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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系列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14-04-30 01:1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简报2014年第027期（总第1122期）
背景简介：2014年4月18日，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活动之一，【朗润·格致】系列“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在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蔡昉，韩国大学教授、原亚行首席经济学家Jong Wha Lee，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张丹丹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的演讲内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蔡昉：中国到底是就业过度还是教育过度？
近些年人们非常关注中国目前究竟是教育过度还是就业过度。为了分析和解答这个问题，要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谈起。
过去中国拥有近似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出现了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2004年，当时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从那时开始上涨。后来证明民工荒不是临时性的或周期性的，而是持续至今，改称招工难。第二次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当年到达峰值，随后开始减少。以上两个转变（2004-10年）代表着一个区间——刘易斯转折时期。目前中国已进入后刘易斯转折时期。
多年来我国求人倍率（就业岗位和求职人数的比值）呈上涨趋势，但是不同劳动群体存在结构性差异。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的大部分是农民工，求人倍率较高；大学生求人倍率也在改善，总的来说是在1左右，甚至低于1。这意味着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受劳动力供求关系影响，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较快，在过去十年来呈两位数增长。结果是受过较多年限教育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出现趋同。
在老百姓看来，“读书无用”。这是一种微观负激励。我们今天并不完全知道，这种微观负激励今后会给经济带来哪些问题。但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例子是2008-09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造成的周期性失业最终演变成结构性失业，随后即使经济有所恢复，就业也得不到恢复。原因在于，经济好转后对人才的要求提高，不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就被挤出市场。
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大学生不想去那些不符合他们期望的岗位。如果不办大学，办职业教育，就可以避免类似现象。但是，职业教育面临两个问题：首先，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一定能够培养出真正有用的技能；其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产业结构调整非常快，不知道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因此，重要的是培养人力资本，提高学习的能力。受教育比学习技能的作用更持久。
未来经济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程度一定会更高。今天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匹配，但是距离产业升级以后的需求还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二十年解决不了。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教育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结果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才增加2.7年，比大家预想的要慢得多。在这方面，日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当初迫于高校扩招造成的就业难压力，日本有意减缓了高校的增长速度，结果是降低了创新和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和美国的差距拉大了。这是日本“失去20年”的一个原因。
教育有两种回报：一个是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私人回报，但这种回报有的时候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另外一个是社会回报，这种回报更长久，但个人可能体会不到，应该由政府来买单。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显示，社会回报最高的教育是学前教育，之后依次是义务教育、普通教育、普通高教，最后是职业教育，以上被称之为拇指规则。
根据上述原理，政府还要更多的支持教育，但是不要侧重于私人回报率高的教育，这部分应交给市场去做，而是更多的投向市场相对失灵的、社会回报率高的教育。即便是今天，我们还应继续增加受教育年限，要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我国的义务教育范畴。
综上所述，教育过度是一个不恰当的概念，教育永远不会过度，它存在很多的正外部性，可以长期促进经济发展。就业过度的说法可能也不成立。
Jong Wha Lee：中国人力资本的发展与挑战
在过去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中国的人力资本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非常大的提升。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显著增加，中国学生在国际化考试中的成绩名列前茅，大量的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部门。有非常著名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的提高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人力资本要比金融资本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如果只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而没有就业机会的话，人力资本也是没办法推动发展的。因此，要增加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服务产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吸收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渠道，需要大力发展。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以及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人力资本的改进和升级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不仅要增加教育支出，关注教育的不平等性，更好的分配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还要改进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使得他们能够使用先进的技术。在这方面，韩国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出口结构和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以纺织品、电子产品为主。由于韩国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做得很好，韩国的出口结构如今转变成了以半导体产品、汽车、手机等为主。三星的发展则是长期科技投入的结果。中国的研发投资在1996-2010期间增长非常快，但与GDP相比，所占比例还很不足，与其他成功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张丹丹：城乡人力资本的不平等与对策
人力资本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选择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以往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以要素投入为主，比较粗放。随着劳动力总量的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就将面临困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导的集约增长模式应成为我们新的发展目标。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升级，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是非常低的，与已经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有很大差距。2005年，75%的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是在初中及以下，平均的受教育年限是8.6年。
城乡移民与人力资本关系密切。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保证了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实现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但二元城乡结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城乡分化非常严重。
城乡不平等体现在：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存在很大的差距。2005年，90%的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以低技能为主；在城市，43%的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是高中及以上。用最新的数据来看，2012年，城镇的孩子接近百分之百完成了初中教育，而100个农村孩子里面真正能初中毕业的只有70个。如果考虑家长在课外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城乡差距就会更大。
