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13日，持续数月的冷春之后，天气全面转暖。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天更像是真正的春日。 BiMBA）EMBA而言，这一天更是如此。朗润园的玉兰繁花未落，海棠已经含苞待放。在百年皇家园林的春风花海间读书求知，本已是人生幸事，而4月13日的同学们又迎来幸中之幸。 EMBA2011级同学刚好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任院长周其仁授课——“制度与行为”，EMBA2012级同学刚好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现任院长姚洋授课——“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BiMBA）的“院长授课日”。 BiMBA）院长胡大源对本次课程安排做了简要介绍。 2008年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实在无法为EMBA同学们系统地讲课，使不少人好梦难园。上一批幸运儿要追溯到EMBA2006和2007级学生。另一方面，在世界银行这个世界最顶级的舞台上，林毅夫又得以与偶像级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要当面交流，考察的足迹遍布全球，他自己都形容为“又上了四年大学”。因此，这个特别讲座不仅是林毅夫五年来为我们EMBA“新授课”，更是他世行归来“授新课”。

  9任，前8任中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西方财经政要、名流。他能有机会担此要职，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30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世行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促进世界多元多边发展，尤其是帮助贫穷国家脱贫，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60多年来，世行开展过很多工作，但收益甚微，除中国减贫6亿人之外，全球其他地区的贫困人数不减反增。 60年来从未能成功帮助贫穷和发展中国家，对他们自身遭遇的危机和全球经济的运行路线，也未有十足的把握。尤其是当他真正登上这个全球最高级的经济学舞台之后，真正体会到了“神仙也犯错”——所谓西方经济学神人也会思虑不周，甚至严重误判。   年6月，林毅夫刚刚赴任之时，全球正经历通胀，粮食和石油涨价使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计与社会安定受到挑战，成为摆在林毅夫面前的第一个挑战。对此，世行虽有标准方案，但林毅夫认为应对通胀时，有必要考虑通缩问题，毕竟宏观调控往往治通胀易，治通缩难。对于难题，还是早准备为好。但世行同事对此提议不以为然，未予讨论。理由是通胀当前，根本看不到通缩的影子。但众所周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全球性通缩不期而至。   年8月，在美国怀俄明州的一个小镇，全球顶级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大佬、西方主要国家财经要员，齐聚一堂，讨论全球金融监管问题。 10人，但都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财政部长、欧洲央行行长等绝对重量级人物。林毅夫作为世行新任首席经济学家，有幸受邀。在这个讨论自由度极高的会议上，其中有一个话题：30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2007年次贷危机？这场危机在金融史上能否占一个豆腐块的位置？ 7000亿美元，不过是风雨小灾，更何况西方政府与金融体系经过1929年大危机，以及东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洗礼，经验丰富，实力雄厚。但众所周知，3个月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主要股市不少都遭遇腰斩，市值下降幅度高达50%，比1929年大危机还大。   3个季度，长则7个季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出现“大缓和”（Grand Moderation），即西方国家凭借成熟的宏观调控工具与经验，已经足以烫平经济波动，避免经济发展的失控。 7个季度，而是7年。如西方《圣经》说的“7年丰收、7年灾荒”一样。因为在这场危机之前，西方刚好经历2001年以来的7年丰收。

 

  年12月，20国达成协议，推出三项措施，一是各发达国家自救银行，解决流动性。二是利用凯恩斯反周期投资策略刺激经济，同时以救济金为失业者提供基础保障。三是各国不能贸易保护，以免陷入囚徒困境。这都是常规药方，但事实证明，在这场危机中无效。 2001年开始的7年降息，带来繁荣的背后是持续的投资。泡沫破裂，通缩骤至，过剩的庞大生产力怎么可能短时间予以内消化？当经济出现负增长，财政收入下降，失业增加，消费无力，恶性循环开始，西方宏观调控的所谓自动稳定器也就瞬间失效。 2009年就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由政府投资有利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项目，短期可解就业之急，长期可消增长瓶颈。生产率提高，自然反哺财政，财政收入增长有利政府还债。但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此并不赞同，一方面，他们坚持此次危机仍是短期，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如果真有好项目，市场自然会做。 年10月，在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坚持此前的判断，即危机只持续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已经判断全球经济出现稳定复苏，给出的政策建议是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恢复民间投资的信心。 2008年的状态，失业还会增加，民众收入减少。与其财政以赤字进行救济，不如投资有利经济长期增长的项目。但作为研究农业经济闻名的林毅夫，在诸位宏观经济学大师面前，没有说服力。  

 

