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的这十年，基本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在燕园工作的最后一天。”今年6月，余淼杰在新书《“贸”似如此》的序言中如此坦承自己十年来的心路。刚刚北上的他也许不会想到，仅仅十年之后，自己就从一个青涩的海归博士成长为了一颗耀眼的学术新星。

余淼杰此次来武汉是为了出席在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作为当今经济学界最“红”的“青椒”（青年教师）之一，余淼杰显然比一般的参会者忙碌的多。接二连三的讨论、请教、寒暄让他只能在会议和晚餐的间隙关照一下自己的重感冒。这也让我见识了他在随后交谈中所提到的“见缝插针”的功力。

对于国际贸易的圈外人来说，余淼杰的 “蹿红”速度可谓惊人。去年，他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今年，他的研究项目又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仅在2016年末的几个月中，他就连续获得了2016第十九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优秀论文奖和第六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而在此之前，余淼杰已经三次获得这些中国国际贸易研究或发展经济学的最高奖了。

但是，对于任何一双观察中国经济学界的眼睛而言，余淼杰都不是一位普通的年轻学者。且不说他曾经获得的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和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仅仅是他在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和一流期刊上发表的近80篇论文和出版的六部著作，以及两篇论文入选全球经济学商学前1%的高引论文，就已经令整个学界瞩目。

“客气”、“谢谢”，每当我提起这些成就，余淼杰总是有些害羞地急忙打断。虽然声誉日隆，但面对研究成果时的谦敬与谨慎，却赤忱如昨。

在中山大学读本科时，一次在北大听课的偶然经历，让余淼杰陶醉其中，并发下了许身学术的大愿。如今，说起学术道路上的蹒跚学步，除了3年的燕园生活，他总是不忘提及自己在大洋彼岸的那段“残酷”的“沉潜其中”。在那个沐浴着地中海般阳光的七千英亩校园里，“你的全部都进去了”，余淼杰的思绪和他略带广东乡音的普通话一起飞速的跳跃着，“当你觉得OK，也就走上了这条‘默认的路径’” 。

“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联系起来”是中国自古而今的传统。在40岁的余淼杰看来，在大学里担任教职恰恰是实现这种传统的最佳方式。而在这个过程中，“坚持”、“自信”、“独立”、“中国课题”、“本土市场”……这些在交谈中反复被提到的关键词，仿佛再明显不过地昭示着余淼杰心中那个关于“青椒”变“变红”的秘密。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以下简称“CEN”）：最近几年，很多描述“青椒”的文章都描述了其所谓“一高两低”（即高学历、低收入、低生活质量）的生存状态。请问您是否也曾经过这样一段时期？您又是怎样度过的？

余淼杰：我先评论客观的情况，然后再介绍自己的情况。

客观来说，就经济学专业而言，留在高校工作的收入，相比你去投资银行或证券公司，一开始会少很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几个现象：一方面，高校教师的收入是在不断增加的。据我了解，现在在一些有竞争力的高校，青年教师的年收入也有20万到25万。另一方面，如果你博士毕业选择去一些一般的证券公司，年收入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当然，会有收入很高的工作，我现在说的只是一般情况。

对我来说，从事科研工作的主要好处就在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一直喜欢张维迎老师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做学术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做学术，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有一个“身”的自由和一个“心”的自由。从事其他的工作就不见得，你往往只能得到其一。比如在北大，现在的研究环境还是很宽松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教学有纪律，研究无禁区”，上课时你当然不能乱说，但是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想就怎么做，只要能说服这几个审稿人就行了。

作为年轻人，在刚开始学术生活的时候，究竟是把学术研究看作一种工作，还是一项事业，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坦率地说，如果你只把它当作一种工作，从而应付了事，那是一定做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把它看作一项事业，就可以乐在其中。

从另一个角度说，刚刚毕业的人，谁都不知道自己以后是不是可以做的很好，我毕业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到最好。我甚至曾经告诉自己，实在发不出paper，在北大呆不下去，去其他高校也没关系。我不觉得有什么没面子的，因为这只是因为我的运气不好，或者我的能力有限，没能把握住机会而已。但是，如果我没有尽力，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对不起自己。我认为这种心态是很重要的。

刚刚获得教职时，年轻人不要把收入看的太重。在学术界，你虽然不可能大富大贵，但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如果在业界，当你的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产生很多困惑。因为“钱”这个东西到了一定数量之后，所谓的“财富”就变成了一种符号。它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是非常明显的。届时，你的下半生将怎样度过呢？每个人都要选择一个路径继续走下去。如果你在前半生选择了学术界，后半生还有可能去业界。但是，你如果开始选择了业界，后半生是很难再回学术界的。

