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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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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不能持续过分慷慨的养老金体系，而其改革十分困难，有些人认为是大部分的老年选民想将负担推向更年轻的人或下一代的人。但这个解释显然认为人是利己的，并且不考虑子孙后代的福利，因而是不可信的。我们现在给出另外一个答案：之所以反对养老金改革，是因为人们缺少养老金体系运作真实成本的信息以及没有认识到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将会产生的后果。信息对选民选票（个体行为）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一，我们另一个研究的动机即是通过信息在养老金改革领域的作用考察其对于一般的政治改革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如何使个体获得更多信息以及个体如何对信息做出反应从而进行决策。政策选择是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但是有关信息对于政策选择的影响的文章并不多。然而政策决策者和选民总是根据已有的信息来做决策的，信息对于决策起着基础的作用。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入了解信息对决策的作用。这个问题对欧洲很重要，因为欧洲曾经以及现在正在进行有关养老金的改革。这项研究对中国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正面临诸多的改革，如何发布和传递信息以促进改革的进行是个重要的问题；同时类似欧洲的养老金改革或迟或早也将进行。
来自ECHP（European Community Household Panel）的资料表明，欧盟15国2004年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越短，在65岁时平均预期寿命越长，而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也就是说，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今后退休工人的预期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将延长，养老金负担将增加。另一方面，来自UN Population Division的资料表明，除了北美人口出生率在1970s略微下降后有所上升外，其他各洲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各国都将面临老龄化的问题（对于中国这一问题尤其严重）。上述两个挑战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养老金融资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养老金体系改革而同时希望保证养老金体系的均衡，那么我们估计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2050年个人在养老金上的支出占总的工资额的比例即贡献度将比2005年出现大幅上升；个别国家如捷克、匈牙利、葡萄牙等这一比例将接近或超过4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贡献度。考虑到在许多国家，养老金基金是通过税收来支付，高的贡献度要求高的税收，而这会降低人们参与工作的积极性，阻碍经济增长，因此这限制了贡献度所能提高的空间。比如中国目前的税收已经很高，但仍不能使养老金账户平衡，如果再提高税后就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养老金融资上可持续，而是经济上可持续，因此我们要缩减我们的养老金规模；没有其他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从根本上讲这意味着需要延长退休年龄并且降低养老金的福利水平。当然，我们这里主要是从养老金需求角度考虑的，延长退休年龄并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可以刺激更长时间的工作，从而增加养老金的资金供给。其他方式如降低法定工作年龄、鼓励年轻人就业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养老金资金的供给。但是因为供给方的因素相对稳定，并且有许多限制，比如降低法定工作年龄可能不是好的选择，不能对年轻人征太高的税收，因此我们将改革的重点集中在需求方，即延长退休年龄并降低养老金福利水平。
但是，这种养老金体系改革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是非常困难的。从1986-2002期间欧洲的养老金改革情况来看，42%的改革措施涉及到增加养老金给付，23%涉及到提高个人对养老金体系的贡献度（相应的提高税收），26%涉及延长退休年龄，以及33%涉及减少公共养老金支付。因此任何一种旨在减少公共养老金负担的措施在政治上都是很少能得到支持的。
为了进行研究，我们利用了德国和意大利2000、2001和2004年以及法国和西班牙2000年的民意调查结果，受访者回答关于养老金总成本、个人成本、代际分担等有关公共养老金体系的问题。分析表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10-15年后养老金体系将有出现危机的风险，并且倾向于认为现在的公共养老金体系存在赤字而不是平衡或盈余，并且不知道或低估个人对养老金支付的成本，而大约各50%的人认为自己的支付或者是为当前的养老金账户，或者是同时支付自己未来和当前的账户，因此，可以说公众对于养老金体系的信息是十分缺乏的。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信息缺乏如何影响对养老金改革的偏好，以及信息与政治偏好、政策选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文献少之又少，仅有的文献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中选民选票与信息披露是否有关的问题；经验研究包括Blinder and Krueger (2004, based on opinion polls in the US) 和 BBT (2001 and 2002)的文章 。本文通过构筑模型，细分数据，在外生信息和内生信息的不同假设下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分析，我们得到的主要结论是，更多的信息获取将会增加对有关减少养老金额度的改革的支持，而媒体宣传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告知信息的方式。
我们的模型设计是在一般的决策模型中加入信息变量，而信息变量又是由个人支付水平和额外可观测到的个人特征以及随机因素决定的。数据设计和分类包括五个部分：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个人对退休时收入的预期；有关养老金成本和在代际之间分配的信息；关于减少规模或仅仅增加可持续性的意见；以及收入和意识形态。对数据进行处理后我们发现，当获取信息使得被雇佣者（包括被他人雇佣和自己给自己打工）意识到自己的个人成本、养老金体系的赤字以及养老金体系在代际之间的分配情况后，更多人支持延长退休年龄并减少养老金获益（退休后的支付）的改革；而对于增加个人对养老金的贡献度方面，只有在认识到存在赤字情况下，支持提高贡献度的人数比例稍高；在其他情况下这项改革的支持者都是下降的。这是直观的数据结论，而在外生信息假定下进行多项logit检验和非参数PSM检验，以及在内生信息假定下进行IV估计和联合最大似然检验，都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结论，即告知个体及总体成本和代际分配的信息更可能促成选民支持减少养老金规模的改革，估计表明支持养老金改革的比例将提高大约20-30%，从而也表明信息在推动改革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媒体和报纸作用的分析表明，在个人进行是否退休的决策时，媒体和报纸并没有对个人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虽然存在一个明显的宣告效应（announcement effect），即在宣布进行养老金改革后至正式实施前一段时间，退休人数会出现迅速的增加，以赶上目前较为慷慨的养老金给付的末班车。那么什么方式可以更好的改进信息告知的方式呢？“桔色信封”（Orange envelope）和专门设计的信件可能是更好的方式，因为它直接并醒目的传达信息并引起关注，其相关配套措施和具体效果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完善和观察。
（整理人：董兵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