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6日至27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主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协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二楼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海闻教授、姚洋教授、余淼杰教授、哈佛大学Martin Feldstein教授、麻省理工学院James Poterba教授、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等出席会议。

6月16日上午，首先进行的是主题为“世界经济中的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NBER-CCER 会议20周年纪念专场。Martin Feldstein教授、林毅夫教授、James Poterba教授、海闻教授、魏尚进教授、姚洋教授先后对21年来20届NBER-CCER会议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回顾。该专场结束之后，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志愿者，在万众楼一楼进行合影留念。

16日第二个专场的主题为“公共财政I”。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James Poterba教授以“低收益环境下的税收激励与养老储蓄”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对纳税人退休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储蓄的税后回报率。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给实际利率的制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按照传统的制定法则来计算，最优的实际利率应该更低。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这也意味着如果纳税人想为自己的退休而储蓄，那么实际上他十年后得到的实际本息收益甚至会少于当下存储的数额。实际上，利率微小变动就会给是纳税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低迷的利率，对于纳税人的吸引力其实是非常低的。Poterba教授对比了三种用于退休储蓄的延税账户：401K、个人退休账户、Roth个人储蓄账户。对于个人而言，比较明智的选择是：在当期税率很低时，就将退休金存储到Roth账户中，以防止日后税率上涨的风险；而如果当期税率很高，就可以选择存储到401k或者个人退休账户中，以期望日后税率会降低。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如果只考虑美国政府的年度预算，那么三种储蓄方式给政府预算带来的影响并不存在很大差异。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预算区间为十年，但是储蓄的收益率会瞬时变化，因此401k以及个人储蓄账户会产生更长期的延税效应，会对政府的十年预算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哈佛大学的Martin Feldstein教授从方法论的视角，说明实际经济增长速率可能被政府低估。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推测，实际经济增速将从目前的2.2%降低到长期的1.8%，同时人均实际gdp增速由1.4%持续下降。考虑到收入再分配，中等收入的群体实际经济停滞不前。这些公告容易催生群众悲观或反全球化的情绪，并可能对实际政策产生影响。Feldstein教授指出，政府估实际评估中由于只对小部分产品采用Hedonic效用评估，而更多采用资源成本法，该方法并不可靠，并最终导致了2%～4%的低估。这种低估体现在两个方面：现有产品质量与新产品价值。首先，对于产品质量，资源成本法只考虑直接经济投入，忽略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价值；其次，对于新产品，前期并不反映在价格指数中，而后期又与现有产品一视同仁，并未反映其真实价值。如他汀类药物，在过去的二十年内显著降低了胆固醇与心脏病发病率，但资源成本法所估计的价值却在降低。最后，Feldstein教授指出，人们的生活水准不仅体现为GDP，一些免费的商品服务也将提高福利，同时非收入类指标譬如健康也是很重要的参考标准。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教授使用CHARLS数据对中国养老金情况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中国的老龄人口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中国老年人是否有足够多的财富来维持他们体面的退休生活、而不至于落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养老问题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财富信息进行分析，她发现，中国的财富呈现巨大的城乡差异，而且中国人口的房产财富平均约占据家庭总财富的38%，而相对比而言，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仅为26%。通过将日化的财富值与世行公布的1.8美元/天的贫困线做比较，可以发现，如果所有人退休之后都只依靠自己的财富生活，那么大概会有33%的人群在停止工作之后会陷入贫困。

16日下午的第一个专场的主题为“经济中的政府”。密歇根大学的Kathryn Dominguez教授做了题为currency manipulation的报告，她从金本位时期的货币史讲起，分析金本位货币制度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她指出货币操纵话题与国际货币史、均衡汇率的决定、贸易失衡等很多研究相联系，IMF和美国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Enforcement Act从不同角度和标准对货币操纵做了定义。Kathryn教授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行货币操纵，关键在于该国哪一个利益主体是主要套利者，且一国往往不能在长期中实现对货币的操纵，她还援引《经济学人》杂志基于一国贸易盈余、外国资产购买规模、双边贸易规模三个维度构建的货币操纵打分系统，指出在此评价标准下，中国并不存在货币操纵。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王勇教授就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发言。他认为，相比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困于其中的国家的生产型服务部门产值占本国GDP比例更低。而相比于成功跨越贫困陷阱的国家，困于其中的国家的生产型服务部门产值占比更高。同时，一国人均GDP水平与其生产型服务占总服务业比例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最后，基于理论模型，他提出了四点结论：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投入产出联系及外部性，可能出现市场失灵，表现为过早或滞后的产业升级及结构转型。因此，我们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干预。第二，生产型服务在不同发展阶段对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步阶段，过高的生产型服务业比例不利于一国跨越低等收入陷阱；而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欠发达的生产型服务业是其达到高收入水平的阻碍。第三，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生产型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是其进行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主要阻碍。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Ann Harrison教授介绍了三篇关于产业政策的论文。第一篇论文关注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的促进作用。利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使用勒纳指数度量竞争程度，并将补贴，免税期，贷款和关税作为产业政策。研究发现竞争性部门或促进部门内企业竞争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增长有促进作用。在第二篇论文中，作者和与其合作者研究了印度产业政策对印度中小企业的影响，作者发现当对于中小企业的保护产业政策取消后，在外企业承受消极影响，新进企业受到积极影响。第三篇论文比较煤矿税和煤矿价格对煤矿使用的影响，发现价格的资源配置作用更强。三篇论文的核心思想在于，唯有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才是积极的产业政策。

