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17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农调队联合组织的“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期简报发表由姚洋和荣昭代表农调总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题为“农村公共品的提供与农村耐用消费品需求”的报告和讨论。

    我国正处于通货紧缩的阶段这一结论，已经逐渐得到学界以及政府决策机构的认同，尽管对于通货紧缩产生的原因仍众说纷纭。不管以物价持续下跌为特征的通货紧缩是由于消费急剧畏缩或是生产能力急剧增加引起的，解决办法只有两种。一种方法是依靠时间，整个经济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严重衰退，使效率低下的企业因支撑不住而破产，从而使整个经济的供需在一个较低的生产能力水平下，重新达到平衡。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可以淘汰低效率企业，解决多年以来都没有解决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考虑到我国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整个社会将难以承受。另一种办法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找出或者创造出一个巨大的能持续较长时间的社会需求，来消化掉过剩的生产能力，使供需恢复平衡。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市场发育不完全，消费条件不充分。尤其是在人口占６９.６%的广大农村地区，因为基础设施的限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消费的意愿。如果能想办法启动农村市场，我国经济就可以在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的同时解决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从而使我国经济走出当前通货紧缩的局面。

    本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农村公共品，如电力、自来水、电视信号等方面的国家投资是否可以增加农村对耐用品的需求。所用数据为分户截面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1999年农村住户耐用消费品专项调查分户资料以及1998年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的有关部分。在经过大量的数据整理工作之后，从专项调查的2万多户的数据中选取了18769户作为最后进行计量分析的样本。利用改进的probit模型所得到的回归结果表明： 

    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预期越稳定，需要保存的应急资金越少；家庭人口越多，购买耐用品摊销到每个人头上的平均成本越低，越能发挥耐用品使用的规模效应，所以，这两个因素的提升都有利于农户购买耐用品。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离城市越远，其购买耐用品的可能性越小。因为，离城市的远近一方面体现了农户居住区基础条件的好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农户购买耐用消费品的难易程度，而这两方面都会影响农户的购买行为。

    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有可能购买这三种电器。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户购买三种电器的可能性同人均纯收入有正的关系。当收入提高时，彩电需求增长最快，洗衣机其次，电冰箱再次。

    作为互补品的供电情况对购买决策有正面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电价越低，购买可能性越高；供电越稳定，购买可能性越高。此外，“电视信号的好坏”、“是否建有电视接收锅”对农户彩色电视机的购买有正向作用，表明基础配套设施的好坏对家用电器消费有显著影响。

    改善供电状况对于三种主要家电的购买需求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短期内，电价的变化对农村市场三种主要家电需求量的影响值得关注。当电价调低１０％时，彩电的购买量将大约增加3.42百万台，相当于９９年总销售量的１０％；洗衣机的购买量将增加约5.65百万台，相当于９９年总销售量的５０％；电冰箱的购买量将增加约2.14百万台，相当于９９年总销售量的２０％。就实际情况来看，农村电价的下调空间远不止１０％。从全国水平来看，城镇的平均电价为０.４２元／度，农村的平均电价为０.７８元／度；而且

    我国农村耐用品市场之所以启而不动，农户耐用品平均拥有量之所以显著低于同等收入的城市住户的平均拥有量，主要原因是与耐用消费品配套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从回归得到的农户购买可能性函数推算，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把电价调低40%，并大幅改善信号接收质量，每百农户的彩电平均拥有量，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1.5台，达到大约50台/百户的水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电价调低40%，并实现村村通自来水，99年农户洗衣机的每百户拥有量将提高22.6台，达到46.6台/百户的水平。

    目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电网老旧，农村电价一般在城镇电费的2倍以上；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没有自来水。有鉴于此，以下三个方面的设施改善将会有显著的效果：改善现有电网的供电效率，提高农户用电质量，降低电价，将显著提高农户彩电，洗衣机和电冰箱的拥有量；修建电视信号接收系统，改善农村电视接收质量，将大幅度地提高农户的彩电的需求；为农村通上自来水，改善农民生活用水条件将提高其对洗衣机的购买。可以预见，通过基础设施的改造，农村地区将会出现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产品的消费高潮。到那时，我国的家电产业将不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形。

    姚洋和荣昭的报告结束之后，专家发表了评论意见。

    柯炳生：
    上面的报告强调了提高农村公共品服务水平对促进农村消费的作用，而且这种促进还是在不改变农村目前收入水平的前提下完成的，那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公共品的作用会大于收入的作用呢？当然，即使不考虑国家在农村公共品上投资对于实现工业化的作用，它对于中国整体面貌的改变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得出增加农村公共品投入的结论之前，还是要考虑一些具体的情况。首先，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实物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支出结构中食品和住房的比重又特别高。其次，洗衣机的价格比彩电要低，这会影响到农民的选择，其实还是与农民的收入有关。同时，农村消费中有“凑大件”的心理，这会不会影响到经验观察的准确性。再次，由于我国目前对公共投资的导向不足，国家有多少财力，可以投入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些问题还不是讨论的很清楚。最后，公共投资尽管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收入问题和相关政策。解决后一个问题的方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取消税费，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对前一个问题，关键在于进行机会成本分析，使财政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杜鹰： 
    这个课题的提出是基于林毅夫提出的一个假设，即我们的经济中存在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是供给大量过剩，一方面是农村有大量的潜在消费没有实现。如果启动了农村消费市场，就可以消化过度生产能力，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林毅夫对基本矛盾的刻画是准确的。事实上，农村消费不足不是近年通货紧缩才存在，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重工业、城市内部循环。农村不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致使改革前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我们最初的改革设想是从工业改革开始，但事实上却是出乎意料地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不仅使农产品的供给大大增加，同时使农民收入上升，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而这正是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背景。可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建立在城乡互动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的。一直以来，中国存在两大消费群体，城市和农村。现在的农村的恩格尔系数50％多，相当于城市80年代的系数，因此如果用恩格尔系数来估算，两者消费差距约15年。这样就造成一个长时间的消费断层，即当某种产品的城市消费已进入饱和阶段，农村市场还未启动，等15年后，企业才迎来第二个高峰。如果能缩短这种脉冲式消费的两个高峰间的时间距离，那对企业发展，对经济发展都将有很大的意义。

