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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CCER-NBER年会系列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17-07-21 10:2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背景介绍：2017年6月16-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本期简报报告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魏尚进，央行副行长、北大国发院教授易纲，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美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史蒂芬·雷丁、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的观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xunwa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魏尚进：中美贸易增加而非减少了美国就业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失业率较高，但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出现大量失业，与其本国劳动力改革不彻底有关，中国贸易冲击并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美国1960-2015年失业率与贸易逆差占GDP比重的走势图，可以发现美国失业率低时贸易逆差比较高，失业率与贸易逆差呈现负相关。当美国失业率低劳动力市场强劲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反之亦然。
为了和现有文献保持一致，我们从价值链的视角来解释这个问题。价值链的视角分为下游效应和上游效应，下游效应是指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长大部分是来自于进口中间投入品，这有助于美国下游公司提高效率并扩大就业。上游效应是指提供中间投入品给美国公司进行生产。美国向中国出口对美国劳动市场也有正向效应。本文的贡献在于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解释下游效应和上游效应，同时检验了四个结果变量，即制造业就业、非制造业就业、失业、非劳动力。
本文使用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国际投入产出表（ICIO），其中涵盖了从2000年到2014年的44个国家和56个行业，以估计直接与中国贸易的程度，以及上游和下游间接从中国进口的程度。本文主要的发现是在考虑所有效应后中美贸易并不会减少美国的就业，现有文献的发现代表了美国劳动市场对中国贸易不完全以及可能有偏误的反应。在2000-2014年，与之前的文献一致，直接竞争效应使当地制造业就业和当地就业总量每年分别减少0.14%和0.05%，上游效应会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制造业就业和总就业每年将分别下降0.2%和0.39%。下游效应对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下游效应本身使制造业、非制造业和总就业分别提高0.21%、0.7%和0.93%。由于下游效应足够强劲，中美贸易对当地就业的总体影响是每年净增长0.49%。此外，中美贸易在使制造业就业每年下降0.13％的同时，它被非制造业就业每年增长0.62％给抵消了，这表明区域内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高于仅关注制造业就业。
易纲：深化经济金融领域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
中国近年来GDP增速逐渐放缓，CPI稳定在1%-2%的水平，PPI经历了五年的连续下跌后也呈上涨趋势，这也相应增加了公司盈利，税收收入，部分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和国际需求的增长。M2增速呈现下跌趋势，公司也在逐渐降杠杆，资金面由松到紧转变，近一个季度7天银行间回购利率在上升。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改革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要项。历史证明过去中国40年的成功主要的核心驱动力就是改革开放，而当前随着经济体量和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正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约束。随着结构性改革变得不可避免，迫切需要对经济和金融领域进行进一步改革。中国目前正逐渐从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经济体转为需求拉动，不再追求大幅贸易顺差，而是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更强调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崇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当前我国推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环境，维稳仍是首要任务，防范出现系统性风险。货币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工具，同时搭配一些工具来促进结构改革，例如扶贫、扶农、小微金融、棚户区改造等，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去除金融行业的高杠杆。金融改革则包括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监控，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完善金融机构治理，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金融市场将进一步走向开放，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沪港通和深港通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开放，降低外汇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准入门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将落户上海，为人民币国际化建设服务，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反映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断上升的地位。同时仍需防范金融风险，及时应对美联储加息和央行资产负债表调整引起的市场反应，优化金融行业的杠杆，遏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将房地产市场逐渐回归居住属性。
史蒂芬·雷丁：贸易模式的微观和宏观核算
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方法解释贸易模式和福利增加。宏观模型通过假设公司的微观行为来研究总体贸易格局，微观研究并不需要建立宏观模型，而是利用分解的企业层面的贸易数据。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不同点在于：宏观的供给端假设并不需要输入微观数据，微观层面的发现也不一定具有宏观意义。本文建立了一个可以综合微观和宏观方法的框架，能够合理化公司、产品、来源和目的地的微观贸易数据以达到均衡结果，对国家贸易和福利进行对数线性加总，与增长核算方法类似，此框架可以将总贸易量和价格分解得出现有贸易理论下不同机制的贡献。
