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而且中国的女性就业比例也是最高的。

那么，城镇化能否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内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增长是个城镇化的过程，这个城镇化的背景是工业化，它的优势在于低成本，因为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是未来是否还能够有这么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李迅雷先生通过以“城镇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方法估算，得出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60%了。这也意味着，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其动力已经比较有限了。从国际经验来看，未来中国经济更应该走向聚集化，应当搞大城市化，而不是本乡本土的城镇化。中国百万人以上城市的数量占比是上升的，但是大城市的人口占比是下降的，这对我们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很不利的，城市集中度还不够，所以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应该是大城市化。

最后，李迅雷先生提出未来下一步增长还是要靠改革来推动的观点。从改革的次序来看，应该先进行包括产品创新、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在内的金融改革，这主要是出于提高我国企业利润率的考虑。如果企业盈利水平很低，未来很难增加财政收入，经济转型也会非常困难。金融改革一方面使企业可以通过直接融资和发行债券等方式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打破垄断放松管制，利率市场化，金融管制放松等，让企业走出去在全球配置资源和资产，提高企业收益率。

除金融改革之外，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加速“国退民进”，未来中国的投资不是靠政府投资，而是要靠民间投资。未来可以通过降低民间融资成本、扩大社会融资渠道，打破金融垄断，结构性减税以及开放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等措施来加快“国退民进”步伐。

从逻辑上来讲，改革的次序是与改革的难易程度相关的，往往是最难改的放在后面，相对容易改的放在前面，所以在金融改革之后，明年可能还会在财税改革方面有所举措，但核心是行政体制改革。总的来看，通过改革来推动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周俊安整理）

宋国青居民收入逆周期

在过去两年，基于较高的通胀，对宏观政策的刺激需求倾向或者可能性有不少批评，本来就存在的对投资高增长的担忧近一步增强，对2008年底的“4万亿”政策的负面评价也在增加。这样的舆论可能对今年以来的宏观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很多企业感受到了严重的困难，盼望政策宽松，但消费者更担心政策宽松引起通胀回头。消费者对于通胀的厌恶，对于GDP的冷漠，对于高投资的担忧，与企业界的态度差别巨大。回顾过去，同样的情况在1988年前后和1994年前后的高通胀时期也出现过。宋国青教授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理解企业界和消费者群体的不同感受，考察并分析了短期内居民收入逆周期的现象。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同比增长率和GDP的同比增长率在2008年以来显著反向变化。由于GDP和居民收入调查的口径差别，这两个指标本身不是在包含的意义上严格对应的。例如，居民收入包括股票交易损益，而GDP则不包括此类财产价格变化的结果。2007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股市大涨。除了这种定义上的差别之外，统计中存在这样那样的误差，特别是高收入家庭的调查收入倾向于偏低，会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可比性。不过误差的比例在短期没有太大变化的话，增长率的变化就不受影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与名义GDP的增长率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简单说就是利润份额是顺周期的。这里考虑名义GDP，包含了通胀率顺周期的情况。在不考虑滞后等细节的时候，说到一个变量顺周期可以理解为与真实GDP正相关，也可以理解为与名义GDP正相关。名义的劳动收入、利润和财政收入都是顺周期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利润份额顺周期有更强的意思。财政收入份额也是顺周期的，只有劳动份额是逆周期的。用再分配中的变化来解释这样的周期性没有太大作用。

利润份额顺周期的情况在其他经济中也存在。由于给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和一般的工资粘性，以及借贷利率的事先决定，企业利润对于经济景气的弹性一般来说都比较大。中国的情况更进一步加强了利润的弹性。一是很大的国有部门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就业和工资对于短期经济景气的反应很差，再是利率显著缺乏弹性。后者在企业负债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影响更大。

修订后的资金流量表提供了可支配收入分配的一些情况。住户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在2000-09年的10年里总的来说在显著下降，但也包含与名义GDP反向变化的短期波动。特别在2009年，当名义GDP达到多年最低增长率的时候，住户收入的份额反而上升。在2010年和2011年，由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住户收入的份额应当显著下降。

不过，居民收入份额与名义GDP的短期反向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反向变化。后者比前者更强。从前者到后者，需要几个有关的弹性达到一定的量值。这包括通胀率对GDP增长或缺口的弹性，利润和劳动收入对于名义GDP的弹性以及再分配中的一些情况。但是考虑到通胀的滞后，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与GDP增长的同期反向变化关系仍然难以成立。在需求扩张引起高增长的早期，通胀还没有起来，居民收入份额虽然下降，但绝对的增长率仍然上升，这导致了真实收入增长率上升。在晚些时候，CPI通胀率上升，居民真实收入增长率才开始下降。所以应当存在一个滞后的负相关关系。这里，CPI通胀率特别是食品通胀率的变化，与更多的变量有关，难说有一个确定的滞后时间，在一些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同期负相关的结果。

最近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这早晚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否会影响到利润和劳动收入的份额并不很确定。从其他同类型经济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的过程确实伴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这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变化趋势，在短期内难以产生很显著的影响以至达到使居民收入和GDP增长率反向变化的结果。最近两年的情况，可能仍然是以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为主，但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趋势可能已经发生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在简单的收入会计方法中，金融资产收益的计算可能产生歪曲。将表面收益计为金融资产的收益，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对于本金的损失没有考虑。在1988年和1994年两次高通胀中，居民金融资产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没有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过去10年通胀率平均水平显著低于早先，但是居民金融资产与收入的比例显著上升了。1987年，年末居民储蓄为当年GDP的25.5%，到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77.2%。所以，尽管2011年的5.4%的CPI通胀率大幅度低于1988年的18.8%，储蓄存款因通胀导致的损失相对于收入水平却是接近的。在金融资产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居民对通胀越来越敏感。

做一个很简单估计。首先根据城乡人口和住户调查的人均收入计算居民总收入，其中城镇为可支配收入，农村为纯收入。然后用上年末的储蓄存款和当年的CPI通货膨胀率计算储蓄存款的本金损失，按当年价格计算。最后将储蓄存款的本金损失从居民总收入中减掉，对结果按CPI做调整。用年度数据如此调整的居民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在同期是轻微负相关，当年收入增长率和上年GDP增长率的负相关更强一些。由于年度数据样本小，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负的相关性主要来自GDP增长率波动大的时期。在1997-2002年的通货紧缩期间，GDP增长率持续偏低，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最近几年情况来说，2009年是居民收入增长率最高的，2010年最差（2012年是估计数）。由于是增长率，2009年的收入增长率高部分是由于上年通胀高而存款损失大，2012年的情况也是这样。

需要强调的是，逆周期只是在短期波动剧烈的时候才存在，如果低增长低通胀甚至通缩持续一段时间，居民收入增长率也会下来。所以从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居民收入仍然是顺周期的。

（潘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