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5日，G20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G20是全球最重要的20个国家领导人和经济组织领袖共同参与的峰会及国际组织对话机制。峰会每年由不同的国家轮流举办，今年是时逢第十一次峰会，由中国主办。因此，这也是中国2016年最重要的国际峰会。

世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复苏状态大不相同。加之英国脱欧，中国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等诸多变量，2016年第十一次G20峰会对全球发展潮流与治理结构提出新的挑战。我们该如何看待全球经济与发展的新潮？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转变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2016年8月29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对G20的来龙去脉、历史拐点、2016看点等问题为很多媒体人进行了深入解析。

讲座现场

G20的来龙去脉

卢锋教授首先讲解了G20的来龙去脉。G20的概念是从G7这一母体派生出来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二战以后美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因为欧洲的复苏与日本的崛起而于1970年代解体，世界需要新的协调机制。

1973年年初，美国财政部长邀请法国、德国、英国财政部长开会，实际上宣告了G4的成立。后来，日本加入，G4变成G5。1975年，为应对石油危机和宏观经济问题，召开了G5峰会。随着意大利、加拿大的加入，G5变成G7。1997年，俄罗斯被接纳为成员国，G7变成G8。

东南亚经济危机让发达国家认识到，要想维持全球经济的稳定，仅有发达国家的经济还不够，还需要发展中国家。1999年，G8以及其余12个重要经济体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对话会，出现部长级会议的G20。

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首脑参加会议，G20峰会形成。

截止2015年，一共在九个国家召开了十次峰会。中国作为第十个举办国，举办的是第十一次峰会。

卢锋教授

杭州峰会看点

卢锋教授认为，作为一套国际治理架构，G20的历史就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格局在治理结构层面演变的具体展现。这说明历史力量的对比是变化的，全球经济的格局变化了，治理方式就要发生变化。

去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发表致辞时作了宏观定调，确定了杭州峰会的4I主题，即（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这四大主题和中国五年规划中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有非常多的交集，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国召开峰会，都倾向把自己正在努力做的事情跟国际发展方针结合起来，把国内政策跟国际政策结合，内外一致，逻辑贯通，这是只有大国才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做了，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领导者。杭州峰会，就是要体现中国元素、中国贡献和中国特点。

卢锋教授特别总结了G20杭州峰会的六大看点。一是结构性改革，二是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架构，三是改进贸易投资体制政策，四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具体共识，五是合作应对产能过剩，六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

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指改善供给侧结构和市场机制功能，目标在于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潜在增长能力与失衡调整能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宏观政策相结合，将对全球经济提供标本兼治、长短期兼顾的“中国药方”。可以提高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推动创新增长方式与引领发展潮流目标。凝聚结构性改革的共识，制定结构性改革路线图是中国举办G20最重要的贡献，或者是之一。

完善国际金融治理架构：金融危机凸显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很多局限，不适应二十一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新兴大国的崛起、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必然要求改变、完善国际治理架构。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美国消极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并未取得明显效果。中国担任峰会主席国后，很快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主要集中系统持续讨论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成都央行行长会议上通过的《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可能会在杭州峰会上有集中呈现。

改进贸易投资体制政策：贸易和投资是全球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或者说动力来源，这几年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对低迷。在上海贸易部长会议上，批准建立了贸易投资工作组，为讨论、应对、解决贸易投资领域政策议题提供了一个体制性平台，非常利于推动今后的贸易投资发展。会上通过的《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文件，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特别强调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透明、非歧视、开放包容的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加强世界贸易组织（WTO）。

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更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瓶颈和短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短期基础设施投资就是扩大总需求，基础设施投资以后长期就变成供给能力，所以短期是解决需求，长期是解决结构性改革供给能力潜在增长率，它是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的东西。中国在这方面推动了很多具体进程，如借助亚投行、一带一路等，鼓励多边开发银行联合支持基础设施投资，加强互联互通。在G20这样的多边场合，更应该提出中国的这一诉求，这才是大国领导的风范。

合作应对产能过剩：上海贸易部长会议和成都两长会议都对全球性的产能过剩特别是钢铁产能过剩，做了讨论，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这件事情。首先要直面困难形势，产能过剩确实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对贸易和工人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要看到，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合作应对、集体应对。合作应对产能过剩的方针，加强市场功能调整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政策取向，这是对的，跟中国的基本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也是中国钢铁崛起的一个关键节点，它带来的重要变化就是世界钢铁新一轮产业转移，这个转移必然会导致利益重新分配，必然会带来有一些国家钢铁产业链的进一步调整，难免会带来很多问题。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政策协调是G20的传统议程。中国在协调G20就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政策工具达成共识，第一次提出了综合利用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工具，把短期需求政策跟长期结构政策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针对年初金融市场的波动，两长会议指出汇率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首次承诺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重申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重申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这样鲜明的表态对于稳定货币市场、金融市场都是有益的，同时也拓宽了宏观政策协调机制。过去对外汇市场稳定协调不是一个常规的议题，今年在中国与G20其他成员国一致努力下，做到了更加有效的宏观协调。

讲座现场

历史意义

卢锋教授表示，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投资低迷、贸易保护活跃，一些结构性矛盾持续发酵，各种矛盾使得全球化或者说二战以后美欧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面临瓶颈约束。G20峰会作为金融危机后建立的最权威、最高层级的治理架构或者说决策平台，肩负着历史使命。中国在引领发展潮流、改进全球治理等领域取得的一系列突破，一定会成为G20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机制转变的里程碑事件。

G20对于中国来说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国崛起一定会改变全球治理结构，但这个过程一定是充满了矛盾和坎坷。G20的发展表明，战后全球治理结构在历史上既有局限性，但也有积极功能，并且随着经济格局的演变也有一种自我调整的机制和能力。中国不仅能够通过这样一些合作性的参与，拓宽自身合作发展的空间，而且对于引领世界潮流向前走，也发挥了新兴大国的特有贡献。这对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我们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更加坚定增强我们和平发展的信心，也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

在演讲结束后，《中国新闻周刊》、《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等资深财经媒体记者就如何看待“逆国际化”的暗流，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如何看待结构性改革，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峰会成果给予足够的支持等问题提问，卢锋教授一一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