我预测，未来中国的学术市场将会是全球最热的一个市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可以看到一种现象：现在，不只是海归的中国人回国找工作，许多老外也跑到中国找工作。在学术市场上，必须有人退休，你才能进去。否则，你再优秀，学校没有空缺的教职提供也没有用。以后，这种竞争会更加白热化，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换而言之，年轻人面临的竞争会更为激烈。所以，年轻人一定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CEN：学术界的“冷板凳”越来越热了？

余淼杰：也可以这么讲，但更为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承认，学术界虽然没有投行待遇好，但是，其实它的待遇等各方面的福利是越来越好的。如果要我对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职业选择的建议，我会建议他将来进入学术界。因为学术界虽然收入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知道，有钱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钱。

当年，乾隆下江南，在镇江金山寺看到百舸争流，便问身旁的老和尚，“可知每天来往多少船只?”老和尚沉思后答，“只看到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先看这种小利，那你到最后会“一无所有”。到了40岁的时候，你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现在，我特别鼓励学生读博士，至少要读硕士。现在的本科生就像以前的大专生一样，现在谁不是本科生？而且，如果想在学术界工作，读博士是必须的。

我认为，做学术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学术就像跑马拉松一样，只有两步：一步是开始，一步是继续。如果你不去开始，那么永远都不可能成功。开始之后肯定会遇到困难，这时，无论你跑的快或者慢，都要继续跑下去。如果和约到了，你还没有跑到，就换个高校继续跑。只要你继续下去，就肯定会成功。

再愚笨的人，只要他能坚持做学问一定的时间，就肯定会做出一点东西来。其实，现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在好的大学博士毕业，就说明他们的智商都差不多，都是很聪明的。真正决定他们后面混的好或不好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坚持。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同学在读书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同学都特别优秀，相比之下，自己一下子就没有信心了，开始自暴自弃。这真的很可惜。我一直相信，也许今年比较倒霉，没有发paper，但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获得好的结果。相反，如果没有坚持，就算再聪明也没有用。

CEN：作为一位大学教授，您在研究上取得优秀成绩的同时，还承担了一些行政工作（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请问您是如何平衡教学、研究和行政三者的关系的？

余淼杰：我认为，在开始的时候，学者还是应该以研究和教学为主。对一位刚毕业的年轻老师而言，研究是最重要的，一定要静下心来做研究。因为研究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行政的事务很多人可以做，但是研究并不是很多人可以替代的。

研究和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并不会产生矛盾。做研究的关键是要静下心来，但如果天天做研究，也会非常疲惫。这时候的边际产出其实是非常低的。此时，有课可上其实是一种享受。可以说，一个研究做的好的老师，他的教学基本上也会挺好的。因为，这两者的逻辑上是一致的，而且两者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区别。研究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教学的内容。当然，这也和自己所学的专业有关，像我们这个专业就比较容易转化，但像计量或者数学的、微观理论的可能会比较困难。

作为副院长，我的行政工作主要是主持各种学术会议和参与各种工作会议。当然，也要处理一些比较细杂的行政事物。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基本上是把像“签字”一类的日常行政事务安排在一天中的某一个时段集中来做。这也是想尽可能的不让自己的研究受到影响。之前，晚上我会一直在办公室加班，但因为现在有了小孩，所以我晚上一般会回家陪小孩。

行政工作是一种或多或少的付出，但不一定是一种“损失”。因为，如果我做研究做到很头疼的时候，某个老师过来聊几句，签个字，也是一种放松。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也许正是因为你花了一些时间在行政工作上面，那么剩下的时间，你会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惜，这个时候做研究工作的效率也会比较高。

对于行政工作来说，关键是必须有一个好的行政团队。北大国发院的行政团队是非常好的，学生也帮了很多忙，否则，仅仅依靠我个人是忙不过来的。因为我基本上每个月都要主持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这还不包括在国内、国外出差的时间。

其实，研究是每时每刻都可以进行的。比如，我要去中山大学讲学，从北京到广州的飞机需要三个小时，因为当天下午就必须做个讲座，所以我就在飞机上先把这个讲座的slides过一遍。过一遍之后还剩下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可以用来吃饭，写点儿小的时评专栏，处理些小的事情。

教学、研究和行政三者兼顾确实比较辛苦，这种“见缝插针”的利用时间也的确很不容易，但并非不能做到。其实，我觉得自己做的并不是很好，至少还有改善的空间，要多向我的领导学习，比如姚洋老师，他就处理得很成功。

CEN：很多海归都提到，回国会存在一段时间的“适应期”。请问您回国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余淼杰：因为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都很热心，机制比较成熟，文化氛围也比较好。所以，我刚回国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楚各方面的要求了。

