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会会场

3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期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腾讯财经联合主办了“博弈·变革——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治理”主题午宴。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dmund Phelps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任克英、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赖小民、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小晖、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等近50名，来自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企业家、金融机构高管参与午宴。

在这次酒会上，还发布了研究报告《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6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从全球治理角度出发，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放弃既有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转而采用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功经验总结的理论”。林毅夫认为，目前被普遍采用的全球治理模式，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强调低收入国家应当复制高收入国家的产业模式，以“减少贫困，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这一以追求国家经济能力提升为主要目的的发展模式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大国发院林毅夫教授在做主题发言

不过，这一模式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二战后，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的经济体仅有13个。相较于发达国家所推崇的市场制度，林毅夫认为，不发达经济体更需要的是“一个有为的政府”，以“推动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制度的不断改善。”

王洪章从金融的全球治理加以阐述。王洪章认为，在金融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国倡导成立了亚投行、丝路基金，人民银行在全球推动支付系统，这些治理过程当中一些机制建设，为全球的金融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过，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让世界的增速缓慢下来。“和过去相比，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下降的，金融也碰到一些困难。”王洪章将话题引至中国的金融改革，他认为目前银行面临着不良贷款“双升”问题、以及商业银行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王洪章表示，商业银行金融体制改革，首先需要有效率很高、成本很低的监管体制。他理想中的监管体系，能够使中国的商业银行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更加适合综合性、集约化和多功能银行的转型发展要求。

北大国发院黄益平教授主持午餐会

在随后举行的沙龙环节，主持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开场后，第一个发言的是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锷生，他无比担忧地强调了中国改革的急迫性，他表示，今年不管是对于世界经济，特别中国经济，或者是整 个中国都在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中国都在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今年是最关键”，他最后警告，”现在就是两句话，怎么干好，现在要做了，再不做就晚了。“

改革中存在机遇，亦有风险。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认为，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就是杠杆率太高。

“中国全社会杠杆债务率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而且比有些发达国家还高。”他分析称，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老百姓财富比较少，比如说美国和中国相比，美国老百姓财富占GDP差不多6倍，中国才2倍多一点，在中国财富不高的情况下让债务率很高，这本身是一个风险。

他认为，动态地看，如果中国未来五年每年平均净增长保持在6.5%以上的，到2025年债务率占GDP的比重可能会达到340%。“从目前来看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债务大幅增长之后带来的经济发展停滞或经济危机的”。

对于中国如何在国际国内的境遇中如何博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李稻葵认为中国真正的博弈不在于TPP，不在于人民币SDR、人民币国际化，真正的博弈是“另类博弈”，“真正的博弈是各主要经济体、主要国家能否抓住自己的社会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真正地进行变革。

过去两年，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在金融行业进行制度性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在沙龙中表述了对这一行业的改革建议，他认为金融监管架构需要改革。而这会方面未来中国金融面临的三个不确定要充分估计。包括需求的变化会推动金融结构的变革，这个是要高度重视中国金融结构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二个是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对中国金融业态变革的影响；第三个是要高度重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中国金融所带来的风险。

对于改革，他担忧的问题是现在针对中国经济社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到底能不能落地。

李稻葵列举了两个方面的案例，首先是法治能不能不落地，如果不落地，金融市场 则无法坚固稳定，而如果金融市场不稳定人民币国际化就没有基础。“因为金融市场说变就变，股指一年之内可以大规模上下，那资本账户怎么管得住呢？”

此外，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李稻葵认为两年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大规模落地，包括国家管资本不管企业，经理职业化两方面均没有落地，没有细文。

在沙龙最后，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任克英亦对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认为从治理的角度讲透明和更强有力的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

他举了个例子称，目前银行在资本市场的交易率低于净资产值，市场认定银行的坏账已经把净资产侵蚀了，所以给的交易倍数很低。坏账有上升的趋势，但银行还是没有能够有力有效地跟外界沟通。

任克英认为整个政策、监管或者银行的治理方面应该更透明，”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跟市场的对接上取得一些进步”。

与中国经济学者的担忧与抱怨情绪相比，在沙龙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dmund Phelps对中国的局面表示乐观，他认为“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时期”。

他认为，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过去资本都流入到重工业当中去，包括煤炭、钢铁、商业建设、工厂、写字楼的建设等等，而现在中国正准备把后续的资本分散到更加广阔的不同行业和领域当中。

Edmund Phelps认为，这样的资金再配置，包括均衡分配会对产能有极大的帮助，能够对于平均工资有帮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中国进一步加深城镇化，同时也能够帮助中国提升每小时的产出，也就是劳动力的效率，特别是在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