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中国应考虑推出规模在1万亿至1.5万亿人民币的增量财政刺激方案，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和服务业补贴来刺激居民消费。”7月1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CF40）执行院长郭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兼东亚研究所（EAI）所长席睿德（Alfred Schipke）合著的报告指出。

这份题为“中国经济路径：解读宏观经济趋势与结构性改革（China’s Economic Trajectory: Unpacking Macroeconomic Trends and Structural Reforms）”的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仍面临“持续低通胀、谨慎的私人投资以及美国关税带来的外部风险”等挑战，凸显了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复苏仍然不平衡且脆弱，容易受到冲击。

报告指出，中国近期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中美贸易谈判进程和中国财政发力的情况。7月11日，在EAI围绕该报告举行的座谈会上，郭凯解释道，根据CF40的测算，若特朗普对华加征20%的关税，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约1万亿人民币的冲击，相当于对中国GDP产生0.8个百分点的影响；如果不对冲击进行干预，那么中国GDP增速将由冲击前的5%左右下降至冲击后的4%至4.5%。

报告写道，2025年1月至5月，剔除政府债券后的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与2024年同期基本持平，企业中长期贷款更是持续低于去年水平，反映出企业投资的犹豫不决。一方面，中国GDP平减指数连续八个季度为负，反映了持续低通胀环境，相当于被动推高实际利率，使企业盈利能力承压。另一方面，关税的不确定性也在抑制私人部门的支出和借贷。

“如果价格水平下降的趋势得不到解决，通缩预期就会渗透到经济的各个方面，让整个下降周期变得更长。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实际上，政府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工具，这需要一个包括产能出清、结构性改革等在内的‘宏观大礼包（massive macro package）’。一些好的迹象表明，政府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还需要一些观察。”郭凯指出。

为应对这些挑战，报告认为，中国应当采取更有力的逆周期政策来保持稳定增长，即前述的增量财政政策，规模在1万亿至1.5万亿左右，并且应当明确针对居民消费，以抵消美国20%-30%关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可以扩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扩大更多服务行业的消费补贴，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和提振内需。

在财政发力的同时，也要平衡政府债务风险、确保中期财政可持续性。报告认为中国应当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些优先事项可能会在中国即将出台的‘十五五’规划（2026-2030）中得到体现。”

报告指出，提振消费和经济预期有赖于加强社会保障体系，这需要强劲且可持续的公共融资。为了给消费驱动型经济创造必要的财政空间，迫切需要财税改革，包括逐步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简化增值税结构并取消临时免税，合理化税收优惠和部门抵扣。“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GDP的1%左右，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约8%。”

同时，地方财政也需要改革。报告提出，地方政府应当尽快调整优先事项和激励机制，未来不应再直接配置资源，而应专注于为企业和企业家创造有利环境，并加强公共服务的提供。例如，可以在绩效考核方面，将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在提供社会服务和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的成效挂钩。

此外，报告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应考虑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降低，这有助于强化名义经济增长强劲的预期。报告认为，迄今为止，相对于通缩压力，政策宽松力度较为温和，名义利率下调并未完全抵消通胀下降的影响，导致实际利率上升，继续抑制私人信贷需求。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仅仅通过增加货币供应或流动性，可能还不足以解决价格水平低迷的问题，短期内更有效的举措还是减少过剩产能或者刺激国内消费。”黄益平在前述座谈会上解释道，“货币政策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而财政政策可能更重要。”

“我不认为接下来的‘十五五’规划会在政策上有太大变化，从债务驱动型投资转向消费驱动型投资模式、产业升级等方向还会像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那样。”黄益平续指道，“对于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我个人认为，短期内如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反而会降低效率或者生产率，因而损害未来的增长，所以在我看来应当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核心质量和结构调整。”

文｜财新 王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