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杠杆率已成为中国一个大问题，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不仅总量大，而且结构性的变化也很不乐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6月22日于北大国发院举行的CCER-NBER（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年度国际研讨会上做出上述表示。

黄益平指出，从2003年到2007年，国企和民企的资本负债率水平非常接近，而且基本上是同步移动。但从2008年开始，两者的资本负债率发生了分化，国有企业的资本负债率从2007年的304%上升到2013年的350%，而同期民营企业的资本负债率则从292%下降到206%。他用“国进民退”来概括杠杆率的这一变化。

黄益平认为，盈利水平堪忧的国企杠杆率继续攀升，同时民营企业杠杆率相对较低、且在下行的局面恐怕很难持续。对于此前有学者试图区分“好的杠杆”和“坏的杠杆”，他表示，他们利用省级数据的研究显示，凡是民营企业在经济中份额比较高的省份，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反过来，如果国有企业的份额高，信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小。政策不确定性是国企、民企杠杆率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

黄益平解释称，在企业方面，正常运营环境下的企业在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投资、负债等活动会更为保守。国企在软预算约束下，对于政策不确定性则“不太在乎”。而在资金供给端，银行给国企的贷款如果出现坏账，信贷员一般表示抱歉就可以了。而银行给民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受到的相关调查非常严，调查者会详细查看银行信贷员的所有通讯记录，看他们是不是与民营企业家吃了饭或打了高尔夫球。

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家多给国企放贷，少给民企放贷，也是自然的反应。黄益平表示。

黄益平与他的合作者的计量研究发现，40%的国企、民企杠杆率分歧可以被政策不确定性解释。他指出，2008年后3个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为，2008全球金融危机刚爆发时、2012年欧元区危机和中国领导层换届前后，以及去年中国金融市场面临风险以来。

去杠杆有三个策略可供选择，他表示，但是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去杠杆在他看来不会成功，因为分母通常会比分子收缩得更快。通过完善、扩大资本市场来降低杠杆率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真的想做，就应该从关闭僵尸企业，削减过剩产能、改革国企着手。

针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定义和量化方式，他对财新记者澄清道，并没有严格的标准或定义，而是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寻找新闻媒体上对于政策不确定性等词的提及次数。对于当前环境下，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和前述所应采用的去杠杆策略是否可能较快落实，他表示，确实较为困难，但是如果不这样努力，就不要想者去杠杆，或是希望保有可持续的增长了。

记者：王力为  
本文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