16日下午的第二个专场的主题为“国际贸易I”。普林斯顿大学的Stephen Redding教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David Weinstein教授的文章Accounting for Micro and Macro Patterns of Trade建立了一个统一微观与宏观经济以解释贸易结构的模型。首先，该模型使得微观数据中产品、来源国、目的地的选择成为了均衡结果，其次，其对数线性化加总结果为国家层面的贸易与福利水平，最后，模型中需求系统能够量化相对价格、需求、企业异质性、产品异质性等因素在贸易与福利中的重要性。本文运用智利数据发现，相对价格在贸易变化中的贡献为9%，需求或质量为36%，多样性为46%，异质性为9%。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以“重视中国贸易冲击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自价值链的视角”为题进行了发言。他发现是在考虑所有效应后中美贸易并不会减少美国的就业，现有文献的发现代表了美国劳动市场对中国贸易不完全以及可能有偏误的反应。在2000-2014年，与之前的文献一致，直接竞争效应使当地制造业就业和当地就业总量每年分别减少0.14%和0.05%，上游效应会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制造业就业和总就业每年将分别下降0.2%和0.39%。下游效应对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下游效应本身使制造业、非制造业和总就业分别提高0.21%、0.7%和0.93%。由于下游效应足够强劲，中美贸易对当地就业的总体影响是每年净增长0.49%。此外，中美贸易在使制造业就业每年下降0.13％的同时，它被非制造业就业每年增长0.62％给抵消了，这表明区域内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高于仅关注制造业就业。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教授以“全面贸易自由化和公司就业：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为题进行了发言。通过构建一个模型来研究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就业产生影响的不同渠道，按照企业类型（纯加工企业、非进口企业与进口企业）和生产率来区分企业。他发现：在外国和中国的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之后，生产力低的公司会摧毁就业而生产力高的公司会创造就业，所有类型的公司对国内最终品关税的变化都做出类似的反应，但中国投入品贸易自由化会摧毁所有公司的就业。公司对国内最终品关税的变化会更敏感，而对投入品关税或者国外最终品关税的变化相对不那么敏感。外国自由化后生产率低的纯加工企业工作摧毁并不显著，但生产率高的企业工作创造却很明显，因此外国关税下降能使纯加工企业的就业最大受益。投入品关税下降后大部分就业行动都发生在进口公司。

17日上午第一个专场的主题为“公共财政II”。来自密歇根大学的James Hine以“国际税收和国家利益”为题发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 tax）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和关注。在国际税收对FDI的影响研究中，避税港在企业FDI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此外，本国的税收制度也会影响对外投资。2010年，34个OECD国家中有26个对企业的国外子公司的利润免税。而这些国家对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CFC）的制度也很不相同，不同的体制所带来的避税激励会对企业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能会刺激企业进行收购兼并、拆分、债券融资和利润汇出等。此外，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利息支付可以用来进行税收抵扣，但支付给股东的红利却不能抵扣税收，这一体制导致了其他避税行为。最后，Hines教授指出拥有低税率的国家通常有更快的增长，避税港在全球化时代通常比别国的增长率都要高。避税港通常规模较小、更加富裕，同时也拥有较好的政府能力，这样才能使得低税率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刘潇研究了信息提供对于养老金项目参与率和家户消费的影响。她利用实验的方法，检验向家户提供养老金项目信息对个体的项目参与率以及家户消费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实验发现，首先，和对照组相比，提供具体的收益计算例子并和储蓄收益相对比可以显著增加养老金项目的参与率，这一效果对45岁以上人群的效果尤其明显。其次，当重要的信息和更加个人化的信息相结合的情况下，这些信息会显著地增加家户的消费占比。因此，向家户提供信息手册的有效性会显著地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调查之后的数据显示，92%的受访者认为小手册对他们了解养老金收益很有好处，60%愿意未来继续收到这样的小册子。通过印发小册子等手段，个体可以获知更多关于养老金项目的信息，也可以大大降低他们对未来退休后收入的不确定性。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的Eric Zwick报告了两篇关于税收政策与企业投资行为的新文章。第一篇是他与其合作者的文章“Tax Policy and Heterogenous Investment Behavior”。美国在部分年份对当年新设备购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本文发现这一政策促使企业在优惠年份大幅增加对耐用品的投资，且规模大的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反应更强烈。同时，当政策优惠存在上限时，企业为了转移税费，会分散投资，从而在临界值处的企业数目异常之高。此外，企业只针对当期税收减免政策调整投资行为，对未来税收优惠政策反应不大。第二篇文章是Eric Zwick与合作者一同撰写的“Kinky Tax Policy and Abnormal Investment Behavior”。企业的目标是最小化税收支出，由于临近会计年末时，企业对税费支出的把握更强，设备折旧所带来的税收减免收益也更大，因此企业会倾向于将投资滞后至会计年末。数据表明，相比于前三季度，企业在会计年度的最后一个季度的投资数额的确显著提高。