农村的孩子又可以分为两类：留守儿童与随迁儿童，二者的比例为60%与40%。从总量上来看，随迁子女有2500万，留守儿童是5800万，规模非常大。
留守儿童受到父母外出打工的影响，在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方面都表现不佳。用同一个考题测试四类孩子：农村的非留守儿童，农村的留守儿童、随迁儿童、城镇儿童。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数学能力和其他三类孩子相比明显要低。同样对这四类孩子进行心理测试评估，留守儿童的情绪不稳定性是要显著高于其他三组。心理健康也是构成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户口的限制和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随迁儿童往往得不到和城市孩子平等的教育机会。虽然教育法规定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城市公办的学校就学，实际上只有60%的农民工随迁儿童能做到这一点。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同，本来资质较好的随迁儿童也会逐渐落后。
基于以上的事实和发现，我们认为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重点应在农村。城镇孩子的教育程度基本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增长的空间非常小。这里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人群概念。教育资源应该跟着人走，一方面投入到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村，另一方面也要投入到城市，让城市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去满足随迁儿童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化进程，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黄益平：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我们研究了过去30年的80个国家，将他们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下面报告一下我们的主要发现。
第一、金融抑制在低收入时期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因为低收入时期市场不发达，一些抑制性的金融政策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问题。但是到了中等收入时期，金融抑制就会产生很严重的遏制经济增长的效果。步入高收入时期，金融抑制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影响，当然此时抑制的主要含义是金融自由化不能过度。
第二、法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受到广泛认同的，而且无论是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这种作用都成立。
第三、民主也被纳入了我们的考量，只是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出实际的效果，无论是正面效果还是负面效果。民主可能不是提高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作为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的一种途径，民主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四、无论是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教育在其经济增长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对中等收入国家的作用尤为显著。
第五、如果在经济起飞阶段更多的依靠制造业，将有助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都是以制造业起家。当今的金砖五国，除了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巴西、南非和俄罗斯是资源出口国，印度以服务业为主，他们的经济结构可能有一些天生的弊端。依靠资源出口容易导致“荷兰病”，使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服务业的封闭程度比较高，所以服务业比重越高，生产力提高越慢。相比之下，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比较快的，面临国际上的竞争压力，需要不断改进与提高。
以上的分析对我国目前的发展有两点启示。
一是继续提高教育水平。目前我国的两大就业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是建筑行业。但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取决于人力资本能否推进产业升级，发展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那时将对高技能的劳动者有非常大的需求，要靠教育的加强来得到满足。
二是对目前以初中文凭为主的农民工进行再培训，帮助他们适应产业升级后的就业需求。农民工在目前的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如果仅仅保持这样一个教育水平，在产业升级之后，他们可能就不再适应就业要求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和产业升级的失败。
（张晓玉整理，唐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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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介：2014年4月18日，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庆活动之一，【朗润·格致】系列“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研讨会在万众楼举行。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简报报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蔡昉，韩国大学教授、原亚行首席经济学家Jong Wha Lee，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张丹丹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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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国到底是就业过度还是教育过度？
近些年人们非常关注中国目前究竟是教育过度还是就业过度。为了分析和解答这个问题，要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谈起。
过去中国拥有近似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种情况在近年来出现了转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2004年，当时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从那时开始上涨。后来证明民工荒不是临时性的或周期性的，而是持续至今，改称招工难。第二次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当年到达峰值，随后开始减少。以上两个转变（2004-10年）代表着一个区间——刘易斯转折时期。目前中国已进入后刘易斯转折时期。
多年来我国求人倍率（就业岗位和求职人数的比值）呈上涨趋势，但是不同劳动群体存在结构性差异。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的大部分是农民工，求人倍率较高；大学生求人倍率也在改善，总的来说是在1左右，甚至低于1。这意味着农民工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存在。受劳动力供求关系影响，2004年以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较快，在过去十年来呈两位数增长。结果是受过较多年限教育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出现趋同。
在老百姓看来，“读书无用”。这是一种微观负激励。我们今天并不完全知道，这种微观负激励今后会给经济带来哪些问题。但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例子是2008-09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造成的周期性失业最终演变成结构性失业，随后即使经济有所恢复，就业也得不到恢复。原因在于，经济好转后对人才的要求提高，不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就被挤出市场。
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大学生就业难，是因为大学生不想去那些不符合他们期望的岗位。如果不办大学，办职业教育，就可以避免类似现象。但是，职业教育面临两个问题：首先，目前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一定能够培养出真正有用的技能；其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产业结构调整非常快，不知道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因此，重要的是培养人力资本，提高学习的能力。受教育比学习技能的作用更持久。
未来经济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程度一定会更高。今天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匹配，但是距离产业升级以后的需求还存在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二十年解决不了。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教育是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结果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才增加2.7年，比大家预想的要慢得多。在这方面，日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当初迫于高校扩招造成的就业难压力，日本有意减缓了高校的增长速度，结果是降低了创新和生产力方面的优势，和美国的差距拉大了。这是日本“失去20年”的一个原因。
教育有两种回报：一个是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私人回报，但这种回报有的时候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另外一个是社会回报，这种回报更长久，但个人可能体会不到，应该由政府来买单。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显示，社会回报最高的教育是学前教育，之后依次是义务教育、普通教育、普通高教，最后是职业教育，以上被称之为拇指规则。
