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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nav header background1996年第06期(总第013期)大陆、台湾经济学家共同探讨发展的主题（上）
发布日期：1996-08-18 11:05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大陆、台湾经济学家共同探讨发展的主题—首届“两岸经济发展经验与策略研讨会”综述（上）
由于各种原因，大陆与台湾经济学界很少就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直接的高层次的定期的学术交流。这和两岸经贸关系日趋发展的现实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背景下，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下面简称中心）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下面简称经研所）共同发起举办的“两岸经济发展经验与策略研讨会”，在两岸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次研讨会于1996年6月12日至6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台湾方面到会的有经研所所长许嘉栋教授、前所长刘克智教授、副所长傅祖坛教授、吴中书教授和董安琪博士。大陆方面正式参会人员有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副主任易纲教授和海闻教授、周其仁教授、宋国青教授、张帆博士、余明德博士、卢锋博士。北京大学副校长闵维方教授到会并致贺辞。
研讨会分五个部分，分别侧重讨论五个主题。每个议题由中心和经研所双方各出一人就事先提交的论文做主题报告，接着由双方指定的两位评论人对报告给以评论，最后由所有与会人员自由讨论。在不到一天半的短暂时间内，两岸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极有成效的学术交流。
一、战略选择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快慢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密切相关，大陆和台湾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两岸学者首先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
林毅夫教授首先就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发表了讲话。他简要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发生的奇迹，同时指出大陆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如“活乱循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地区差距扩大等。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传统的发展战略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决定了中国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其建设项目有三个特征：1.建设周期长;2.大多数设备,至少在初期,需要进口;3.需要大量投资。而中国当时的经济也有三个特征：1，资本有限，市场利率高；2，外汇稀缺而昂贵；3，国民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经济剩余少且分散。经济的三特征与重工业项目三特征不协调，资本密集型工业不可能自发地在这种经济中发展起来。这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产生了中国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共有三个部分：1，以人为的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以及低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价格为特征的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2，按计划配置信贷、外汇和其他物资的资源配置制度；3，没有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集体农业的微观经营机制。这个传统体制使中国实现了加速发展重工业的预期目标，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1，产业结构扭曲；2，劳动激励不足造成的低下的经济效率。
1978年以来，分四个阶段改革微观经营体制，而微观经营体制的改革也促使政府改革僵化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减轻了产业结构的扭曲，但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是滞后的。改革后出现的大多数经济问题（如活乱循环，寻租行为，国有企业问题）都是由于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开放的资源配置制度及现代企业制度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宏观政策环境的改变始于价格体系的改革，由计划单轨到双轨制，最后到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改革的结果是：重工业战略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次改革由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开始，产生一个良好的微观政策环境，最终达到资源配置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
对目前的情况，林教授认为：宏观政策环境有所改善，但步子迈得不大。他认为有两个原因：1，国有企业职工问题；2，政府仍注重高精尖产业的发展，而高精尖产业是资本密集型。林毅夫认为：总之，宏观环境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战略的变化，如果改革彻底，则二三十年内中国就可实现高度发展。
