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与发展经济学、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医药经济学。曾先后担任国际英文SCI健康经济学杂志《Health Economics》副主编，《经济学季刊》副主编，国际药物经济学会官方期刊《Value in Health》副主编，以及《中国药物经济学》杂志主编。曾执教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北卡大学以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曾当选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席、国际医药经济学会亚太联合会主席。刘国恩教授目前还是由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Jeffrey Sachs牵头的《可持续发展方案联盟》领导委员会委员，并作为“人类健康”主题组联席主席，参与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基础上研究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挑战，确定共同解决方案，为联合国“2015年后的下一个15年发展议程”提供技术支持。

刘国恩教授

学生记者：

刘老师您好，很荣幸今天能够采访到您。我们了解到您曾执教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美国北卡大学，并且在北卡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但是您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选择回到中国执教于北大。那么请问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北大工作呢？

刘国恩：

其实我回到北大有一些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在于自己对自身发展的规划，对于经济学者来说，自然会希望能够在事业发展上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使自己研究的东西能够最大程度对社会发展发挥有价值的作用，造福社会，同时也为自己的事业发展奠定更好的平台。这是自然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当时在美国北卡大学，虽然已经获得终身教职，但我清楚美国的优秀学者并非稀缺，因此在付出相同精力的情况下，自己的研究对美国这个成熟社会产生的边际影响很小。相对而言，咱们中国更需要人才，回国工作于国于己的发展都更有意义和价值。当然，主观想法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客观的机会。幸运的是，在2000年，时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教授和我取得了联系，邀请我到北大任教和研究，并给了我到访北大和老师们进行交流、进行学术讲座的宝贵机会。之后，时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老师特地飞到美国，邀我到北大光华组建健康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平台。2003年，我决定到北大光华任教，当时还是一半时间在北大一半时间在北卡。2006年我才完全辞去美国北卡大学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北大的教研工作。虽然当时多少还有些犹豫，现在回头来看，我以为回国服务的决定是自己人生中最有价值的选择之一。除了对国家社会发展的作用，北大还有这么多全国顶级聪明的学生，能够亲自伴随和助力他们学习成长，人才效应的收获也感觉比自己在美国工作大很多。所以我一直心存感谢，感谢国家发展的好时机，更感谢北大光华和国发院提供的机会使得自己的愿望能够更好地实现。

学生记者：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请问您是如何理解“健康中国战略”的？您认为这个战略的新意在哪？

刘国恩：

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面临的新情况。从十九大报告中可以看出，高速增长的GDP数量不再是我们重点追求的单一目标，我们需要提高增长的质量，促进增长的财富积累并更好地将积累的财富分配给全民劳动者。为此，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开辟更好的市场，因为经济增长的质量关键取决于供给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的程度。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求为支撑。但是，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人们的需求在不断转型升级。近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供给侧越来越不能够适应需求变化的情况，从而出现很多市场供求之间的矛盾，导致中国经济在目前人均收入还只有八千美元的时候就开始减速。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看，无论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还是高端的自我实现需求，健康需求都是贯穿始终的主线。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经济学家Robert Fogel的研究，欧美人群在过去一百二十多年的消费数据显示，家庭医疗健康服务的消费增长是同期收入增长的1.6倍，高居家庭吃穿住用等其他消费增长的变化之首。如果我们能够据此进行更有效的宏观经济制度安排，促进资源配置的供给侧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我以为，这是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国策的主要原因。

综上而言，健康中国战略应该包括两大目的：一是着力发展潜力巨大的医疗健康服务市场，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二是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活得更长、活得更好，这本身就是健康的两大维度。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特别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中国的根本宗旨正是更好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学生记者：

近年来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老师您认为近年来我国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就呢？

刘国恩：

如果我们从2009年国务院医改方案实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和相关进展来看，我们主要在两个大方面推进相关工作：一个是医疗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即对诊所、医院等的医疗体系改革；另一个是在医疗服务需求筹资侧的改革，也就是在购买医疗服务的制度安排上做了改变。

先说医疗筹资侧方面（这是医改取得主要成就的方面）。2009年之前，中国有正式医疗保险的人是少数。作为人口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很难应对个人医疗的疾病风险和由此引发的费用筹资问题。2009年以来，在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医保的同时，国家医改推进了由政府主导的两大医疗保险制度建设：一个是针对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个是针对没有城镇职工医保的城市居民的基本医保计划。这两项医保计划的筹资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大头、个人缴费承担小头。迄今为止，这三项保险计划加起来已经覆盖了全国95%以上的人口，因此可以说中国基本构建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保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医保制度也还存在若干亟待完善的方面。首先，城镇居民的医保还基于本地户籍，受制于流动人口政策的约束而没能很好地发挥覆盖流动居民的作用。第二，因为统筹层次不同和属地就医的基本原则，三大基本医保都面临着不能异地就医结算的问题，使得参保居民异地就医时的服务可及性打了折扣。为此，政府在2016年提出了关于医保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要求在2017年实现省内住院服务的异地就医结算，继而推进全国范围的住院服务异地结算。

