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5日上午，北京论坛（2016）经济分论坛“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A组第二场讨论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三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由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讨论会分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和Laszlo Halpern教授主持，共有7位学者在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分别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Kevin Salyer教授、早稻田大学的Yas Todo教授、日内瓦研究院的黄毅教授、黄益平教授、多伦多大学的Peter Morrow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王勇教授和匈牙利科学院的Laszlo Halpern教授。

Kevin Salyer教授做了题为《构建风险冲击模型》的发言，通过观察风险的峰度、偏度，可以发现不确定性具有很强的时变特征，在金融加速器模型的框架下，对企业生产率的分布赋予时变的权重，可以构建加权的混合正态模型来刻画这种随时间变化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冲击。具体来说，模型中通过对生产力二阶矩的定义，将企业家分为低风险者（生产率的二阶矩相对较小）和高风险者（生产率的二阶矩相对较大）这两种类型，二者所占的比例也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每个市场参与者知道每个时刻两类企业家的比例，但是不能确定性的知道具体某一个个体的类型。由于高风险的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就会带来监督成本，从而降低了投资的收益。当高风险者在总人数中的占比从1%变化到2%，给银行贷款的风险溢价会带来很大的量化效应。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破产率和风险溢价对两种风险类型企业家的占比非常敏感，且具有反周期的特征。

Yas Todo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全球化进程下的中国企业跨境交易、资本结构和专利申请：来自规模企业的证据》，在network框架下，将贸易关联、贸易多样性实现可视化，分析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中贸易、资本结构等相关问题。 通过全球主要企业供应链等分布图，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并没有处在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供中国应链上的企业数目也比较少，但是中国企业与其他周边国家的主要企业建立较为广泛的联系。在供应链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通过其他企业或机构建立股权关系等联系，始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黄毅教授在题为《债券发行的实际影响与金融影响：来自中国非金融企业的证据》的发言中指出，通过考察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券发行及企业在本币和外币之间的选择，分析其中的实际影响和金融影响。利用企业资产负债表与债券发行的匹配数据，可以发现高杠杆、低利润率、没有外币现金流的企业以及一些国有企业，更有可能会选择美元计价的债券。这些企业存在套期保值和金融中介的行为，其美元债券的发行与企业价值、投资评级、企业的绩效指标负相关，与表征非金融企业金融中介活跃程度的企业间贷款呈正相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治理比较弱、没有投资评级、没有外币现金流的企业在发行美元债券时会增加企业间的贷款，这样，货币错配、影子银行活动以及全球美元流动性的溢出效应就会给国内经济带来严重的金融风险。

黄益平教授为大家介绍了中国开创性数字包容型金融的发展。2013年是互联网金融开始蓬勃发展的重要元年，阿里支付、微信支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使用，P2P在线借贷平台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全球数字金融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中国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独家金融机构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家庭、中小企业的消费借贷、小额借贷的要求；其次，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移动终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再者，监管当局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总体态度是很包容性的。与此同时，大数据分析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尽职调查，降低成本。从数字金融的发展前景来看，普惠金融还不够普惠，可获得性不够高，融资成本也比较高，数字技术还不够完善，数字安全存在明显的隐患，还需要一套覆盖面很广的、效率较高的全国征信系统，真正做到普惠金融普惠大众。

Peter Morrow教授就《中国的关税和贸易安排》主题进行了发言，分析了中国进口关税下降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安排的影响，这两种贸易方式主要在关税待遇和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能力方面存在差别。在企业层面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投入品关税的下降会导致一般贸易在总出口中的份额在集约边际和广义边际上显著上升。贸易形式的选择与国内市场的规模关联较小，因为加工型的企业未能进入国内市场。总体来说，由进口关税下降带来的贸易安排的变化往往会导致在工业-省级层面上中国国内制造在总出口中的份额显著提高。

王勇教授发言的题目是《贸易与中等收入国家的非收敛性》，在一个三国的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引入贸易和技术的扩散，强调“夹持力量”的作用。一方面，追赶效应的存在是有一定条件的，不能同时在集约边际和广义边际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压制效应在集约边际上总是存在的，但在广义边际上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会发挥作用。他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当同时考察一国在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表现来评价其发展。中等收入国家在开展对外贸易时，应根据其贸易伙伴的行为，将资源在既有欣欣向荣的生产力间优化配置，并加强既有生产力对新产品生产的学习。

最后，Laszlo Halpern教授做了题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品、就业和企业行为》的发言。供应链贸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产品、劳动力、竞争、生产力四个维度上对参与其中的经济体有着深刻的影响。产品层面的竞争可以分解为价格和非价格两块，当非价格成分可以补偿价格竞争的损失时，说明一国可以应付竞争对手的竞争。出口业绩与价格质量比密切相关，发达经济体对奢侈品和品牌产品的出口对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更有抵抗力。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面临严重的工作两极分化问题，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的技术变革，发达经济体中，中等工资水平的工作在就业市场中的份额越来越低，而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工作占比提高。一些很容易受到进口竞争影响的工作，比如机器操作员的劳动力需求比其他就业岗位低得多。市场竞争越激烈，各种产品的价格加成下降，一些表现比较好的产品就会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并带来企业层面业绩和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在政策其实层面上，他强调，保护主义政策往往会适得其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需要设计针对性的政策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撰写人：葛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