傅祖坛教授对林毅夫教授的发言作了评论。他说，这篇文章对认识大陆的改革过程很有价值。他提出4点建议：1，在长期内，是不是重工业战略更好？希望用韩国的发展作分析。2，大陆改革由微观开始，而台湾首先进行土地改革、中小企业改革，也是出于微观考虑，希望作一个观察、比较。3，乡镇企业在大陆的作用及私营企业在台湾的作用可以做一个比较研究。4，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是功臣，是减少管制的结果，而大陆乡镇企业的产生也是管制放松的产物。这个过程值得比较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董安琪博士就战后台湾经济设计机构的变迁与政府的角色问题作了演讲。董博士认为新古典主义和发展主义国家论对市场机能与政府政策孰重孰轻的完全不同的看法，固然是由于研究者的基本信念不同，更根本的是由于政府决策过程的相关资料的缺乏。资料的限制若能消除，必有助于解答孰重孰轻的问题。她在文中系统地整理了台湾经济设计机构发展、变迁的历史资料。
董博士首先把经济设计定义为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发展目标，对经济决策进行长期的协调并对重要经济变数之水平或成长率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设计有两个要点：1，计划；2，协调。
董博士分两大部分展开她的文章：一.台湾经济设计机构的变迁。1945－49年，资源委员会。该会没有发挥多大效力。1949－53年，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生管会集中了外汇、资金和物资的分配大权。1953－58年，经济安定委员会（经安会）。统筹美援、外汇、贸易、工业建设等诸项权力，成为全省经济的最高决策单位。1958－63年，美援会。统合了经济行政、美援、资金和工业建设等各项权力，1963－73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经合会〕。所握权力和负担比美援会少，协调功能也有相对降低趋势。1973－77，经济设计委员会（经设会）。得不到重视，很少参与决策。1977年以后，经济建设委员会（经建会）。比经设会地位高，但比经合会地位低。在80、90年代，经建会作用很难发挥。
二，几个观测和结论。从一系列经济设计机构的变化可以看出来：计划设计的功能逐渐得到发挥，而设计机构的协调功能在1949年后先扩大再逐渐缩小。设计机构功能的变化，虽与政治权力有关，也主要与经济发展的情况有关，技术官僚与对机构的功能有较大影响。设计机构由盛转衰，受到三个因素影响：1.美援；2.政治形势的变化；3.经济设计影响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再影响到经济设计机构的功能与空间，因此可以由发展的阶段论调和国家论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差异。
北京大学张帆博士评论说，董博士的文章一方面提供了大量最有权威的资料，另一方面提出一个观点：经济设计影响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又影响政府作用的空间。这是一个新的观察的角度，用发展阶段论来调和两个派别的争论。他也提出几个改进意见：1，应更多地谈一谈政府设计机构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扭曲市场机制，还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这会更有助于看清政府角色。2，把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更清楚地验证理论的对错、优缺。他还认为由台湾的经验看，政府应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发挥作用，政府进行有限的、谨慎的干预是有重大意义的。二、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老课题。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采取何种货币政策，如何对待通货膨胀，又是两岸经济学家面临的新课题。
中研院吴中书博士指出，无论是货币数量说，还是凯恩斯的货币理论，都认为货币量与物价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货币量的增加会引起物价相应的上升。而吴中书博士发现，从1986年到1988年间，台湾的货币供给量大幅度得增加，三年的货币增长率分别为：33.55%、45.66%、30.37%。然而同一时期台湾的物价指数却呈现稳定甚至下滑的趋势。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依次为0.7%、0.52%与1.42%；而批发物价指数则为-3.34%、-3.25%与-1.54%。这表明台湾的货币供给量与物价变动之间并不存在理论上所描述的那种正向关系。吴中书博士认为，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台湾的物价指数并未包括房地产与股票等资产的价格，与其相关的房租，只包含在消费者物价指数之中。而中国人对于房地产的投资向来是情有独钟。此外，近年来台湾的股市很热，股票的成交值增加得非常快。因此，在整个货币存量中，相当一部分的货币余额是用于从事房地产与股票的交易。1986至1988年间，正是因为这部分货币需求量的上升，台湾才得以在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的同时，维持了价格的稳定；而1989年以后，由于股票成交值下降，通货膨胀上升。由此可得出结论，在分析货币与物价的关联性时，如果忽略了对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交易的货币需求，则所采用的估计模型就会产生设定误差，进而得到错误的推论。
吴中书博士把这两项资产的货币需求考虑了进来，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重新分析台湾的货币量与物价之间的关联性，并估算了这部分货币需求。他的分析表明消费者物价指数、货币供给量、工业生产指数以及实际股票与房地产交易总值之间具有共整合(Cointegrating)关系；在长期，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将造成物价同比例上升，也就是说，货币在长期是中立的，不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