    就农村消费而言，我认为根本的是收入问题，消费环境也很重要。但除此之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收入预期。当对未来收入看好，农民就敢于在当期多消费一些，相反则少消费一些。收入预期与当前消费的关系大概比与消费环境的关系更紧密一些。我们不仅要讨论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还要讨论如何增强农民对收入的预期。
在讨论第一个报告时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农村收入增长不能再靠增加农业收入来支撑，而要依靠增加非农收入；另一个是：农村收入增长不能再依靠农村工业化来支撑，而要依靠城市化。现在农业收入占GDP的比例约17％，农村就业却占50％，农村生产率和非农生产率已扩大到相差4倍多，这部分给出了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的确，农业收入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它要取决于对农产品的需求。一个办法是让更少的农民来分享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市场容量，也即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这两年却出现了农业劳动力逆向转移，97，98年乡镇企业就业减少了970万。

    农村缺少公共品并不仅仅是水电的问题，而可以说是全面地短缺。因此增加公共品的供给不仅是促进消费需要，也是促进农村发展的需要。现在农民除生产，一般消费外最大的开支就是教育，养老、看病、住房也是很大的一块。农村合作医疗已经破产，不过这个破产与农村改革无关。农村个人收入的增长无法抵销公共品供给下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增加公共品的投资必须考虑投入方式和投资效益问题。

    李实：
    前面的评论人已经就这篇报告的意义做了充足的评论，我主要就它的技术问题提出一些疑问。

    虽然文章提出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可以增加农村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可能性，但是这种改变可能更多的是对消费结构的改变，而不是消费总量的增加。因为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耐用消费品往往伴随着其它消费品的减少。而这种改变对当前的宏观经济的作用可能是没有的。

    文章中的计量模型中的变量选择还有值得斟酌的地方。1、模型中用“农户有没有耐用消费品”来代表购买可能性，但“有没有”是一个存量问题，而后面的解释变量多是流量。2、如前面所说，消费品之间存在替代性，所以是否有必要在解释变量中放入代表其它消费品的变量。3、基础设施不单纯是水电的问题，是否有必要放入地区发展的指标。4、把年龄进行分组处理，而不是当成连续变量处理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讨论年龄主要是为了讨论不同年龄的消费群的偏好的差异。

    财政部农财司副司长王树勤针对会上专家提出的财政制度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释。她指出，虽然94年的分税制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其宗旨是缩短贫富差距。财政部每年用转移支付的形式支援中西部，支援农村。90年代，农村扶贫的财政支出有700－800个亿，中西部支农资金占总支农资金的70－80％，区域性扶贫也投资了40个亿。覆盖了18个县。但是需求和可能的差距总是很大。财政部正要举行座谈会讨论增加农业收入的问题。

    陆学艺教授提出质疑。他说，从上海和贵州的统计数据来看，其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差距都比94年改革前扩大了。如果以上海代表富裕地区，以贵州代表贫困地区，则说明94年的财税改革在这方面还有有待讨论的问题。

    李铁指出，城市化的成本很高，农村人口的转移效率值得推敲。农村工业往往比较分散，新的工业化应该分散和集中相结合。同时他指出关于人口转移的统计口径有些问题。市辖区的农村人口现统计为城市人口，许多在城市的外来人口也被统计成城市人口。

    赵晓认为，课题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现在文章只指出了基础设施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的影响，却没有指出对农户总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有可能基础设施只是影响了消费结构，而没有影响消费总量。他还指出现在的农村问题是就业问题。而就业不仅要靠城镇化，还要靠要素的市场化来解决。

    林毅夫针对与会者的评论发表意见。他说，我们现在谈的供给过剩是一个存量问题，而要消化这一存量的过剩供给需要用存量的收入来购买。用增加的收入或一年的收入也难以购买耐用消费品。增加基础设施，就是要将这存量收入的潜在购买力挖掘出来，来消化存量的过剩供给。去年农村储蓄有一万亿，因此农村是有存量购买力的。另外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从长远来看，其投资效益也不低。现在我们的农村人口有9亿，20、30年后中国总人口保守估计将达到16亿，如果有30％还在农村，那还有将近5亿人在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仍能发挥较大的效用。从长期来看，要提高农民收入需要发展非农产业，需要城市化，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近两年农业劳动力出现逆向转移，其原因何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进入的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知识含量少的行业。而这两年这些行业都出现了大量的供给过剩。因此在没有消化掉这大量的过剩供给之前，农村劳动力向何处转移？农民又如何增加非农收入？财政支撑能力是有限的，人为的转移很可能会将经济导向恶性循环。我们的设想是，先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消化掉过量供给，这样可以使更多的农民转移出去，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最后，统计局农调总队队长朱向东做了总结。他指出这次论坛很有意义，作为统计局来说，他们深深感到，农村很重要，农村统计工作很重要，农调队的工作很重要，责任也很大。他表示，农调队将不负与会专家学者的期望，把工作做得更好。

（荣昭、吴斌珍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