根据上述原理，政府还要更多的支持教育，但是不要侧重于私人回报率高的教育，这部分应交给市场去做，而是更多的投向市场相对失灵的、社会回报率高的教育。即便是今天，我们还应继续增加受教育年限，要把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纳入我国的义务教育范畴。
综上所述，教育过度是一个不恰当的概念，教育永远不会过度，它存在很多的正外部性，可以长期促进经济发展。就业过度的说法可能也不成立。
Jong Wha Lee：中国人力资本的发展与挑战
在过去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中国的人力资本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非常大的提升。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显著增加，中国学生在国际化考试中的成绩名列前茅，大量的劳动人口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部门。有非常著名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的提高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支持。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人力资本要比金融资本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如果只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力，而没有就业机会的话，人力资本也是没办法推动发展的。因此，要增加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服务产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吸收高素质劳动者的重要渠道，需要大力发展。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以及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下降，人力资本的改进和升级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不仅要增加教育支出，关注教育的不平等性，更好的分配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还要改进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使得他们能够使用先进的技术。在这方面，韩国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出口结构和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以纺织品、电子产品为主。由于韩国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做得很好，韩国的出口结构如今转变成了以半导体产品、汽车、手机等为主。三星的发展则是长期科技投入的结果。中国的研发投资在1996-2010期间增长非常快，但与GDP相比，所占比例还很不足，与其他成功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张丹丹：城乡人力资本的不平等与对策
人力资本可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选择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以往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以要素投入为主，比较粗放。随着劳动力总量的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就将面临困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导的集约增长模式应成为我们新的发展目标。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业升级，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目前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是非常低的，与已经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有很大差距。2005年，75%的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是在初中及以下，平均的受教育年限是8.6年。
城乡移民与人力资本关系密切。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保证了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实现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但二元城乡结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城乡分化非常严重。
城乡不平等体现在：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存在很大的差距。2005年，90%的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是初中及以下，以低技能为主；在城市，43%的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是高中及以上。用最新的数据来看，2012年，城镇的孩子接近百分之百完成了初中教育，而100个农村孩子里面真正能初中毕业的只有70个。如果考虑家长在课外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城乡差距就会更大。
农村的孩子又可以分为两类：留守儿童与随迁儿童，二者的比例为60%与40%。从总量上来看，随迁子女有2500万，留守儿童是5800万，规模非常大。
留守儿童受到父母外出打工的影响，在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方面都表现不佳。用同一个考题测试四类孩子：农村的非留守儿童，农村的留守儿童、随迁儿童、城镇儿童。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数学能力和其他三类孩子相比明显要低。同样对这四类孩子进行心理测试评估，留守儿童的情绪不稳定性是要显著高于其他三组。心理健康也是构成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户口的限制和有限的城市教育资源，随迁儿童往往得不到和城市孩子平等的教育机会。虽然教育法规定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城市公办的学校就学，实际上只有60%的农民工随迁儿童能做到这一点。不同学校的教育质量不同，本来资质较好的随迁儿童也会逐渐落后。
基于以上的事实和发现，我们认为提升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重点应在农村。城镇孩子的教育程度基本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增长的空间非常小。这里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人群概念。教育资源应该跟着人走，一方面投入到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农村，另一方面也要投入到城市，让城市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去满足随迁儿童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化进程，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黄益平：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我们研究了过去30年的80个国家，将他们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下面报告一下我们的主要发现。
第一、金融抑制在低收入时期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因为低收入时期市场不发达，一些抑制性的金融政策有助于克服市场失灵问题。但是到了中等收入时期，金融抑制就会产生很严重的遏制经济增长的效果。步入高收入时期，金融抑制可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影响，当然此时抑制的主要含义是金融自由化不能过度。
第二、法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是受到广泛认同的，而且无论是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这种作用都成立。
第三、民主也被纳入了我们的考量，只是在模型中并没有体现出实际的效果，无论是正面效果还是负面效果。民主可能不是提高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作为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权利的一种途径，民主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
第四、无论是对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教育在其经济增长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对中等收入国家的作用尤为显著。
第五、如果在经济起飞阶段更多的依靠制造业，将有助于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都是以制造业起家。当今的金砖五国，除了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巴西、南非和俄罗斯是资源出口国，印度以服务业为主，他们的经济结构可能有一些天生的弊端。依靠资源出口容易导致“荷兰病”，使制造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服务业的封闭程度比较高，所以服务业比重越高，生产力提高越慢。相比之下，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是比较快的，面临国际上的竞争压力，需要不断改进与提高。
以上的分析对我国目前的发展有两点启示。
一是继续提高教育水平。目前我国的两大就业行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是建筑行业。但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取决于人力资本能否推进产业升级，发展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那时将对高技能的劳动者有非常大的需求，要靠教育的加强来得到满足。
二是对目前以初中文凭为主的农民工进行再培训，帮助他们适应产业升级后的就业需求。农民工在目前的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如果仅仅保持这样一个教育水平，在产业升级之后，他们可能就不再适应就业要求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和产业升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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