易纲教授指出，吴中书先生论文的结论，即从长期看，货币量与物价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是建立在稳定的均衡态经济的假设上的，在这个经济中，MV=PY成立。而对大陆和台湾这些转轨型的经济而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货币化的过程。因此，在这一时期内，货币增长率要大于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率之和，也就是说，在转轨时期，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资产迅速扩大，由此产生了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对应的货币供给就可以大量增加。由此，货币量与物价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被违反了。易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吴先生的研究中，后几个系数是负的，这相当于货币化，因此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宋国青教授就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对大陆和台湾进行了比较。他首先阐述了储蓄倾向对短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他指出，在长期，货币增长率较快时，通货膨胀率较高。而在短期不一定如此。中国在1984年和1988年的货币增长率几乎相同，但1988年的通货膨胀率比1984年要高得多，这主要是储蓄倾向的不同导致的。所以储蓄倾向对短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很重要，如果给定个人名义收入增长率，不同的储蓄倾向引起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从而导致不同的真实收入增长率。利用1986－94年间的资料，宋国青对储蓄倾向在收入物价波动幅度与短期名义收入波动之间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储蓄倾向起到了放大作用，储蓄倾向对于真实利率是不敏感的。这个分析以三个假设条件为前提：①收入增长率一阶自回归，②通货膨胀率预期与储蓄倾向成反向关系，③供给短期不变。
接着，他分析了政策变化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公众在事前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可以和事后实现的通货膨胀率有很大的偏差，尤其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不确定性很大，而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与人们对政府政策的预期有关，如果政府面对通货膨胀总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即政府总采取软着陆，则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就较高；反之，如果公众预期政府会采取硬着陆，则公众的预期货膨胀率就较低。以我国1988年和1994年的情况为例，1988年5-10月，月环比通货膨胀率很高，而居民根据以前经验，预计政府不会采取强硬的手段，因此，预期通货膨胀率很高，这导致了居民抢购的风潮，而政府在四季度采取了猛烈的紧缩措施，结果个人的名义收入在1988年四季度为零增长，消费者受到了极大损害。1994年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的预期通货膨胀较低。而实际上1995年1月的市场粮价上升了50%以上，如果农民当时预计到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就会不卖或少卖粮食，那么粮价就会比实际的价格高得多。宋国青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应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从而把居民手中资金分流，不要只局限于存款。同时应该拉开存款的档次。而政府的政策即政府是采取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对下一次消费者的行为是有影响的。
许嘉栋先生指出，影响通货膨胀的应当还有其他因素。储蓄倾向和通货膨胀率关联应有假设。三、工业化背景下的农业问题
农业率先改革对整个改革进程推动极大。然而，大陆农业政策目前面临严重困难。台湾战后经济起飞伴随了农业部门深刻的结构调整，也曾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两岸经济学家共同研讨农业问题，气氛尤为热烈。
周其仁教授首先做主题发言。他提交的论文《高速经济成长下的农业发展——大陆可以从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农业发展中借鉴什么？》侧重讨论中国农业问题及市场上层组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农业问题，较为流行的评价是，农业改革在前半段进展顺利，状况良好；而1984年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中国农业发生了危机。周其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从总体上看，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良好。第一、保持了相当比例的增长。第二、中国农业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就业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与改革前相比，农业就业占农村总就业的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农村非农产值占农村总产值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的改革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正向比较深入的方向发展。
