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中性政府在一个更平等的社会里更容易产生。东亚平等的社会结构在东亚奇迹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一样,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平等的社会。中国的平等社会是二十世纪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线的一系列革命的成果；我们在二十世纪完成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中性政府在一个更平等的社会里更容易产生。

　　首先,从政府官员纯粹的私利出发,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选择保持对社会的中性态度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想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政府要保住自己的位子,最好的选择是什么。社会存在极端不平等,意味着社会中的少数人掌握着国家的大部分政治和经济资源,此时,为了生存,政府最好的选择是和这些少数精英结盟,哪怕自己本不属于精英阶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反殖民地英雄,在推翻殖民统治之后往往和留下来的殖民精英结盟,就是一个例子。

　　在中国,蒋介石1927年4·12政变之后掌握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权,但他腾出手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宋美龄求婚。这显然是一个政治婚姻,蒋介石看重的当然是宋氏家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军事强权需要经济和政治的支持,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和精英结盟可以让政府获得这种支持。

　　反过来,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政府和任何社会团体结盟都很容易招致其他团体团结起来并成功地推翻这个联盟,政府最安全的策略是一碗水端平,不偏向任何一个团体,也不和任何团体结盟。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土改,不完全是因为他接受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而是完成他在大陆想完成而无法完成的事情———国民政府曾经在江西等省份开展土改试点,但不了了之,原因是土改直接触犯了蒋的盟友之一的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

　　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可以放手开展土改,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和台湾没有利益瓜葛,作为一个外来者,他更容易保持对台湾社会的中性态度。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社会本身因为日本殖民者的有意压

　　制而变得比较扁平。在农村,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不多,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在城市,工商业受到打压,没有出现较大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没有必要和任何集团结盟,从而可以更关注台湾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其次,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一个平等的社会有利于弱化民众对短期利益的追求。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两种情形促使民众要求更多的再分配,而不是投资于国家更长远的增长潜力。一种情形是,精英集团的优势地位往往遭到民众的怀疑,认为它们要么是通过世袭、要么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因此不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另一种情形是,对国家长远发展的投资往往首先让精英集团受益,而普通民众的得益很少。民粹主义兴盛的地方,往往是存在极端不平等的地方；拉美国家、南亚国家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都是如此。

　　反过来,在相对平等的社会里,民众更容易忍受短期的痛苦,更关注社会的长远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后的经济奇迹发生在东亚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东亚地区没有世袭制度,也没有像印度种姓制度或拉美、非洲的种族矛盾,没有谁生来就注定比其他人拥有更有利的地位,社会的一体化程度较高；另外,东亚地区的收入分配也较世界其他地区更平均。

　　在讨论东亚奇迹的时候,经济学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东亚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东亚平等的社会结构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这里有必要强调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不同和相关性。在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前提下,经济不平等往往是和经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受到较高教育的人的工资较高,这有利于人们获取更多的教育,从而有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有一些收入不平等和人力资本或工作性质无关,但也是经济运行规律使然。比如,由于集聚效应,资本倾向于向城市集中,以获得更高的回报,此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就会高于具有相同人力资本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因为前者所拥有的资本多于后者所拥有的资本。

　　事实上,普通民众对纯粹的经济不平等持宽容态度,不能容忍的是政治和社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不是个人的努力和经济运行本身造成的,而是人为因素所设置的。

　　这里的政治不平等,既包括政治权力的不平等,也包括政府的倾斜性政策；而社会不平等指的是由社会习俗造成的身份隔离,是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果。通过更多的民众政治参与,政治的不平等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被消除,但社会不平等的消除却需要更长、更复杂的过程。

　　比如印度已经实行了六十年的民主制度,但古老的种姓制度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种姓制度不是一种宗教制度,而是起源于古代的职业划分。几千年前,那些掌握较高职位的人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垄断这些职位,制造了种姓制度,他们自己成为最高等的婆罗门,其他人则根据他们职业的贵贱程度成为较低种姓,直至专门做脏活的不可接触者。直到今天,对于许多贫苦印度人来说,他们的职业仍然是和他们的种姓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一样,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里的平等,主要指的是社会方面的平等,既不存在世袭或习俗造成的身份隔离,也不存在妨碍阶层流动的经济基础；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不仅没有强势的精英集团,而且连一般的阶层差别也不存在。当然,政治的不平等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不平等是存在的,比如,城乡收入差距在1978年就是2.7倍,属于世界前列,它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隔离政策的产物。但是,这种不平等在过去三十年逐步减少,城乡隔离被农民的迁移所打破,许多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特权由于市场化的推进而消失。

