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双十一”不仅影响了中国电商业、零售业的发展方式，更促进了移动支付、消费贷款、互联网保险、供应链金融、网贷理财等数字金融业态的广泛应用——这或许是中国老百姓对于“普惠金融”最直观的感受，其背后其实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金融服务生态带来的巨大改变。而当高效、便捷和低成本的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理念相结合，在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促进就业、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新的挑战和风险也随之出现。​

近日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召开首次年会，发布了《数字科技推动普惠金融》报告，这个报告就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都有哪些实践经验、如何寻找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机遇、怎样应对普惠金融带来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报告分析了我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遇到的诸多困难：如数字普惠金融还不够“普惠”、数字技术应用还有待进一步改善、监管不到位、高风险防范缺乏、数字安全存在明显隐患、缺乏一套覆盖面广、效率高的全国征信系统等。报告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很多问题的产生,都与监管缺位或者监管不当有关。因此，为了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框架。报告就构建监管政策框架提出了建议：统一监管标准和框架，实行综合监管与功能监管，设立进入门槛和退出机制，建立适当的信息披露标准，与时俱进地调整法律监管政策，完善统一开放的征信系统，加强投资者教育与消费者保护，实行高标准、开放的信息安全制度。​

在数字技术时代，跨领域数据的交叉融合和数据的流动使得许多传统行业面临转型的机遇与挑战。金融业因其自身对数据高度依赖的特征，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工具进行转型和创新已成为一种趋势。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余额宝、P2P、众筹以及第三方支付等形式似乎加速了“金融脱媒化”的进程。在内外因素的激励下，商业银行转型迫在眉睫。年会上发布的另一份报告《商业银行互联网战略转型研究》总结了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战略反应及转型战略的图景。​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科技金融实现普惠金融的目标，很有必要。实际上政府除了可以用传统的方式，以传统抵押贷款方式去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农户以外，还可以用科技金融的手段来实现更好地精准扶贫。徐忠认为通过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提供补贴，有可能最终并不能让农民真正受益，因为扶贫贷款可能被挪用，低息贷款没有真正到达农户手里。而政府以科技金融方式介入的话，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开发和应用数字货币，很容易知道扶贫资金是否到了农民手里，从而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徐忠透露，中国目前还有1570多个金融空白乡镇，这些地方因人口稀少，人均金融交易量少、频率低，正规金融机构是不愿意去的,那么手机银行这样的科技金融方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则从区块链技术在金融方面的应用的角度做出阐述。他认为，区块链是通过构建分布式的结构体系和参与者共识协议，形成不需要中心的大规模的数据库系统。我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已经建成超高速大容量的信息技术系统，在区块链技术应用当中，如果我们能组建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共同参与的分布式的联盟链，就可以实现现有系统与创新系统的无缝连接，金融机构不论大小都可以共享互联互通的技术平台，为更多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这应该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也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资源，达到节约投资、节约交易成本、确保交易速度，实现合规控制的目标。李礼辉认为，市场经济下的信用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区块链金融可以用技术落实契约原则，解决信任问题。区块链的自规则可以建立互信、创造信用，可以节约信用形式所需的时间和成本，能够容纳更多的金融业者，因而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

李礼辉强调，鉴于区块链金融的分布式和自规则的特征，在区块链金融监管方面，不仅需要法律规则，同样需要技术规则，当前正是监管介入的合适时机。政策制定者要充分认识技术规则对于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准确分析和判断技术规则与法律规则的优缺点，把技术规则纳入监管体系，优化设计，提高监管效率，降低合规成本。

（中国财经报  记者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