但是，为什么对中国农业的忧虑这么多呢？周其仁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在中国农业改革的早期，财政部承担了改革和与此相应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负担：国家提高了农业品的收购价格，但仍然维持农产品在城市的低销售价格，因此城市的利益集团感受不到农村改革直接对他们产生的利益冲突。但是财政部的负担越来越重，赤字逐年提高，使这种模式的改革无法继续进行。于是政府在政策上做了调整，取消了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把农产品市场化的变化向城市消费者和工业系统传输过去。这是1984年后社会各方面认为中国农业出现了问题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农业改革在不同阶段所遇到的市场组织问题不同。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市场经济包含了许多层次，存在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之分。下层组织是和面对面的集市贸易形式相联系的，而上层组织的特点则是交易双方并不相互见面，存在着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商业部门作为中介。在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不但上层交易组织不存在，下层交易组织也被扼杀。改革初期，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密集，农民的生产规模小，农民与市场距离很近，小的集贸市场便较好地满足了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支撑条件，这与前苏联地广人稀，机械化程度高，一开始就需要通过较大组织提供服务形成对照。1984年以后，中国农业遇到了上层组织的问题，小范围集市贸易的交换与国民经济联结起来的大规模的市场交换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不能用早期的方式解决。过去我国是靠垄断性的商业部门来完成农产品的分配，这些部门缺乏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营运经验，加上部门利益影响，往往不但不能平抑市场波动，反而加剧了波动。因此，现在中国农业改革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改革传统的国营农产品购销机构，以构建和培育市场性的上层交易组织。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农业问题就不容乐观。
第二位报告人傅祖坛博士的主题是台湾农业问题。他以1973年为界，把战后台湾农业发展划分为两大阶段，系统地考察了台湾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农业政策的演变。他认为，第一阶段农业基本特征是结构改造、吸收外资、挤压剩余以支持工业化。他侧重介绍了四大政策支点：（1）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对地主给以补偿。（2）通过中美乡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为农业部门吸引外资：此期共进行600项投资，外资占整个农业投资的59％。（3）通过不平等的谷肥实物交换挤压农业剩余以支持工业化。（4）适应农村资源禀赋条件，鼓励推广劳动密集型的农业技术。
以1973年颁发实施《农业发展条例》为标志，台湾农业进入以保护政策为特征的第二阶段。保护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农产品价格支持：取消谷肥实物交换，实施对以成本加20％利润为底价的价格保护政策。（2） 对农业投入与农民福利给予补贴。（3）对农产品进口进行审批控制以保护国内农业。据估算，80年代因农业保护政策而向农业部门转移的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20－30％。
台湾保护型农业现今正受到国际农产品自由化进程的挑战。付博士在报告中提到两方面应对政策：一是使农业补给与生产决策分离（Decoupling ) 以维持保护政策；二是研究和强调农业超越于纯经济意义上的环境和社会功能，以解释和论证保护农业的特殊必要性。
刘克智教授在评论中指出，1979年以前，台湾农业增长比大陆快，而1979年以后则相反。因此，比较两岸农业发展很有意义。他特别提到，台湾农业与工业收入之间差距较大，农业收入在农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到30％。从台湾经验看，依靠农业达到高收入很困难。台湾所采取的方法是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轻工业、服务业等部门中，走工业化道路。目前台湾年轻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从事农业，他认为这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刘克智教授还提出挤压农业政策有其历史必要性。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必然要从农业中转移资源以发展工业，而工业发展又为农民子弟提供了在工业部门就业的机会，这符合经济规律。
围绕双方报告人的论文，卢锋博士在评论中对两岸粮食政策演变不同阶段的类似性和差异性做了比较。他认为这样比较观察对于理解大陆现今粮食问题及其变动趋势不无启发。
第一，从历史条件看，大陆与台湾在工业化发韧之际，都具有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资源紧缺的资源禀赋特点。不同之处在于：五十年代台湾工业起点水平较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较高；国际环境较有利。第二，由于工业化的内在要求，双方都曾采取挤压农业剩余政策。不同之处在于，大陆在挤压政策的广度、强度、持久性上远远超过台湾。第三，双方都经历了改变挤压农业政策的转型期。这方面的差异在于：台湾政策转型在1969－1973的四年间完成，时间短、转变快；大陆70年代开始政策转型过程，至今尚未彻底完成，时间长、转变慢。第四，如果以台湾经历为参照，展望大陆粮食问题及其政策的未来演变，亦可能有异同之处。类似的趋势和问题包括：粮食生产由于比较优势下降而相对衰落；粮食自给率趋于下降；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内在矛盾等等。然而，由于条件差异，大陆粮食乃至农业部门的未来发展应有其特征。由于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大，人口规模大，未来粮食进口率应显著低于台湾。其次，保护农业方式上很可能会有区别。现今大陆发达地区农村已经出现的社区内部以工补农办法可能是一种趋势性现象。再次，大陆政策转型恰逢国际农产品自由化，如果思路对头政策得当，有可能超越台湾“挤压－保护－被动开放”的模式，在资源有效利用、农民收入、国际化等多项目标综合实现上找到一条更有效的途径。卢锋认为，由于大陆与台湾的差异，简单依据台湾、南韩经历预测大陆未来粮食变化的细节方面，很可能发生严重偏误。 （未完待续）卢锋、阎伟、曹雄飞、张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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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台湾经济学家共同探讨发展的主题—首届“两岸经济发展经验与策略研讨会”综述（上）