17日上午第二个专场的主题为“国际贸易与政治经济学”。达特茅斯学院的Nina Pavcnik教授报告了题为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的研究。文章探讨了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对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首先，Pavcnik教授回顾了文献中关于贸易成本和企业生产率研究的一般发现。随后，Pavcnik教授首先介绍了她和McCaig教授基于越南家户生活质量调查数据研究的国际贸易和小微企业、正式公司间劳动力配置的关系。他们发现在美国-越南双边贸易协定签订后的2年，出口成本的降低促使4.9%（约207,000人）的工人转移到正式的制造业部门。Pavcnik教授认为关于贸易政策的研究和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相关，同时有助于厘清贸易影响企业和家户行为的具体机制，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国家发展研究院席天扬教授以“国家领导人的工作经验与治理效果”为题进行了发言。通过对二战后各国领导人经历的简单对比可以发现，民主国家领导人往往在社会各部门中任职经历更多，但是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在公共领域担任领导人的时间更多，且在战后的七十年里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就任前在公共领域中任职时间一直在上升，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学历等控制变量以及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可以发现就职经历越多的领导人在其任期内经济表现越好，其中公共部门就业的丰富经历在领导人经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相对应的领导人在私营部门的经历则对于其任期内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盛柳刚教授以“外包经济与工资不平等：理论与来自中国的证据”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外包经济的所有权结构对于企业技能需求起着关键的作用，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往往需要技术能力更强的雇员，由于设厂外包提高了发展中国家高技能水平工人的工资，其对当地的工资不平等能产生较大的影响，而通过发布订单在发展中国家购买中间品的合同外包则往往在发展中国家购买技能要求较低的产品，因为合同外包往往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对于技能要求较低的中间品，提高低技能工人工资从而对工资收入不平等影响较小。利用中国在外商投资限制上的变化，他发现由发达国家在中国直接投资建立的企业在鼓励政策出台后能够增加更多的加工贸易额度，而放松限制也有力促进加工贸易，而这一现象在高技术要求的行业比在低技术要求的行业中更为显著，而这一过程会导致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也即所谓“技能福利”，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里技能福利的增加有大约34%可以由这一过程解释，资本-技能的互补等作用则相对没那么重要，传统的贸易则对于技能需求几乎没有显著的影响。

17日下午第一个专场的主题为“公司金融与生产率”。MIT斯隆商学院的Deborah Lucas教授就政府的金融属性进行了报告。Lucas教授首先指出了政府部门在基础设施、资本市场领域的重要角色，指出这些活动实际上是资源再分配的过程，而政府就是这种实体资本的最大分配者。Lucas教授回顾了文献上对于资金成本（利率）的分析，指出利率由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组成。风险溢价的水平通过CAPM计算个体beta系数得出，基于无风险利率和总资产可以得到企业的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指标，与企业利息支出比较，可以得到企业实际上获得的政府补贴。之后，Lucas教授考察了TVA公司、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案例。她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市场价格是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资金成本的最好衡量方式；其次，政府部门系统性低估了他们的资金成本；第三，政府低估资金成本造成的资源错配造成了关于社会融资成本的统计数据不再准确；第四，通过实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可以在部分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国家发展研究院林双林教授分析了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经济影响。他首先回顾了房产税对经济表现的国外文献，总结了房产税对地方政府税收、消费扭曲、储蓄的影响。随后，作者回顾了中国的房地产改革进程。林教授在Auerbach and Kotlikof (1987)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多期异质性家户的模型。 林教授认为在保持教育支出比例不变时，引入房产税会导致房地产销售在短期和长期都减少，如果降低资本收入税，那么房地产销售下滑会更加明显；私人投资、私人资本存量、有效劳动力、产出都高于当前水平；房产税会提高未来社会的总体福利，但是以牺牲当期居民福利为代价。在提高教育支出比例时，引入房产税会导致房地产销售、私人投资、私人资本存量、产出在短期内下降，但是在长期内上升；有效劳动力在短期和长期都高于当前水平；房产税会提高未来社会的总体福利，但是牺牲了当前居民和老人的福利。

17日下午第二个专场的主题为“公共财政III”。杜克大学Juan Serrato教授与其合作者研究了中国2008年实行的旨在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减免政策对企业实际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该税收政策确实鼓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些研发投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的Shawn Chen教授，从税收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的行为。他发现，企业密集度每提高1%，税率会下降0.5个百分点。此外，毗邻大企业也有助于企业降低税率。最后，作者通过钓鱼类比企业缴税行为：企业是鱼，征税机构是渔夫，管辖区域是池塘，税率是钓到鱼的概率。如果渔夫人越少、池塘越大、池塘的大鱼越多，那么小鱼被钓到的可能性越低。因此，企业出于避税的动机，可能会选择极化的分布，选择聚集在一起，从而降低税收。这样一来，就可能引发内部的竞争和整体的不稳定。

在会议的最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再次感谢NBER的专家学者来到中国参加此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