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5日上午，北京论坛（2016）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分论坛B组第二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由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研讨会分上下两个半场，共有八位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分别是香港大学Tao Zhigang教授， 日本Gakushuin大学Tomohiko Inui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Antonio Rodriguez-Lopez教授, 美国华盛顿大学Kia-yiu Wong教授, 东盟与东亚经济研究中心Lili Yan Ing教授，香港大学丘东晓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其中丘东晓教授和张建华教授分别担任上下半场的主席。

Tao Zhigang教授的演讲聚焦于中美贸易对美国政治选举的影响。利用中国不同产业适用的美国税率差别，他采用差分法和断点回归设计评估了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变化对美国县级选举结果的影响。他发现综合税率变化越大的县在政治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吸引的投票份额会显著更大，最终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获得该县代表的概率也更高。与这一事实相一致，他还发现民主党人更倾向于支持不利于贸易的和促进经济援助的法规。特别是在2001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增加、制造业就业显著下降后，这一倾向变得更加明显。

Tomohiko Inui教授的演讲则主要阐述了日本零售企业外包对于其国内生产企业的影响。他和他的合作者合并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财务信息和企业对应的下游零售企业之间匹配的销售网络信息，并比较了零售企业是否是进口企业对其上游供货企业的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的差别。为了克服潜在的样本选择性问题，他们采用了结合差分的倾向性匹配得分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当对应的零售企业开始从国外进口时，其上游供货企业会出现显著的成本加成、生产率和销售量的下降。但是这些企业的就业和工资水平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

Antonio Rodriguez-Lopez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工作流动和全方位贸易自由化：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基于国际贸易中的Melitz模型，他推导出了异质性企业在税收水平下降后容纳的就业水平变化。高生产率企业在平均的出口关税水平下降后应该有就业上升；低生产率企业则相反。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他在实证上验证了这一结论对于各种类型的贸易自由化都是成立的。此外，相比于投入品税率或外部最终品税率，企业的就业对于内部最终产品税率的变化更为敏感。内部最终产品税率的下降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类似；外部税率的下降对于纯加工企业的影响最大；投入品税率的影响则主要作用于进口企业。

丘东晓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国际贸易视角的考察》的演讲。他用详尽的数据展示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并综合已有的研究总结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对于中国自身以及其它国家的影响。中国贸易的绝对水平和其占全球贸易的相对份额自1990年代以来都经历了显著的增长。中国的进口产品以资本品、中间品和原材料为主，出口中消费品占据最大的份额。中国的贸易对于中国的GDP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间工资不平等程度和地区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和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对于亚洲国家，中国的贸易增长对主要出口消费品的国家呈现整体负面影响，而对主要出口资本品的国家呈现正面影响。中国的贸易还加速了拉丁美洲的产业升级。对于全球整体而言，中国的贸易呈现正面影响。

Kia-yiu Wong的演讲紧扣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出口的主题进行阐述。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Wong教授从理论上区分了供给侧的产能过剩和需求侧的产能过剩。作为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中国的钢铁行业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经历了显著的扩张。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是促使企业在最优的产能水平上生产。中国的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由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因素同时驱动。在供给侧，中国许多企业都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在需求侧，许多国家仍然没能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对钢铁的需求仍然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Lili Yan Ing教授则报告了她对来自中国企业的质量竞争对印度尼西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的评估结果。结合中国企业的出口数据和印度尼西亚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她和她的合作者构建了一个衡量进口产品质量的指标。根据这一指标，她发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质量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印度尼西亚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面临的竞争，从而显著提升了印度尼西亚企业的生产率。相比于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印尼企业，这一来自中国的进口品质量竞争效应对于出口到国外市场的印尼企业作用更为明显。

张建华教授从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三个概念入手，论述了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他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需求驱动和技术驱动因素的专利竞赛模型。通过理论推导，他发现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于国内和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创新行为有着不一样的影响。收入差距、基础投资比例、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质量和研究投入以及研究者数量都会对国内企业的创新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他认为，政府应该同时采用需求驱动和技术驱动的政策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演讲之后的讨论环节中，学者们就报告中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本场讨论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顺利结束。

金洋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