由于各种原因，大陆与台湾经济学界很少就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直接的高层次的定期的学术交流。这和两岸经贸关系日趋发展的现实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这一背景下，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下面简称中心）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下面简称经研所）共同发起举办的“两岸经济发展经验与策略研讨会”，在两岸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次研讨会于1996年6月12日至6月13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台湾方面到会的有经研所所长许嘉栋教授、前所长刘克智教授、副所长傅祖坛教授、吴中书教授和董安琪博士。大陆方面正式参会人员有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副主任易纲教授和海闻教授、周其仁教授、宋国青教授、张帆博士、余明德博士、卢锋博士。北京大学副校长闵维方教授到会并致贺辞。
研讨会分五个部分，分别侧重讨论五个主题。每个议题由中心和经研所双方各出一人就事先提交的论文做主题报告，接着由双方指定的两位评论人对报告给以评论，最后由所有与会人员自由讨论。在不到一天半的短暂时间内，两岸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极有成效的学术交流。
一、战略选择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的快慢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密切相关，大陆和台湾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两岸学者首先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
林毅夫教授首先就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发表了讲话。他简要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经济发生的奇迹，同时指出大陆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如“活乱循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地区差距扩大等。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传统的发展战略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决定了中国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其建设项目有三个特征：1.建设周期长;2.大多数设备,至少在初期,需要进口;3.需要大量投资。而中国当时的经济也有三个特征：1，资本有限，市场利率高；2，外汇稀缺而昂贵；3，国民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经济剩余少且分散。经济的三特征与重工业项目三特征不协调，资本密集型工业不可能自发地在这种经济中发展起来。这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产生了中国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共有三个部分：1，以人为的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以及低生活必需品和原材料价格为特征的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2，按计划配置信贷、外汇和其他物资的资源配置制度；3，没有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集体农业的微观经营机制。这个传统体制使中国实现了加速发展重工业的预期目标，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1，产业结构扭曲；2，劳动激励不足造成的低下的经济效率。
1978年以来，分四个阶段改革微观经营体制，而微观经营体制的改革也促使政府改革僵化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减轻了产业结构的扭曲，但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是滞后的。改革后出现的大多数经济问题（如活乱循环，寻租行为，国有企业问题）都是由于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开放的资源配置制度及现代企业制度的不一致所造成的。宏观政策环境的改变始于价格体系的改革，由计划单轨到双轨制，最后到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改革的结果是：重工业战略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次改革由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开始，产生一个良好的微观政策环境，最终达到资源配置和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
对目前的情况，林教授认为：宏观政策环境有所改善，但步子迈得不大。他认为有两个原因：1，国有企业职工问题；2，政府仍注重高精尖产业的发展，而高精尖产业是资本密集型。林毅夫认为：总之，宏观环境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战略的变化，如果改革彻底，则二三十年内中国就可实现高度发展。
