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认为，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复工速度太慢，二是民企融资难尚未解决。加快复工，在湖北以外的地区，要学会与零星病例相处，同时要给银行业松绑。

“疫情下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企业的复工进度不容乐观，国际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3月13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姚洋在《中国企业家》“春播行动”的直播中用了三个“不容乐观”来形容当前形势，并表示新冠肺炎对经济的影响远超过当年的“非典”。直播现场，同时在线“围观”的观众超过百万人。
 
首先，受疫情影响，2月份国内经济受到了重创。姚洋用三组数据来说明形势的严峻：一是2月的制造业PMI（全称为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指的是采购经理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变化趋势）为35.7%，比上月下降14.3个百分点，这是他作为经学家以来看到的最低纪录。二是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30.1%，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三是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出口和进口双降，出口为-17.2%，进口为–11%。
 
其次，虽然目前很多企业已经逐渐进入复工状态，但疫情下的复工情况并不乐观。姚洋指出，制造业企业复工率较高，服务业复工率很低，中小企业复工率较低，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假复工”。
 
再次，从国际上看，新冠肺炎有进一步蔓延趋势，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尚不可知，一些国家开始借鉴中国的“封城”经验。姚洋认为，中国的股市目前仍处于波动状态，如果置疫情于不顾，股市会一直处于不安状态。他还提到美国的两次熔断，都是疫情不明朗所致。

“美国股市和经济实体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有两种渠道可以传递到实体经济，一个是股市下降会影响大家对未来预期，导致投资消费下降；二是间接渠道，就是金融部门自己产生的连锁反应，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股价下降会连累一些以股价为基础定价的产品，对这些产品产生负面影响。”他判断，现在说美国经济已进入衰退状态还为时过早，但如果股市一直下跌，危机是不太可能避免的。而资金可能会从国外流入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进一步升值。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国内主要的问题在于一是复工速度太慢，二是尚未解决民企融资难的问题。目前帮助民企纾困的主要方向是全面复工。“一旦经济发展停顿，所有的救助措施都将是在做‘无用功’。”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3月16日实施普惠金融的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此外，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支持发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以上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
 
姚洋认为，此次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一方面利好民营企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稳住股市，另一方面要趁着这个时机解决“毛细血管”不通畅的问题，让资金真正到达需要解决资金难题的中小企业手中。
 

复工要学会与零星病例相处
 
中央多次要求各地根据疫情分级推进企业有序复工，但复工情况并不乐观。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丹丹等对4000人的调查结果（截止到3月2日）显示，全国复工率为60%。其中城镇职工复工率为63%，农村工人复工率为54.4%。从行业来看，制造业复工率为64.3%；餐饮复工率为1/3；金融以外的其它服务业复工率为50%。从地区上看，广东和浙江复工率最高，超过70%；湖北23%；安徽、重庆、河南、黑龙江和山西低于50%。
 
企业复工为何这么难？姚洋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策不明朗，一些地方一方面要求有序复工，另一方面又要求不能出现新增病例（即“一票否决”）。
 
而这两者本身是一个矛盾。小微企业迫切需要有序复工复产，但疫情尚未完全控制，并不能完全排除因人员流动与聚集带来的感染风险。“既要做到有序复工，又要保证没有一例新增，这个很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姚洋建议政策层面应当转变观念，放弃“0新增”的要求，“因为做到持续‘0新增’非常难，成本太高”。同时他也建议取消“一票否决”，给地方松绑，让地方官员敢于担当。在湖北以外的地区可借鉴“新加坡模式”，“因为许多省份已经超过半个月没有新增病例，战‘疫’基本结束。总体而言，我们要学会与零星的感染相处，因为各地的医疗资源足够对付零星疫情。”
 
“新加坡模式”被外界解读为“动态防御”，也就是在不封锁城市、不关闭营业场所的前提下，鼓励国民加强个人防护，维持社会和经济持续运转。看似比较冒险，但一旦闯关成功，就等于把疫情的负面影响降低到了最小程度。
 
