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7日至30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的第二届夏季国际研讨会在山东烟台龙湖领导力中心顺利举办，会议在我院张晓波教授的致辞下开幕。本次会议共分三个分会场：宏观经济学分会场、应用微观经济学分会场、政治经济学分会场。

本次会议政治经济学分会场共有17场演讲，洛桑大学Mathias Thoneig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Pranab Bardhan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钟剑修教授等出席会议。

洛桑大学Mathias Thoneig教授介绍了政治经济学中与冲突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结果，由于战争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冲突成为发展经济学中日益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目前主流文献对于冲突起源的认识有如下几种：战争是协商失败的结果；战争是为了攫取租值；种族冲突；以及不信任和欲望。在实证文献部分，早期的开拓性文献的问题主要来源于遗漏变量、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只是通过滞后项解决，以及粗略的度量标准，近年来学界花了较大的力气对数据进行收集并使用工具变量法较好地解决了此前的问题，目前实证上发现的导致冲突的主要因素有贫困、自然资源、较低的民主水平、民族矛盾、过剩的年轻人、山区地形等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冲突，更好的法律系统、政治权力分享等都能减少冲突的概率。此后他介绍了自己对于第二次刚果战争的研究，通过建立军阀网络和进行structural estimation，他评估了各项降低冲突政策的效果。

波士顿学院的Ben G. Li报告了他与Penglong Zhang合作的与国际地缘政治相关的文章，他们利用所有人口在15000以上的人口聚居点到其他所有聚居点加总最短距离计算了世界人口中心的位置，一般距离人口中心距离越大的聚居点距离世界其他地方的总距离呈二次项相关，这说明用一个线性模型代表世界是比较合适的，随后作者建立了一个线性的世界模型，各地通过贸易成本最小化各自形成不同大小的国家，根据这一模型作者提出了一些可验证的假说并进行了验证，如离世界人口中心越远的地方国家面积越大（除了世界人口中心的国家），而这一国家越大世界上国家数越少，以及在同一个国家内离世界中心越远的省份面积越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韩玉桃教授报告了她与合作者的On regional integration, fiscal income, and GDP per capita的文章，地区一体化的经济优势是规模经济，各地区也更好地协作提供公共品，然而由于各地区有着偏好异质性，地区一体化将会带来政治成本，这就构成了地区一体化的权衡取舍。作者通过建模研究了在一个财政竞争的环境中一个小的政治实体如何决定是保持一体还是分裂，如果地区一体化降低了公共品提供的效率，那么只有在财政均等化带来的收益超过了政治灵活性的损失、效率损失以及资本流动损失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稳定，而如果地区一体化增进了公共品提供的效率，那么此时财政均等化和效率提升的收益超过政治灵活性损失和资本流动损失即可维持稳定。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蒋俊彦报告了与合作者的Mandarins Make Markets: Leadership Rotation and Inter-Provincial Trade in China，对于家乡或者曾任职区域的偏好无论是在国际或是国内贸易中都是重要的因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研究了中国省级领导人的个人网络是如何影响省间贸易流量的，作者通过使用引力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当A省的省委书记曾经在B省任职时，从A省到B省的铁路货物运输量可以增加15%--25%,A省会在大事记中记下更多与B省的社会经济交往，而两省的商人也会在对方省更多地设立商务办事处，这一原因主要是因为A省的省委书记可以通过这一过程促进A省经济发展，而主要受影响的贸易则是原材料贸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一个统一市场的形成与维持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人民大学的苗萌报告了他与合作者的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 Value of Property Rights，文章利用深圳市2009年颁布的《城市更新办法》作为自然实验考察了产权对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办法》，深圳市所有土地都归国有，但是城中村的土地在实践中常常出现各种违建“迎接”拆迁，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正是2009年“房地分离”所针对的，在2012年《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后，城市更新方案正式进入实施，这一细则出台后企业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投资整体上升了10%左右。作者比较了拥有划拨土地与违法占用土地的企业发现两类企业是较为相似的， 其中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相比于未获得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10%--20%，而这一效应更多地是出现在国有企业中，而非国有企业由于没有政治联系这一效应并不显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ranab Bardhan教授做了题为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India的演讲，Bardhan教授指出民主或者威权主义对于发展而言既不是充分也不是必要条件，许多文献讨论了国家的财政、法律与军事能力，却忽视了国家的许多其他能力，如政府的内部组织能力，中国和印度的政府组织追求都是贤能政治，但是中国赋予经济发展表现以较大的权重，从而实现了中央权威和地方经济发展动机的统一，相比之下，印度的地方政客会通过把国家官员调配到较不重要的岗位实现地方上国家官员对其的忠诚，导致高能力的地方官员无法得到晋升也无足够的政治动机发展地方经济。在分权方面，印度的地方选举被认为能更好地利用地方信息提供公共品，而中国的地方分权还具有促进地方商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避免了地方精英俘获，由此Bardhan教授引出了国家的组织能力，印度的政府组织能力有时是相当强的，能够在节日期间保持城市的稳定，也能组织世界上最大的8.5亿人的选举，但在某些时候却相当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能力是政治能力，国家如何能维持中央集权，保持可置信的承诺、避免民族主义与预算软约束也是政治能力题中应有之义，国家能力是一种多维度多角度的存在，单独讨论某一种角度代表国家能力可能过于粗略和鲁莽了。