傅祖坛教授对林毅夫教授的发言作了评论。他说，这篇文章对认识大陆的改革过程很有价值。他提出4点建议：1，在长期内，是不是重工业战略更好？希望用韩国的发展作分析。2，大陆改革由微观开始，而台湾首先进行土地改革、中小企业改革，也是出于微观考虑，希望作一个观察、比较。3，乡镇企业在大陆的作用及私营企业在台湾的作用可以做一个比较研究。4，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是功臣，是减少管制的结果，而大陆乡镇企业的产生也是管制放松的产物。这个过程值得比较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董安琪博士就战后台湾经济设计机构的变迁与政府的角色问题作了演讲。董博士认为新古典主义和发展主义国家论对市场机能与政府政策孰重孰轻的完全不同的看法，固然是由于研究者的基本信念不同，更根本的是由于政府决策过程的相关资料的缺乏。资料的限制若能消除，必有助于解答孰重孰轻的问题。她在文中系统地整理了台湾经济设计机构发展、变迁的历史资料。
董博士首先把经济设计定义为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发展目标，对经济决策进行长期的协调并对重要经济变数之水平或成长率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设计有两个要点：1，计划；2，协调。
董博士分两大部分展开她的文章：一.台湾经济设计机构的变迁。1945－49年，资源委员会。该会没有发挥多大效力。1949－53年，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生管会）。生管会集中了外汇、资金和物资的分配大权。1953－58年，经济安定委员会（经安会）。统筹美援、外汇、贸易、工业建设等诸项权力，成为全省经济的最高决策单位。1958－63年，美援会。统合了经济行政、美援、资金和工业建设等各项权力，1963－73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经合会〕。所握权力和负担比美援会少，协调功能也有相对降低趋势。1973－77，经济设计委员会（经设会）。得不到重视，很少参与决策。1977年以后，经济建设委员会（经建会）。比经设会地位高，但比经合会地位低。在80、90年代，经建会作用很难发挥。
二，几个观测和结论。从一系列经济设计机构的变化可以看出来：计划设计的功能逐渐得到发挥，而设计机构的协调功能在1949年后先扩大再逐渐缩小。设计机构功能的变化，虽与政治权力有关，也主要与经济发展的情况有关，技术官僚与对机构的功能有较大影响。设计机构由盛转衰，受到三个因素影响：1.美援；2.政治形势的变化；3.经济设计影响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再影响到经济设计机构的功能与空间，因此可以由发展的阶段论调和国家论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差异。
北京大学张帆博士评论说，董博士的文章一方面提供了大量最有权威的资料，另一方面提出一个观点：经济设计影响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又影响政府作用的空间。这是一个新的观察的角度，用发展阶段论来调和两个派别的争论。他也提出几个改进意见：1，应更多地谈一谈政府设计机构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扭曲市场机制，还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这会更有助于看清政府角色。2，把实际与理论联系起来，更清楚地验证理论的对错、优缺。他还认为由台湾的经验看，政府应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发挥作用，政府进行有限的、谨慎的干预是有重大意义的。二、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是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老课题。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采取何种货币政策，如何对待通货膨胀，又是两岸经济学家面临的新课题。
中研院吴中书博士指出，无论是货币数量说，还是凯恩斯的货币理论，都认为货币量与物价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货币量的增加会引起物价相应的上升。而吴中书博士发现，从1986年到1988年间，台湾的货币供给量大幅度得增加，三年的货币增长率分别为：33.55%、45.66%、30.37%。然而同一时期台湾的物价指数却呈现稳定甚至下滑的趋势。其中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依次为0.7%、0.52%与1.42%；而批发物价指数则为-3.34%、-3.25%与-1.54%。这表明台湾的货币供给量与物价变动之间并不存在理论上所描述的那种正向关系。吴中书博士认为，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台湾的物价指数并未包括房地产与股票等资产的价格，与其相关的房租，只包含在消费者物价指数之中。而中国人对于房地产的投资向来是情有独钟。此外，近年来台湾的股市很热，股票的成交值增加得非常快。因此，在整个货币存量中，相当一部分的货币余额是用于从事房地产与股票的交易。1986至1988年间，正是因为这部分货币需求量的上升，台湾才得以在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的同时，维持了价格的稳定；而1989年以后，由于股票成交值下降，通货膨胀上升。由此可得出结论，在分析货币与物价的关联性时，如果忽略了对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交易的货币需求，则所采用的估计模型就会产生设定误差，进而得到错误的推论。
吴中书博士把这两项资产的货币需求考虑了进来，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重新分析台湾的货币量与物价之间的关联性，并估算了这部分货币需求。他的分析表明消费者物价指数、货币供给量、工业生产指数以及实际股票与房地产交易总值之间具有共整合(Cointegrating)关系；在长期，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将造成物价同比例上升，也就是说，货币在长期是中立的，不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
