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记者：马珊珊

除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你的最新身份是北京大学数字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研究中心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黄益平：我们目前最关注两个问题。一就是网贷，最近两年这个领域出现的问题比较多，陆续也出台了很多监管政策，一开始是P2P（对点对点的网络借款），我们也在跟踪现金贷的问题。作为新的金融形态，它的价值体现在普惠金融，因为它的服务群体往往在正规金融部门是得不到融资的，但并不是说给这个群体提供融资就一定是好的。关键是这些平台有做好风控的能力，否则会是很危险的事情。无论P2P还是现金贷，我一再强调的是，互联网金融的优势是做大数据分析，但现在并不是每家互联网金融机构都会做数据分析或者拥有大数据，其中鱼龙混杂，这也很危险。

二是监管，这也与上面提到的问题有关。普惠金融要有边界，它应该是商业可持续的。商业可持续的前提是要做负责任的机构。如果给一个没有职业，没有资产，没有现金流的个体提供贷款，我觉得这样的金融服务就是不负责任的。如果这个人的家里亲人生病了，生活有困难，那么提供给他的就不应该是金融服务，而是扶贫。怎样才能让互联网金融成为负责任的金融？监管要发挥关键作用，不能听任野蛮生长。

您最近表示现在的风控都是数据驱动，可能会涉及侵犯客户隐私的问题。

黄益平：这些公司收集到数据是否合法，有没有侵犯用户的隐私，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走极端也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在保护用户隐私和支持大数据分析之间求一个平衡。现阶段的操作是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数据拿走就分析，而另外一个极端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能拿到的数据很少，有些拿到了也不能随便用。

此外我们发现，在几千家做现金贷的平台中，很多根本没有做没有做风控的能力。既没有事前的风控，也没有事后的风控。国外也有现金贷，但它们是有一定的风控手段的。美国payday loan（发薪日贷款）的事前风控是借款人需要出示每两周一次的工资单，平台会看借款人的家庭住址和银行信息等，借款人在获得贷款后还要给平台写一张预先的支票，这意味着如果两个礼拜后借款人不来还贷款，平台可以拿着这张支票到他的银行去兑现。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借款人的账上没钱，平台不能兑出钱来，但也同样会对借款人产生负面影响的，银行会对开具空头支票的借款人罚款以及其他的惩罚措施。虽然国外的这类金融服务也会出现风险事件，但并没有国内问题这样的普遍。

这些没有风控的机构的成本其实并不低。

黄益平：是，比如获客成本平均至少50元人民币，所以导致了这些现金贷公司要么就把利率拉得提高，要不不停扩大市场，要不就是鼓励用户重复借贷。可以想象，一个不断的扩大市场就会让很多资质很差的人进来，最后的结果谁都控制不了。要么不催收，要么暴力催收。

我记得您的建议是平台之间应该数据实时共享。

黄益平：这是为了解决多头共债的问题。假设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可以发放贷款，因为我们不仅有数据，数据分析得也好，所以很多机构就会根据我们是否给一个人发放贷款作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如果一个人从北大数字金融中心借到钱了，那其他机构通常也会借给他钱。我本来对这位借款人做分析的时候，判断借他1万块是合适的，但我们就不会知道他其实已经在其他平台借了10万块钱，进而产生较大的坏账风险。我们做过一个简单的匡算，一个借款人每增加一个平台借款，他的贷款爆掉的概率就会上升20%。违约的风险直线上升。

如果可以信息共享，平台之间至少可以知道一位借款人已经几家平台借款，大概的借款规模是多少，在这个基础上再对借款人做风险分析。此外，信息共享还包括建立共享黑名单，这样可以让有赖债习惯的借款人从市场上被排除。

应该在数据获取和保护用户隐私之间找到平衡，那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又如何在创新和稳定之间实现一个平衡？

黄益平：我不太赞同所谓的对互联网金融适度监管，凡是提供金融服务应该是同样的监管标准，而且要按照牌照进行管理。做小贷就按照小贷的监管标准，提供投资服务就按照投资服务的监管标准，传统和非传统资金不应有监管标准上的差异，因为会很容易导致监管套利。很多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从业人士觉得牌照管理是传统金融的做法，而且很容易变成寻租行为，我觉得寻租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但并不能由此说就不需要牌照管理了。金融的风险很大，容易传导，不能搞成利伯维尔场似的。

如何平衡创新和这个稳定之间的关系，国外其实已经有一些成熟的做法，比如监管沙盒。监管沙盒是指如果一个企业要创新，监管层给它机会创新，然而是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创新，监管层会给企业发一张有限制的业务牌照,划定一个区间,在监测下进行尝试, 业务做的效果好，风险不明显，是一个成熟的模型，再提供全牌照,否则可以把这个实验给停了。此外创新中心也是一种方式，也是在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支持创新。

担忧哪些风险？

黄益平：第一个风险是技术性风险，如果互联网系统坏了，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全都用不了，可以想象会有多少人觉得很不方便。第二个风险是社会风险。现金贷的规模大约一万亿人民币，和银行总的贷款余额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但它涉及的人很多，容易引发社会风险。比如E租宝事件牵涉了将近一百万人。三是潜在的系统性风险，目前无论从规模或关联度看，互联网金融机构都还不具备系统重要性，但有的平台用现金贷或者消费贷作为底层资产去发ABS（资产证券化），当它们和系统重要性的传统金融机构有了关联后，风险就有可能放大。最近各大互联网金融机构都在纷纷和大银行合作，这对系统性风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紧密观察。

您觉得后续会有哪些具体的监管政策推出？

黄益平：总体而言，金融交易要按照金融交易的办法来监管，现在的监管有的时候会比较滞后，比如现金贷的问题，风险变得很大了，然后再开始采取措施，很容易造成比较大的震荡。如果通过完全管制的方法避免风险也不对，因为市场总是走在监管的前面。但我觉得，如果监管可以做到更加灵敏，在发现风险时及时地做一些规范，效果可能会更好。尤其是对于已经成一定规模的这些业态，监管部门应该有态度，起码不能一直在观望，一直在研究。不要把风险积累了很大了，然后再规范。

2017年7月研究中心发布了互联网金融情绪指数，你有哪些有价值的发现？

黄益平：我们发现，社会情绪对互联网金融的情绪波动非常大。我们其实有两个指数，一个是叫关注度指数，一个是叫情感指数。从关注度指数可以看到，2013年以后对互联网金融的关注度就一直开始上升，到2015年下半年E租宝出了问题，关注度指数又上升了一个台阶，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了。关注度上升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正面，一种是负面。我们认为这两个指数作为用来理解市场运行参考性指标，还是有一些价值的。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情感指数对于P2P平台的交易量以及违约率，都是有一些影响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也能给监管部门提供一些参考，当情绪很负面或者很正面的时候，监管部门是否都可以引导一下，以便让这个行业平稳地发展。

本文来源：《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