香港中文大学钟剑修教授报告了他和车嘉华教授合作的使用世代交叠模型的几篇文章，在第一篇部分，作者探讨了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当代领导人会如何选择下一代领导人的问题，当退休的领导人有豁免权时，即使是贪污的领导人也能够选择清廉的领导人而不害怕被反攻倒算，这能产生一个稳定的状态，由于选择继任者时领导人并不能看到其属性，因此被选拔的领导人有时候是贪污的，但官僚体系整体上是清廉的，而领导人不具有豁免权时，贪污的领导人会继续选择贪污的下属，这将会导致系统一旦出现了贪污的领导人就会一直产生贪污的继任者。而第二部分则涉及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比例，当代的地方官员的某一位会在下一期成为国家领导人，分权比例的变化将会导致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提拔而选择不同的策略：伪造数据、认真工作或者寻租，如果过于中央集权时，地方官员会选择伪造数据寻求提拔，而过于分权时，地方官员最优的选择变成了贪污寻租。第三部分则是与vanguard organization相关，这类组织的特点是组织成员尝试去拯救非组织成员，而其计划需要执行非常长的时间，常常是数个世代，老的领导人需要寻找其继任者而非组织成员对此组织毫无帮助，这些组织由于有内部资源，可能吸引非组织成员进入，从而在挑选继任者时需要将他们剔除，不然会导致机构的失控，这一部分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大学的席天扬老师报告了与石襄禺、张晓波教授等人合作的”Moving Umbrellas":

Bureaucratic Transfer,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Rent-Seeking in China,在中国，政商合谋需要商人对政府官员的信任，一般而言，政商合谋被认为是正式制度的替代品，企业通过建立和政府官员的联系而获得保护和优惠性政策，而政府官员则通过商人变现自己的政治权力，但是这一联系往往是隐藏而并不为人所知的，通过研究官员在2000-2011年期间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调度，作者发现当某个官员从A市调往B市时，A市往B市的投资将会增加大约3%，而这些能够吸引投资的官员在之后将会有更大的可能性被双轨落马，此外，这些因为官员移动而产生的新设立企业在官员在位时存活能力更强而官员离开时它们存活的概率迅速下降了，这些都说明中国存在着政商合谋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抑制了企业的创新。

此外，车嘉华老师讲述了如何使用一个三党派模型解释近代社会的变革中不同国家能力分布导致中国和日本政治党派数量是如何变化的，日本的西南强藩和天皇一起驱逐了德川幕府，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中国却在辛亥革命后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人民大学的张静讲述了省直管县改革对于各县市财政的影响，如改革县可能增加财政支出采用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复旦大学的刘宇讲述了中国2002年税收改革对于地区财政国家能力的作用，增加了增值税的收入，尤其是地形较为起伏的地区，而资本将会流出这些国家能力加强的地区，导致投资和经济发展减少。德克萨斯大学的Hua Cheng讲述保持税率恒定是有好处的，减税时大家都乐见其成，但是随后加税时会造成更多的避税效应，而事实上并不是民主党就天然喜欢加税，而是国家面临财政赤字时国家就会倾向于加税。来自中山大学的梁平汉讲述了在一党制体制下地区政府内部政治斗争可能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政府规模的扩大。人民大学的刘勇政的文章讲述了税收激励对于企业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不发达的条件下减税可能有助于企业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的张牧扬展示了省级领导人可能会给予他偏好的人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通过遵循晋升锦标赛的规则省级领导人促进其偏好的下属职位晋升从而建立权力基础。暨南大学的薄诗雨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发现在省直管县改革后，分权后的县导致不规范使用财政资金的情况增多了，这可以认为是财政分权导致了地方精英俘获的发生。

最后，整个会议的政治经济学分会场于2017年6月29日下午在欢乐友好的氛围中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