易纲教授指出，吴中书先生论文的结论，即从长期看，货币量与物价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是建立在稳定的均衡态经济的假设上的，在这个经济中，MV=PY成立。而对大陆和台湾这些转轨型的经济而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货币化的过程。因此，在这一时期内，货币增长率要大于通货膨胀率和生产增长率之和，也就是说，在转轨时期，经济处于起飞阶段，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资产迅速扩大，由此产生了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对应的货币供给就可以大量增加。由此，货币量与物价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被违反了。易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吴先生的研究中，后几个系数是负的，这相当于货币化，因此减轻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宋国青教授就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对大陆和台湾进行了比较。他首先阐述了储蓄倾向对短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他指出，在长期，货币增长率较快时，通货膨胀率较高。而在短期不一定如此。中国在1984年和1988年的货币增长率几乎相同，但1988年的通货膨胀率比1984年要高得多，这主要是储蓄倾向的不同导致的。所以储蓄倾向对短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很重要，如果给定个人名义收入增长率，不同的储蓄倾向引起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从而导致不同的真实收入增长率。利用1986－94年间的资料，宋国青对储蓄倾向在收入物价波动幅度与短期名义收入波动之间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储蓄倾向起到了放大作用，储蓄倾向对于真实利率是不敏感的。这个分析以三个假设条件为前提：①收入增长率一阶自回归，②通货膨胀率预期与储蓄倾向成反向关系，③供给短期不变。
接着，他分析了政策变化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公众在事前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可以和事后实现的通货膨胀率有很大的偏差，尤其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不确定性很大，而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与人们对政府政策的预期有关，如果政府面对通货膨胀总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即政府总采取软着陆，则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就较高；反之，如果公众预期政府会采取硬着陆，则公众的预期货膨胀率就较低。以我国1988年和1994年的情况为例，1988年5-10月，月环比通货膨胀率很高，而居民根据以前经验，预计政府不会采取强硬的手段，因此，预期通货膨胀率很高，这导致了居民抢购的风潮，而政府在四季度采取了猛烈的紧缩措施，结果个人的名义收入在1988年四季度为零增长，消费者受到了极大损害。1994年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的预期通货膨胀较低。而实际上1995年1月的市场粮价上升了50%以上，如果农民当时预计到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就会不卖或少卖粮食，那么粮价就会比实际的价格高得多。宋国青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应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从而把居民手中资金分流，不要只局限于存款。同时应该拉开存款的档次。而政府的政策即政府是采取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对下一次消费者的行为是有影响的。
许嘉栋先生指出，影响通货膨胀的应当还有其他因素。储蓄倾向和通货膨胀率关联应有假设。三、工业化背景下的农业问题
农业率先改革对整个改革进程推动极大。然而，大陆农业政策目前面临严重困难。台湾战后经济起飞伴随了农业部门深刻的结构调整，也曾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两岸经济学家共同研讨农业问题，气氛尤为热烈。
周其仁教授首先做主题发言。他提交的论文《高速经济成长下的农业发展——大陆可以从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农业发展中借鉴什么？》侧重讨论中国农业问题及市场上层组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农业问题，较为流行的评价是，农业改革在前半段进展顺利，状况良好；而1984年以后出现了许多问题，中国农业发生了危机。周其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从总体上看，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良好。第一、保持了相当比例的增长。第二、中国农业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就业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与改革前相比，农业就业占农村总就业的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农村非农产值占农村总产值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业的改革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正向比较深入的方向发展。