　　一个平等的社会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执政空间。在其他国家,政党一般是代表一定阶层的利益,比如,左翼政党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右翼政党代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里,这种政治格局有其必然性。如果一个政党宣称它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则它就很容易在选举中败给宣称只代表下层利益或上层利益的政党,因为后者的政策和目标更容易瞄准特定的阶层,从而获得它们的支持。

　　在中国平等的社会结构下,中国共产党的成员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在施政方面,中国政府不用担心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投资会遭到民众的反对,因为这些投资的回报可以比较平均地分配给各类人群。在中国,很长时间内,扩大再分配的呼声一直不是主流,这当然和政府的自主性有关,但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此外,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平等的社会结构也为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保持其中性性质提供了社会基础。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分权的结果往往是地方政治被少数精英集团所控制,地方政府成为为少数人服务的工具。比如,菲律宾几乎每个省都被一个家族所控制,这些家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菲律宾人不得不称呼它们为“despots”,即独裁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不存在其财富足以收买地方政府的社会或商业精英,分权之后,政府俘获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原因,分权在中国比在其他国家更成功。

　　那么,中国的平等社会是怎么来的呢?时下一个流行观点是,文化大革命帮了中国的忙,它打破了一切,让中国可以在改革开放时期从头再来。但是,仔细想一下,这个观点是说不通的。就社会和经济平等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就已经足够了。农村的土改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清除了不平等的经济基础,消除了个人或集团利用经济权力干预政治的可能性,而一系列其他革命举措把中国社会带入了现代阶段。

　　例如,婚姻法解放了妇女的身体,人民公社解放了妇女的劳动———她们不再是仅仅围着锅台转的“内人”,而是可以像李双双那样成为独立的个体。再比如,革命之后识字率大大提高,教育得到普及,从而消除了知识的权力特征———要知道,在革命之前,拥有知识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并赋予拥有者一定的权力。

　　在政府方面,革命后的政府也远较革命前的政府更接近百姓。支持流行观点的人、包括那些相信存在两个“文革”的人,都倾向于认为,官僚机构在“文革”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存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所面临的危险。对于相信存在两个“文革”的人来说,由第一拨红卫兵主导的“文革”、即第一个“文革”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个封闭的体系；对于支持流行观点的人来说,不管“文革”的原因是什么,它所达到的一个效果是打破了“文革”之前的官僚体系。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文革”前的官僚体系已经开始走向封闭；如果当时干部的更新速度比较慢,那也是因为当时的干部还比较年轻的缘故。

　　中国的平等社会是二十世纪以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线的一系列革命的成果；我们在二十世纪完成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可以肯定的是,后人在书写历史的时候,必定会把二十世纪当作中国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革命时代。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开启了中国的共和国时代。对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有人至今还在像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叹息中国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清政府已经腐烂透顶,加上汉族精英的民族主义诉求,清朝的统治完全失去了继续存在的道义和政治基础,清朝不亡才是奇怪的事情。

　　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触动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关系,这个任务还需要五四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来完成。在很大程度上,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流动性是很大的,因为中国自唐代之后便没有了世袭制度,而科举考试至少在理论上给予每个男人升入官僚阶层的途径。但是,中国官僚机构的腐化却不在其他国家之下,而且,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由于官位不能传给后代,古代的官员具有了吴思所说的“流寇”的性质,所到之处,竭尽掠夺之能事。此外,对妇女的奴役、对思想的禁锢、对知识的垄断等等,都妨碍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文化和思想上把中国带入了现代社会。

　　最后,社会主义革命根除了古代社会关系和新兴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最终完成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过渡的准备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原发性的国家都发生过社会革命,英国如此、法国如此、俄国如此、西班牙如此、中国也如此,而且都非常惨烈。古代社会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要清除它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文化和思想,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革命之后走过一段弯路,但是,对比其他国家,这段弯路不算长,上面提到的国家,每一个的革命或其后续调整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总结起来,平等、特别是社会平等为中国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个结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至少在名义上实行民主政治,但社会不平等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不平等使得民主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国家政治要么被少数精英所控制,要么成为民粹主义泛滥的舞台。这些国家必须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在一个民主的框架内实现社会平等。

　　反过来,中国的平等社会结构对中国的民主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保持住这个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