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6日至7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斯德哥尔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会议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会议室成功举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余淼杰教授、多伦多大学Loren Brandt教授、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Anders C. Johansson、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Philipp Boeing等出席会议。

会议在我院余淼杰教授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Anders C. Johansson的致辞下开幕。本次会议共有14篇论文入选。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Anders C. Johansson教授报告他与合作者的研究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in China（*Anders C. Johansson,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Xunan Fe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研究探讨了政治不确实性对创新投资的影响。使用地方政府官员数据与企业层面R&D数据，研究发现政治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当地的企业的R&D投资。这表明政治的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当地政治体制对创新产生影响的机制。

中央财政大学的张川川报告了题为Culture and the Economy: Clan,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China的研究，文章探讨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私营部门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宗族关系发挥的作用。使用两次人口普查间的人口调查数据与经济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对企业家精神以及经济中私营部门的占有份额有正向关系，可能的机制一个在于宗族文化帮助企业克服金融约束与政府的“攫取之手”，另一个在于宗族文化与个体价值显著相关，而个体价值对私营企业尤为重要。

多伦多大学的Loren Brandt教授的文章Ownership and Productivity in Vertically-Integrated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Steel Industry使用钢铁生产的三个主要阶段各自的厂房层面的物质投入与产出以及厂房设备的数据，研究了垂直一体化的中国钢铁运营的生产力的差异。研究发现垂直一体化的生产单元相比省级国有企业效率更高，效率最低的是中央级国有企业。这个排序与对下游生产的两个阶段生产效率的估计一致。然而中央国有企业在烧结环节效率优胜，原因可能在于中央国有企业有更好的渠道获取高质量的原材料。此外，私营企业通过增加规模较小的厂房的数量来扩张，潜在地反映了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因此私营企业生产率的优势将随着垂直一体化运营的规模扩大而降低，并在中位数以后转为负向关系。研究表明如果限制移除，私营企业的效率优势将显著提升。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秦雨与合作者的文章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High Speed Rail Sector in China探究了中国的高铁技术的引进将如何促进当地或相关产业的创新。大规模引进技术，覆盖了特定的技术类别，也使得铁路相关产业直接受益，因此能够研究国外技术如何吸收，并促进接受技术企业内部或外部的后续创新。秦雨等学者发现技术转让带来接受市所授予的高铁（HSR）相关专利显著上升42%，并且对于与铁路产业非直接相关的企业也有相当规模的溢出效应。

格拉斯哥大学的Sai Ding与合作者的研究Fiscal Policy Volatility and Capital Mis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运用省级数据，发现财政政策的变动对于资本的边际产出（MRPK）的离差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资本调整成本、金融摩擦与政策扭曲是财政同生变动与资本错配关系的形成因素。此外，财政政策的变动与其它投入要素如劳动、中间品投入的边际产出的离差也有正相关关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Anthony J. Howell的研究Ethnicity, Start-up Fina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探讨了少数民族在建立企业时面临的金融限制。文章运用所有权数据，比较了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在建立小微企业时的正式渠道的外部融资与非正式渠道的外部融资情况的差异，发现汉族人在成立企业时依赖更多正式的初始融资而非非正式的初始融资。此外，汉族人运营的企业比其对应的少数民族人运营的企业表现更好，但如果给定相等的外部融资机会，表现差异将消失。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Philipp Boeing报告了题为Measuring Patent Quality based on ISR citations: Development of indices and application to Chinese firm-level data的研究，基于国际检索报告（ISR），对专利的引用进行了跨国比较，以期对于中国的专利质量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就国外引用来看，中国的专利合作条约（PCT）使得中国专利仅达到了非中国的专利的质量基准的三分之一，然而就国内引用和自引用来看，PCT使得中国专利质量上升，接近基准水平。文章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发现国外引用而非国内引用或自引用，对于R&D存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专利引用可能面临的向上偏误或许表明如果将指数作为政策的目标，指数的可靠性会下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教授报告了他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Antonio Rodriguez-Lopez合作的研究All-Around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Level Employ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研究使用2000至2006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关税数据，阐释贸易自由化的不同形式对中国企业层面的就业的影响。研究对企业进行了企业类型（纯加工公司，普通的非进口商，或普通的进口商）与生产力的区分，发现对于任何类型的企业，终端商品的贸易自由化（通过减少中国关税，或中国贸易伙伴关税）将对于低生产力的企业的就业产生破坏作用，对于高生产力的企业的就业产生创造作用。

最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教授对本次会议作了闭幕致辞，再次欢迎并感谢参会的各位学者。整个会议为期两天，于2017年6月7日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