但是，为什么对中国农业的忧虑这么多呢？周其仁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在中国农业改革的早期，财政部承担了改革和与此相应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负担：国家提高了农业品的收购价格，但仍然维持农产品在城市的低销售价格，因此城市的利益集团感受不到农村改革直接对他们产生的利益冲突。但是财政部的负担越来越重，赤字逐年提高，使这种模式的改革无法继续进行。于是政府在政策上做了调整，取消了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把农产品市场化的变化向城市消费者和工业系统传输过去。这是1984年后社会各方面认为中国农业出现了问题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农业改革在不同阶段所遇到的市场组织问题不同。根据法国年鉴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市场经济包含了许多层次，存在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之分。下层组织是和面对面的集市贸易形式相联系的，而上层组织的特点则是交易双方并不相互见面，存在着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商业部门作为中介。在中国传统经济体制下，不但上层交易组织不存在，下层交易组织也被扼杀。改革初期，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中国人口密集，农民的生产规模小，农民与市场距离很近，小的集贸市场便较好地满足了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支撑条件，这与前苏联地广人稀，机械化程度高，一开始就需要通过较大组织提供服务形成对照。1984年以后，中国农业遇到了上层组织的问题，小范围集市贸易的交换与国民经济联结起来的大规模的市场交换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不能用早期的方式解决。过去我国是靠垄断性的商业部门来完成农产品的分配，这些部门缺乏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营运经验，加上部门利益影响，往往不但不能平抑市场波动，反而加剧了波动。因此，现在中国农业改革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改革传统的国营农产品购销机构，以构建和培育市场性的上层交易组织。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农业问题就不容乐观。
第二位报告人傅祖坛博士的主题是台湾农业问题。他以1973年为界，把战后台湾农业发展划分为两大阶段，系统地考察了台湾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农业政策的演变。他认为，第一阶段农业基本特征是结构改造、吸收外资、挤压剩余以支持工业化。他侧重介绍了四大政策支点：（1）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对地主给以补偿。（2）通过中美乡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为农业部门吸引外资：此期共进行600项投资，外资占整个农业投资的59％。（3）通过不平等的谷肥实物交换挤压农业剩余以支持工业化。（4）适应农村资源禀赋条件，鼓励推广劳动密集型的农业技术。
以1973年颁发实施《农业发展条例》为标志，台湾农业进入以保护政策为特征的第二阶段。保护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农产品价格支持：取消谷肥实物交换，实施对以成本加20％利润为底价的价格保护政策。（2） 对农业投入与农民福利给予补贴。（3）对农产品进口进行审批控制以保护国内农业。据估算，80年代因农业保护政策而向农业部门转移的收入占农业总产值的20－30％。
台湾保护型农业现今正受到国际农产品自由化进程的挑战。付博士在报告中提到两方面应对政策：一是使农业补给与生产决策分离（Decoupling ) 以维持保护政策；二是研究和强调农业超越于纯经济意义上的环境和社会功能，以解释和论证保护农业的特殊必要性。
刘克智教授在评论中指出，1979年以前，台湾农业增长比大陆快，而1979年以后则相反。因此，比较两岸农业发展很有意义。他特别提到，台湾农业与工业收入之间差距较大，农业收入在农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到30％。从台湾经验看，依靠农业达到高收入很困难。台湾所采取的方法是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轻工业、服务业等部门中，走工业化道路。目前台湾年轻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从事农业，他认为这将是大陆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刘克智教授还提出挤压农业政策有其历史必要性。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必然要从农业中转移资源以发展工业，而工业发展又为农民子弟提供了在工业部门就业的机会，这符合经济规律。
围绕双方报告人的论文，卢锋博士在评论中对两岸粮食政策演变不同阶段的类似性和差异性做了比较。他认为这样比较观察对于理解大陆现今粮食问题及其变动趋势不无启发。
第一，从历史条件看，大陆与台湾在工业化发韧之际，都具有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资源紧缺的资源禀赋特点。不同之处在于：五十年代台湾工业起点水平较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较高；国际环境较有利。第二，由于工业化的内在要求，双方都曾采取挤压农业剩余政策。不同之处在于，大陆在挤压政策的广度、强度、持久性上远远超过台湾。第三，双方都经历了改变挤压农业政策的转型期。这方面的差异在于：台湾政策转型在1969－1973的四年间完成，时间短、转变快；大陆70年代开始政策转型过程，至今尚未彻底完成，时间长、转变慢。第四，如果以台湾经历为参照，展望大陆粮食问题及其政策的未来演变，亦可能有异同之处。类似的趋势和问题包括：粮食生产由于比较优势下降而相对衰落；粮食自给率趋于下降；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内在矛盾等等。然而，由于条件差异，大陆粮食乃至农业部门的未来发展应有其特征。由于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大，人口规模大，未来粮食进口率应显著低于台湾。其次，保护农业方式上很可能会有区别。现今大陆发达地区农村已经出现的社区内部以工补农办法可能是一种趋势性现象。再次，大陆政策转型恰逢国际农产品自由化，如果思路对头政策得当，有可能超越台湾“挤压－保护－被动开放”的模式，在资源有效利用、农民收入、国际化等多项目标综合实现上找到一条更有效的途径。卢锋认为，由于大陆与台湾的差异，简单依据台湾、南韩经历预测大陆未来粮食变化的细节方面，很可能发生严重偏误。 （未完待续）卢锋、阎伟、曹雄飞、张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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