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 Shen (2018) Forty years of Open and Reform: in restrospect and in prospec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1:3, 225-227

https://doi.org/10.1080/17538963.2018.1529876

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约为9%，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5%上升到2017年的15%。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依赖出口、廉价劳动力以及牺牲环境的增长方式已不能持续。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全新的可持续增长战略势在必行。随着改革的深化，是时候总结过去40年间的成功经验并指明未来改革的方向。为此，我们筹备了这期特刊，它包含6个主题：改革开放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背景、人口红利、农村机构和乡村治理变迁、汇率制度发展、对外开放进程中的国际贸易和中美贸易战。

姚洋的论文“简析中国的选拔体制”，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这篇文章将改革描述为地方试验与中央政府意识形态变革的互动过程。意识形态变革的核心是中共的去政治化：中央政府应当是中性的，即政府不持续性地偏好某一特定团体，从而可以把资源分配给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或促进改革的社会集团。因此，中共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已经成为中国宪法架构的一部分。

中国快速的人口过渡形成了人口红利，研究人口红利的出现与消退意义重大。蔡昉的论文“中国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1978-2018”，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人口政策只是附加的消极因素。作者说明了改革如何促进劳动力的利用效率，揭示了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建议深化户口制度改革。

刘守英和熊雪锋的论文“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说明了乡村治理的演化过程，并指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来讲，该文回顾和分析了村民自治与国家治理相结合这一治理结构的建立，即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及治理体系和中共的正式制度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与融合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出现了熟人社会解体、人地关系和人村关系变化等乡村治理大变局，作者针对这些变化提出了适应乡村转型时期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

人民币汇率是过去40年间的重要话题。余永定的论文“汇率体制改革的长期进程与中国汇率政策的演化”，首先回顾了过去40年间的汇率改革历史，然后评述了2016年初引入的中间价形成机制。作者深入分析了中间价形成机制，认为这一次改革具有“害怕浮动”的特征，并解释了为什么“害怕浮动”深入人心。作者认为在汇率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前提下，非浮动汇率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错配，并呼吁尽快提升汇率制度弹性。

余淼杰的论文“中国过去40年的国际贸易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制定”深入讨论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这篇文章回顾了经济改革的三个阶段：广度边际的对外开放（1978-2001），深度边际的对外开放（2001-2017）以及全方位的对外开放（2017年后）。作者认为在新世纪之前，中国的贸易收益主要基于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贸易收益来自于规模经济效应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出口导向战略促成了中国的增长奇迹，但这也造成了一些贸易争端，特别是最近与美国的贸易战。刘韬和胡永泰的论文“理解中美贸易战”指出了三个领域来解决中国国际经济争端。针对中国的巨额贸易盈余，作者认为迫使中国进行单方面改革无法奏效；针对产业政策，作者认为中国的国家补贴太多，确实利用了市场势力，并损害了贸易伙伴；针对对华贸易是否会威胁美国安全，作者认为这一问题是基于对形成美国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的无知，如果美国继续着力于打压中国而非发展自身，将会进一步削弱其竞争力。

总得来说，尽管这六篇文章提供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同视角，但它们的主题只有一个，即中国如何释放增长潜力并跨越各种损害效率与创造力的障碍。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刻不容缓。这六篇文章对此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张一斌编写）

作者介绍：

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于2003年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Econometric Society 会员和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会员。沈艳教授目前还担任教育部北京大学人力资本与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任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