在推进复工之外，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纾困措施。比如财政上减免或推迟企业的相关税收，目前各地政府已经在推进。金融手段层面，姚洋指出定向的低息贷款并非一个好办法，一是面窄，国家拿不出足够的资金，二是容易造成“寻租”问题——究竟谁可以得到低息贷款？同时他也指出，政府应该积极介入，与物业所有者协商减免或延付租金。但总体而言，姚洋认为针对企业纾困的政策和措施“治标不治本”，“只有企业真正开始进行生产，才可能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推进复工是第一位的。
 

解决“融资难”要给银行松绑
 
姚洋认为，企业复工进度慢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民企融资难是个“老大难”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企业而言，中小型民企自身风险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企的经营风险高，它们的平均存活时间为3到5年；二是违规风险较高，存在骗子企业，掏空、挪用资金等行为。这使得银行不敢冒险、也不愿意贷给中小企业。
 
要解决中小型民企风险高的问题，姚洋表示一方面政府要改善民企经营发展的环境；另一方面民企也要加强内部风控，不给骗子“钻空”的机会。
 
其次，就银行而言，大银行对中小型民企的业务一直受到“限制”。一是大银行给中小型民企放贷的相对成本太高；二是无论贷款数额多少，审批流程是一样的；三是一旦提高贷款利率，又要面对逆向选择问题；四是银行实行的不良贷款终身负责制可能对民企贷款不利。
 
再次，中小银行是为民企提供融资的主力。但中小银行没有多少资金，只能靠银行间拆借业务获得资金。值得注意的是，在“包商银行”事件之后，它们获得资金的能力大幅下降。
 
目前央行已经为解决民企融资难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空间。据高禾投资统计，截至3月2日已有至少11个省份发布了2020年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总投资金额接近30万亿元。但姚洋觉得这个办法有些“重走老路”，会留下很多“后遗症”。“我们好不容易去了杠杆，将地方政府的投资热压下来，现在又可能回到了之前的状态。” 加上市场普遍期待更宽松的政策，3月13日国家也出台了新的政策，这些作为应急是有效的。但姚洋认为必须从根本上要解决民企融资难问题。强调不可能同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就要容忍“融资贵一点”的问题存在。
 

要容忍一定数量的影子银行业务存在

自从2018年实行资管新规以来，姚洋认为极大地限制了市场化金融活动，一是切断了影子银行业务。所谓“影子银行”业务，是指银行把表内资金转移到表外或开展理财业务，通过市场化手段（信托、基金、小额信贷等）进行的金融活动，资管新规要求表外资金采取表内资金同样的资本金要求。二是打击了市场中高风险偏好的机构，PE、信托、委托贷款急剧萎缩；P2P虽然存在问题，但不能一棍子打死互联网金融；小额信贷业务也出现急剧萎缩。
 
自2019年以来，资管新规有所调整，监管部门也在延长缓冲期，这是一个利好的环境，但也面临资管新规之后的金融市场如何重建的问题。
 
姚洋表示，一是要改变对银行的行政管理要求，取消对银行的业务巡视和贷款终身负责制。银行的业务巡视相当于给银行加了“紧箍咒”，躺着就能赚钱，导致银行没有动力进行业务的创新。二是对城商行进行甄别，要追究掏空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并且公开；一些彻底烂掉的银行，就要走破产程序，这样告知外界监管部门是认真的，留下好的城商行才利于民营企业拿到融资。三是要认识中国金融市场由银行主导的现实，容忍一定数量的影子银行业务存在。“因为影子银行是把资金从银行导入市场的主要渠道。让它们活起来，民企才能发出债。”四是要容忍市场中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和业务存在，比如小贷公司、助贷、互联网金融等。
 
姚洋分析称，市场化金融机构具备风险配置能力优势，银行受制于储户的风险偏好，必须投资低风险的项目，市场化机构的风险偏好差异很大，可以实现风险的有效配置。

此外，姚洋认为，由于受疫情影响，全世界的监管部门都在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国也应该趁着这一轮较宽松的环境，将重建金融市场纳入监管部门的议程中来。而当前首先要做的是推进企业尽快复工，同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冲疫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