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日本政策研究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前院长八田达夫（Tatsuo Hatta）教授对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战后日本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可以为我们的争论提供一个参考。他的基本结论是，促使日本经济成功的是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日本当局开始着迷于产业政策，而这恰恰成了之前高速增长和后期低速增长的分水岭。

Hatta教授的文章是“中日韩融合、创新、制度”联合课题的研究报告之一。原文发表于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7年第2期。下面是由李想编写的论文主要观点介绍，文章最后有英文原文的链接。

Tatsuo Hatta (2017) 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0:2, 162-174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7538963.2017.1321216

竞争政策还是产业政策？

日本经济产业省实施的产业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其战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近来的研究越加表明竞争政策的重要性。本文比较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不同作用，认为是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带来了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应鼓励竞争，摈弃产业政策的干预，才能在未来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

作者将产业政策定义为政府通过贸易保护、税收优惠和政府贷款来促进特定行业的发展，竞争政策则指任何促进市场竞争的政策，包括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反垄断和私有化。经济增长的来源一方面是创新，另一方面是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产业政策意在鼓励特定产业内的创新，而竞争政策则是鼓励资源在部门间转移。根据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不存在市场失灵时，市场竞争能保证资源流向高生产率的活动，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产业政策作为一种市场干预，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市场失灵包括规模经济，公共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

作者反驳了几类基于市场失灵为产业政策所做的辩护。首先，所谓的“保护幼稚产业”就是以规模经济为理由实施产业政策的典型例子，但资本市场完全时，资金会自发流入这类行业，因此政府的干预是不必要的。其次，如果外部性来源于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那么合适的政策应是保护知识产权；如果外部性来源于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的差异，则应利用庇古税的方式进行调节而不是类似于出口补贴的产业政策。再次，策略性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无法长期维持。

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73年为界的高速增长阶段和低速增长阶段。在前一阶段，日本政府鼓励例如钢铁和化工等重工业的发展，而后一阶段在鼓励计算机产业的同时对农业、采矿业、纺织业和造船业进行补贴。作者援引了一系列研究说明日本战后的产业政策是无效的，事实上包括索尼、本田和松下在内的许多公司的发展都只从政府获得了很小的帮助。

与之对比，竞争政策在日本战后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战后初期的1945-1950年，大财阀集团被分解为多个小公司，并且财阀家庭所持股份也被政府没收。1947年，日本政府通过反垄断法案并且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为创建良好的竞争环境打下基础。6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迫使日本企业直面国际竞争，对于战后的增长极为关键。

七十年代早期，日本停止了高速增长。其原因就在于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更倾向于采纳产业政策，引入了许多新的进入壁垒。比如，减少稻田面积、禁止新医学院的建立、限定大型零售店的分布、将政府预算从城市地区拨入农村地区等等。政策决策者不采纳竞争政策的原因在于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力量高于一般消费者。这些进入壁垒和缺乏竞争是过去四十年日本经济增速猛烈下降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在重新建造竞争的经济环境。八十年代时中曾根弘文促使了一批公共行业的私有化，包括铁路、通信、烟草、盐业和航空。二十一世纪早期，小泉纯一郎实施了放松管制的改革，抵制各行业重新创建进入壁垒的势头。近年来，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即通过竞争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政策，具体内容包括电力市场自由化、撤除日本农协的特殊法律地位、在国家战略特区实施的各项革新等等。

最后，作者指出日本经济增长最需要的竞争政策是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在现行的雇佣制度下，雇主很难开除员工，员工也很难跳槽。日本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固化，薪酬以资历为评判标准，中层员工很难转移到其他公司或行业，且没有动机进行创业。这也是日本信息技术行业几乎没有风险投资公司出现的原因。（李想 编写）
 

八田达夫教授简介：

八田达夫现任亚洲增长研究院院长。他于1971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是公共经济学和价格管制。他曾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埼玉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大阪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以及国际基督教大学。他曾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过文章，包括《美国经济研究》(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学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和《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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