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要在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既要保持创新的活力，又要保持互联网金融行业能够健康发展”。参加T20前海国际金融论坛“金融发展与创新经济”分论坛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说。

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在2016年之初对互联网金融加强了监管。“金融发展与创新经济”分论坛举办的当天，正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颁布整一个月。新规对P2P平台网络安全和信息披露做出了明确要求。如何在保持创造性破坏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活力的同时，对互联网金融进行适当监管，成为分论坛热议的主题。

对于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意义肯定的同时，黄益平认为，进行适当的监管也有其必要。

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在黄益平看来，具有普惠金融推广的示范意义。

黄益平认为，普惠金融是金融创新中非常难解决的问题，中国的互联网金融革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试图想发展普惠金融没有能够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突破了商业银行传统的净值调查困难，定价困难和成本难以覆盖的障碍，使得无数中小企业者获得了必要的资金和服务。支付宝、微信支付的活跃客户大概接近2亿，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这种速度和效率仅凭过去的商业银行是无法做到的。

去年12月份，黄益平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这组互联网金融发展综合指数涵盖了2014年1月到2015年9月的数据，指数表明，过去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中国互联网金融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互联网金融每月环比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9%，大概平均每年翻一番。

但尽管如此，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业界、学界、政府部门，对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前景一直有争议。黄益平认为，互联网金融有它生存的理由。从制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监管确实相对比较宽容，如果是像美国、欧洲这样严格对互联网金融交易实行监管的话，今天中国不会生长出这样蓬勃兴旺的金融行业。所以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跟监管相对比较宽松有关系。二是中国有巨大的潜在的市场。在金融市场当中，有70%的中小企业和和70%的个人没有得到很好的金融服务，所以互联网金融一产生以后，就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同和欢迎。最后一点是技术的变化。如果移动终端和大数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金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互联网就有可能成为解决金融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

最后他认为，互联网金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固定投资的要求比较高，平台一旦建立，再增加100万、1千万个客户，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是为什么，支付宝、余额宝、很多网络平台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给非常大规模的企业或者是个人提供服务的原因，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生命力之所在。

但与此同时，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上升也非常快。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通过对搜集的数据进行的生存函数分析表明，注册资本比较少的平台，如果建立日期比较晚，产品比较单一，利率比较极端的话，这样的平台发生风险的概率比较高，同时它的预期寿命也会比较短，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大。互联网金融交易跨行业、跨区域，一旦有风险，传递的速度，传递的区间就会变得非常大；而大部分普惠金融的市场参与者都是收入水平相对比较低，对风险的识别和承受能力都比较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益平认为，加强监管至关重要。

随着P2P监管细则的下发，中国的各个地方正加强对P2P的监管。1月初，北京、上海、深圳以及重庆等地均暂停互联网金融公司工商注册。

彼得森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NicolasVeron说，现在全世界的金融模式可以分为中国模式、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但是，在如何监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方面都碰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对于非银行金融业来说，也许市场自律更重要一些。他认为，要允许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有的可以亏损，他们甚至可以倒闭，这样才能使得金融体系真正的实现多元化。他同时强调，监管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市场的监管者本身要有能力、有权利、有技能监督，同时要保持监管的独立性。

迪拜金融中心管理局首席业务发展官Solmaan Jaffery认为，深圳和上海这样一些创新城市，应该自加强法治的基础上，多拥抱和理解创新。他举迪拜的影子银行发展的例子说，“影子银行本身在过去25年代表了一种创新，反映了包容性，而且也代表着持续的创新，但确实也有风险，也有机会。这些风险正在通过规则跟监管标准进行解决。但创新已经发生了爆炸式的发展”，他认为，像迪拜，上海，深圳这些金融中心，“我们要拥抱，要努力的去理解这些创新，推动包容性创新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加强监管、规范市场和容忍创新之间要求得平衡，这是有意义的中国的创新，甚至很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经验，让我们在G20的平台上做进一步的探讨。”黄益平对《财经》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