      199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积累外汇以备战金融投机分子的袭击；三是币值低估，尤其是人民币。这三种推导，背后都有西方经济学界的政要、名流撑腰，影响很大，以至于我们国内的媒体、民众，甚至官员也信以为真，这是很可悲的。   2001年，而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至少也从1979年就改革开放，而不是2000年之后。韩国更是曾经多年贸易逆差。 2007年的5000亿增加到5万亿美元，这显然是整体现象，而非东亚个体作为。 2003年春天就曾在日本专门讨论过。日本时任财政部长率先提出，2003年秋，美国也对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跟唱。林毅夫本人就曾参加2003年的这场争论。 1998年对美贸易盈余435亿美元，2003年下降到235亿美元，这就是说，人民币在升值之前，中国外贸盈余是下降的。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结果连续升值20%左右之后，中国对美外贸盈余达到1020亿美元。数据面前，美国经济学家的这一推论不攻自破。 2001年美联储基准利率是6.5%，在格林斯潘主持下，经过27次小步快跑，下降到2003年的1%。之后又一度回升到5%。 20世纪90年代，东亚对美国贸易顺差曾占到美国总贸易逆差的一半。但2000年到2007年，这一比例从51%下降到38%。  

 

    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就推行金融自由化，放任金融高杠杆，导致流动性泛滥，催生投机。他们不断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金融管制，给他们的投机资金提供操作空间。发展中国家虽需要资金，但真正需要的是长期投资资金，以促进产业升级，恰恰不是投机资金。 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加上911事件，美国财政收入与民众消费需求均骤减，从理论上，经济将进入衰退。格林斯潘变为应对通缩，频繁降息，释放流动性。18个月27次小步快跑之后，美联储基准利率从6.5%下降到1%。美国进行了低息时代。 100万美元的房子，首付30万美元，贷款70万美元。在中国，这套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不再能贷款，但美国可以。房价翻番之后，房子价值达到200万美元，美国人可以拿房子到银行再贷款140万美元，这140万美元还掉70万美元的前期贷款，手头还有70万美元的现金可以消费。这段时间，无数美国人一夜之间实现了美国梦，但这个美国梦的基础是房价持续升值。   2001年的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万亿美元，使发展中国家房市、股市出现泡沫。同时，不管是资本账户还是经常账户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美元，都必须由当地央行换成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又回流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与房地美、房利美的金融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5000亿增加到5万美元，并非完全源自贸易，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最终，美国为了一已之利，酿就全球性金融危机。    

 

  年至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号称已经复苏，但这种复苏本质上只是止住了下滑之势，与2008年的状态相去甚远。尤其是危机从美国传导到欧洲之后，南欧的新危机至今无解。     QE1、2、3、4，以货币宽松释放流动性，以止痛药延缓问题。道琼斯指数表面上回到14000点以上，但这是投机所致。2008年，美国股市已经是大泡沫，如今经济远未回到2008年的高点，股市却创历史新高，恰恰是更大泡沫的证明。 20年。    

 

    60年多的经验，以及持续5年多的金融危机都表明，西方并无存在经济发展的所谓真经和灵丹妙药。     40年代，如今经常发生雨雪天气停电事件。美国的高速路网也已经非常落后。欧洲类似，伦敦的地下水道已有150年历史。        

 

  2009年最早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但这一药方在全球都反应平平。其中最大的质疑点就是投向发展中国家的钱如何保证回报率。因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二战以来，200多个国家之中，能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并最终进入高收入的国家或经济体只有两个，分别是韩国与中国的台湾。同期，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和经济体也只有13个。 80%的国家和经济体仍处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陷阱，并没有实现高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实施“超越凯恩斯主义”，有80%的可能投资回报难以保证。         5-10年的快速增长，也建立了一批先进工业。但很快陷入危机，因此这些产业没有自生能力，必须长期依靠政府补贴，这最终造成国内产业结构和制度出现扭曲，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阻力。 70年代开始的自由主义，后来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收入低，产业落后，源于他们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制度，政府失灵导致资源错配。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是“休克疗法”。结果是采取这一策略的国家普通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成为迷失的20年。   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越南也类似。在世行期间，林毅夫还了解到一个非洲小国毛里求斯，这个国家尝试过进口替代，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双轨制改革，如今已经人均收入一万多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     1979年改革开放时，人均收入只有非洲的三分之一，到2010年，我们人均收入已经达到4800美元，到2020年如果能翻一番，就达到9600美元，中国就将成为二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  

 

        2020年达到1万美元，但距离美国5万美元（2020年可能变成7万美元）仍不很大距离，双方金融深度相差巨大。美国的金融池深，中国水浅，一深一浅，快进快出之间，等于给资本炒家更多的空间。        

 

                20年每年经济增长8%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真正发挥出来，还有很多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能不能破解，也需要扎实的研究与理论创新。       BiMBA）的学员，林毅夫希望大家通过两年的学习，将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与提升，打下更好的经济与管理学基础，将来能做得更好，不仅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也助力民族的中国梦和同仁的中国梦。   2013年4月13日注定将要留下不同寻常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