需求端方法能使总贸易数据和模型达到均衡并且与贸易交易数据的许多特征相一致。贸易交易微观数据包括公司、产品和国家的进入与退出，单一品种价格变化导致的支出变化，产品、公司、行业和国家贸易流量为正的情况较少见所呈现的贸易稀缺。需求体系能够量化贸易福利不同机制的相对重要性，这些机制包括相对价格、相对需求与质量、公司多样性、公司异质性、产品多样性与异质性。使用智利2007-2014年的进口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价格只影响9%，需求和质量影响36%，多样性影响46%，异质性影响9%。虽然统计上拒绝生产率或者公司规模服从标准分布的假设，但如果选择分布来匹配价格、需求与质量、市场份额的对数平均值，这些假设就并不影响CES生产函数比较优势的核算。我们的方法为实际经济变量衡量价格变化的不敏感性所引起的弹性之谜提供了解释，所有的贸易模型都假定贸易流动与相对价格有对应关系，但我们发现传统价格指数与理解CES需求体系下价格变化相关性很小。
我们的模型推导出度量比较优势的一种方式，能够允许许多国家、商品、生产要素以及各种市场结构的假设，并且与目前度量显性比较优势（RCA）的方法相似。虽然传统贸易理论强调相对价格是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但实证结果发现它们并不能解释贸易模式发生变化的原因。相对需求和质量相对更重要，但贸易模式的大多数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变化是由于公司进入退出和公司间的异质性，对一国的总进口份额变化也同样成立。
余淼杰：全面贸易自由化和公司就业：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商，中国的崛起与世界各地的就业变化有关。发达经济体的研究通常将中国竞争加剧与制造业工作破坏联系起来，但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制造业就业一直在急剧增长。通过分析2000-2006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劳动力与关税呈现负相关关系。本文的目的是在国内关税和国外关税都变化的情况下解释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公司就业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之后的就业影响渠道有四种：第一，本土市场竞争影响，贸易自由化后本土竞争环境变得更加严峻或者温和；第二，外国市场竞争影响，贸易自由化后外国竞争环境变得更加严峻或者温和，这是就业摧毁的一个来源；第三，任务迁移影响，企业内任务执行部分的增加或者减少；第四，效率影响，与任务迁移影响方向相反，企业任务执行部分变化时与边际成本的变化相关。
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来研究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就业产生影响的不同渠道，按照企业类型（纯加工企业、非进口企业与进口企业）和生产率来区分企业。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在外国和中国的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之后，生产力低的公司会就业减少而生产力高的公司会创造就业，所有类型的公司对国内最终品关税的变化都做出类似的反应，但中国投入品贸易自由化会摧毁所有公司的就业。公司对国内最终品关税的变化会更敏感，而对投入品关税或者国外最终品关税的变化相对不那么敏感。外国自由化后生产率低的纯加工企业工作摧毁并不显著，但生产率高的企业工作创造却很明显，因此外国关税下降能使纯加工企业的就业受益最大。投入品关税下降后大部分就业变化都发生在进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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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届CCER-NBER年会系列简报之三
发布日期：2017-07-21 10:21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背景介绍：2017年6月16-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本期简报报告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魏尚进，央行副行长、北大国发院教授易纲，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美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史蒂芬·雷丁、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的观点。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xunwang@nsd.pku.edu.cn，并经作者本人审阅。
魏尚进：中美贸易增加而非减少了美国就业
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失业率较高，但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出现大量失业，与其本国劳动力改革不彻底有关，中国贸易冲击并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美国1960-2015年失业率与贸易逆差占GDP比重的走势图，可以发现美国失业率低时贸易逆差比较高，失业率与贸易逆差呈现负相关。当美国失业率低劳动力市场强劲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扩大，反之亦然。
为了和现有文献保持一致，我们从价值链的视角来解释这个问题。价值链的视角分为下游效应和上游效应，下游效应是指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增长大部分是来自于进口中间投入品，这有助于美国下游公司提高效率并扩大就业。上游效应是指提供中间投入品给美国公司进行生产。美国向中国出口对美国劳动市场也有正向效应。本文的贡献在于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解释下游效应和上游效应，同时检验了四个结果变量，即制造业就业、非制造业就业、失业、非劳动力。
本文使用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国际投入产出表（ICIO），其中涵盖了从2000年到2014年的44个国家和56个行业，以估计直接与中国贸易的程度，以及上游和下游间接从中国进口的程度。本文主要的发现是在考虑所有效应后中美贸易并不会减少美国的就业，现有文献的发现代表了美国劳动市场对中国贸易不完全以及可能有偏误的反应。在2000-2014年，与之前的文献一致，直接竞争效应使当地制造业就业和当地就业总量每年分别减少0.14%和0.05%，上游效应会进一步加剧中美贸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制造业就业和总就业每年将分别下降0.2%和0.39%。下游效应对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下游效应本身使制造业、非制造业和总就业分别提高0.21%、0.7%和0.93%。由于下游效应足够强劲，中美贸易对当地就业的总体影响是每年净增长0.49%。此外，中美贸易在使制造业就业每年下降0.13％的同时，它被非制造业就业每年增长0.62％给抵消了，这表明区域内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高于仅关注制造业就业。
易纲：深化经济金融领域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