在医疗服务供给侧方面，由于现行医疗服务供给体系长期实行公立医院为主的资源配置制度，再加上政府主导的区域卫生规划，使得人、财、物的资源配置高度集中在城市公立大医院，形成了上大下小的倒三角分布结构，这与医疗服务需求的正三角分布结构几乎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从人们看病就医的体验来看，上述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大型医院拥堵不堪、基层机构门可罗雀的问题。如果市场机制能够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照理说，哪儿市场需求大，哪儿就会增加供给，为何我们的医疗服务市场供需总是处于矛盾之中？是市场调节机制失灵，还是政府行政干预不当？仔细观察，不难看出问题根源所在。从最宝贵的医生人力资源来看，由于公立医院医生在中国是行政事业编制，服务平台、职业发展、薪酬福利、社会地位等等都与固定的医院绑在一起，中国医生制度性地被安排成了“单位人”，因此根据市场服务需求改变服务供给的能力就不复存在。很明显，中国医疗市场的供需矛盾是供给侧的僵化制度安排的结果。事实上，但凡服务主体能够根据自身优势和个人激励自主决策的市场，都不会出现长期供需矛盾像当下中国医疗市场这么严重的情况。根据国家“十三五”医改方案，解决上述供需矛盾的关键是推进以分级诊疗为首的相关制度建设，其中解放医生、社会办医、减少行政干预等都是促进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措施，建立医疗供给决策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信息做出有效反应的机制，从而使满足市场需求成为供给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学生记者：

我们了解到，在2000年之前，健康经济学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领域基本是空白，您参与了北大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并见证了健康经济学在中国从无到有、从鲜为人知到发展成热门学科的过程。那么您认为它目前对中国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刘国恩：

其实，在国外健康经济学相对主流经济学也是比较新的一个学科。早期，中国的卫生服务研究与卫生经济学科主要集中于医学院校层面，在经济管理领域并未得到多少重视，其实直到现在也未正式列入中国学科体系的经济学分类。2003年，我从美国回来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建立的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科应该是开启了经济管理院校这一学科发展的先河。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呢？如前所述，观察社会经济发展的近代历史，人们会把越来越多的收入资源用于医疗健康服务方面，因为人类生活对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必将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特征是几乎生活需求的所有方面都可能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约束，唯独人们对生命健康的需求很可能是例外。如果人们对健康寿命的延长也会产生边际效用递减的效应，那么人类发展和财富创造的终极意义何在呢？事实上，根据发达国家的情况，医疗健康服务业大都远超其宏观经济比重的10%以上。美国更是一马当先，医疗健康服务业的增长长期远超于宏观经济增长率，目前的占比接近20％。根据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家（Robert Hall and Charles Johns, 2007 QJE）的计量分析，他们预测到2050年美国宏观经济的资源用于医疗卫生的比重将高达30%，2016年，中国医疗健康服务市场的GDP占比为6.2%。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健康经济学，应该非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医疗健康服务业的前景、潜力和意义，这无论从促进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还是探讨支撑宏观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都是及其重要的研究主题。

学生记者：

卫生经济学是多种经济学科在卫生领域的应用，与医学、卫生学、人口学以及社会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学科交叉的？

刘国恩：

 我认为学科的交叉会随着相关领域研究的推进而不断加深，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大数据快速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健康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也不例外，可能更为显著，因为健康经济学本身就是应用经济学研究医疗健康领域资源配置的交叉问题。事实上，当年我在美国读经济学博士期间，当决定跟随健康经济学需求理论之父Michael Grossman选择健康经济学作为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时，曾经非常担心经济与医疗多学科的知识交叉会给我的研究带来过多困难，我问导师这会不会成为我研究的短板，直到得到了导师的鼓励我才坚定了继续进行学习研究的信念。当然，我们也可以辩证看待这个问题。医学院校学生的比较优势在医学，我们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学，所以如果我们能和他们更好地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这种学科差异就可以成为共同研究问题的优势互补。每个人在知识爆炸的社会是不可能学到所有相关知识的，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交叉学科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有效的学科交叉团队协作方式应该会产生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学生记者：

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及“青年”一词。习总书记更是在报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在本次采访的最后，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能从师者的角度给当代中国青年送上您的期许与勉励。

刘国恩：

这个题目太大了。不过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77级大学生，我想说现在这个时代赋予你们的学习条件和选择机会的确今非昔比，当然你们也面临更加复杂的选择和激烈的竞争。在这个充满机会和选择、文化多元的新时代，希望你们年轻人，尽可能去发现并践行那些相对永恒、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和文明公理，拒绝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的行为态度。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多元社会，大学生如果能够多有一些定力、多一些独立思考，对社会问题既有正能量的反馈，也有相应的反思，多回头看看历史，将会有助于中国的健康发展和文明崛起。我之前在美国生活过20多年，我坚信人类有很多共同的、永恒的文明价值和底线，而这正是亟待年轻人去发现、学习、坚守并践行到自己的人生当中的。这也是习总书记提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体现。

最后我想特别嘱咐北大学生，陈寅恪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大学师生难能可贵的坚守之道，与大家共勉！

记者：陈悦、付浩天

本文来源：北京大学招生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