中国近年来GDP增速逐渐放缓，CPI稳定在1%-2%的水平，PPI经历了五年的连续下跌后也呈上涨趋势，这也相应增加了公司盈利，税收收入，部分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和国际需求的增长。M2增速呈现下跌趋势，公司也在逐渐降杠杆，资金面由松到紧转变，近一个季度7天银行间回购利率在上升。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改革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必要项。历史证明过去中国40年的成功主要的核心驱动力就是改革开放，而当前随着经济体量和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正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约束。随着结构性改革变得不可避免，迫切需要对经济和金融领域进行进一步改革。中国目前正逐渐从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经济体转为需求拉动，不再追求大幅贸易顺差，而是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更强调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崇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当前我国推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继续深化金融改革，为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环境，维稳仍是首要任务，防范出现系统性风险。货币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工具，同时搭配一些工具来促进结构改革，例如扶贫、扶农、小微金融、棚户区改造等，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去除金融行业的高杠杆。金融改革则包括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监控，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完善金融机构治理，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金融市场将进一步走向开放，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沪港通和深港通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开放，降低外汇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准入门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将落户上海，为人民币国际化建设服务，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反映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不断上升的地位。同时仍需防范金融风险，及时应对美联储加息和央行资产负债表调整引起的市场反应，优化金融行业的杠杆，遏制房地产市场过热，将房地产市场逐渐回归居住属性。
史蒂芬·雷丁：贸易模式的微观和宏观核算
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方法解释贸易模式和福利增加。宏观模型通过假设公司的微观行为来研究总体贸易格局，微观研究并不需要建立宏观模型，而是利用分解的企业层面的贸易数据。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不同点在于：宏观的供给端假设并不需要输入微观数据，微观层面的发现也不一定具有宏观意义。本文建立了一个可以综合微观和宏观方法的框架，能够合理化公司、产品、来源和目的地的微观贸易数据以达到均衡结果，对国家贸易和福利进行对数线性加总，与增长核算方法类似，此框架可以将总贸易量和价格分解得出现有贸易理论下不同机制的贡献。
需求端方法能使总贸易数据和模型达到均衡并且与贸易交易数据的许多特征相一致。贸易交易微观数据包括公司、产品和国家的进入与退出，单一品种价格变化导致的支出变化，产品、公司、行业和国家贸易流量为正的情况较少见所呈现的贸易稀缺。需求体系能够量化贸易福利不同机制的相对重要性，这些机制包括相对价格、相对需求与质量、公司多样性、公司异质性、产品多样性与异质性。使用智利2007-2014年的进口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价格只影响9%，需求和质量影响36%，多样性影响46%，异质性影响9%。虽然统计上拒绝生产率或者公司规模服从标准分布的假设，但如果选择分布来匹配价格、需求与质量、市场份额的对数平均值，这些假设就并不影响CES生产函数比较优势的核算。我们的方法为实际经济变量衡量价格变化的不敏感性所引起的弹性之谜提供了解释，所有的贸易模型都假定贸易流动与相对价格有对应关系，但我们发现传统价格指数与理解CES需求体系下价格变化相关性很小。
我们的模型推导出度量比较优势的一种方式，能够允许许多国家、商品、生产要素以及各种市场结构的假设，并且与目前度量显性比较优势（RCA）的方法相似。虽然传统贸易理论强调相对价格是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但实证结果发现它们并不能解释贸易模式发生变化的原因。相对需求和质量相对更重要，但贸易模式的大多数横截面和时间序列变化是由于公司进入退出和公司间的异质性，对一国的总进口份额变化也同样成立。
余淼杰：全面贸易自由化和公司就业：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商，中国的崛起与世界各地的就业变化有关。发达经济体的研究通常将中国竞争加剧与制造业工作破坏联系起来，但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制造业就业一直在急剧增长。通过分析2000-2006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劳动力与关税呈现负相关关系。本文的目的是在国内关税和国外关税都变化的情况下解释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公司就业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之后的就业影响渠道有四种：第一，本土市场竞争影响，贸易自由化后本土竞争环境变得更加严峻或者温和；第二，外国市场竞争影响，贸易自由化后外国竞争环境变得更加严峻或者温和，这是就业摧毁的一个来源；第三，任务迁移影响，企业内任务执行部分的增加或者减少；第四，效率影响，与任务迁移影响方向相反，企业任务执行部分变化时与边际成本的变化相关。
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来研究最终品和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就业产生影响的不同渠道，按照企业类型（纯加工企业、非进口企业与进口企业）和生产率来区分企业。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在外国和中国的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之后，生产力低的公司会就业减少而生产力高的公司会创造就业，所有类型的公司对国内最终品关税的变化都做出类似的反应，但中国投入品贸易自由化会摧毁所有公司的就业。公司对国内最终品关税的变化会更敏感，而对投入品关税或者国外最终品关税的变化相对不那么敏感。外国自由化后生产率低的纯加工企业工作摧毁并不显著，但生产率高的企业工作创造却很明显，因此外国关税下降能使纯加工企业的就业受益最大。投入品关税下降后大部分就业变化都发生在进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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