但是，目前学界确实存在着海归学者水土不服的问题。为什么呢？海归学者一般希望把自己的论文发表在国外好一点的期刊上。这是对的，但并不容易，而且需要时间。另外一方面，他很可能因此而忽视了国内的学术市场，比如没有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如此一来，国外的期刊没有发表，国内的期刊也没有发表。大家都搞不清楚这个人在干什么。如果再被拒一次、两次之后，自己就完全失去信心了。这在学术研究上是非常危险的。

我现在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林毅夫、周其仁等北大国发院前辈老师一直以来的倡导。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你立足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相反，如果你去研究美国经济，就“隔了一层”，没有优势。这种现象在以前的海归学者中比较普遍。所以，一定要注重中国经济的研究，而且一定要重视本土的学术市场。如果可以在本土的期刊中发表文章，就一定要积极发表。

其实，刚才的建议对于非海归的年轻教师也同样适用。而且，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不要自卑。一般而言，非海归的老师们会有疑虑：我没去过海外留学，我接受的知识是不是比别人差？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英雄莫问出处”。现在，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学体系和培养方式培养出来的博士，与美国排名前二十、三十位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差不多。推而论之，在国内好的大学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与国外也差不多。所以，本土毕业的老师根本必要感觉自己离国际水准差的特别远。这种感觉也许放在二十年前是对的，但现在，这种差距越来越缩小了。

其次，你比较了解中国的现状。相对而言，中国的学术期刊选择比较多，也比较容易发表，因为不会存在语言的障碍。所以，年轻教师还是要先发国内的期刊，然后再发国外的期刊。无论是海归学者还是本土学者，都要走这条路。将来，国内的学术市场至少不会比国外的学术市场差，甚至可能会更重要。

CEN：您刚才也说了本土博士的问题。其实，与北大这样的顶尖大学相比，地方高校的青年教师面临的压力更大，但资源却更加有限。您认为，对于在地方高校任职的青年教师而言，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余淼杰：首先，我非常同意您刚才描述的这种现象。但是，我认为主要还是靠自己，个人也许没有办法改变大的环境，但是可以影响小的环境。

以我自己为例，北京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如果我愿意参加各种会议，我每天都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保证没有任何时间做任何研究。所以，必须有所取舍。当然，在地方高校，有时有些活动可能很难推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青年教师，还是必须有意识地主动加以取舍。我认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你只要把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完成了就行了，没有必要每个方面都兼顾，也不可能每个方面都兼顾。

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轻重缓急”，对于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来说，参加这种高规格的学术会议或者小范围的学术讨论都是非常重要的。“高规格”很好理解，“小范围”的意思是指与你的专业密切相关的，而且能够较快融入的。参加这种活动，至少可以让本领域的专家知道你和你的研究。无论在哪个等级的学校，通过各种小型学术会议宣讲论文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假设我们去宣讲一篇paper，宣讲之后，在两个不同的会议上都有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同一个问题，那就说明这篇文章肯定是有这个问题的，至少是不够完善的，就一定要把它改好再投出去。

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认为一个总的策略就是一定不能忽视本土的市场，一定不能不做中国的论题。另外，在任教的初期阶段，在某种程度上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并不是说做的越多越好。我们做研究的，不一定非要在学术界拥有多么广泛的人脉。当然，人脉也很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paper，你的paper质量好，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paper质量不好，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了。总而言之，对青年教师而言，最重要的还是静下心来做研究。

刚来北大的时候，我把每一天都是当作在北大的“最后一天”。刚拿到合同的时候我就在谋划这两年要怎么做。坦率地说，做事情有时也需要运气，有时运气好一点，有时运气坏一点，但只要你认真做下去，哪怕这个时候不会成功，这个地方不会成功，下个地方也一定会成功。当然，一年的时间可能太短了，三年、五年、十年，总会做出东西来。

我想说的第二句话是，对于地方高校的老师来说，一定不要丧失信心，不要觉得自己的学校没有别人的好。不要太在意和别人比。当然，我们不可能不比，但主要还是要和自己比。如果自己觉得比过去有进步了，那就很好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其实，无论是写paper，还是做研究，真正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果能过自己这一关，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如果一篇paper写出来，你自己都不满意，怎么可能让审稿人满意呢？这东西有点儿像周伯通的空明拳一样，左手打右手，就是反复的拆杀，直到最后自己实在看不出这篇paper有什么问题了，再带到外面去宣讲，听各种评论。

第三句话，年轻的学者，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独立做，一定要有独立的研究能力，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跟着比较资深的合作者做研究，大家其实不知道到底是你的功劳，还是你的合作者的功劳。

招新老师的单位领导或委员会老师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单位喜欢“短平快”，比较注重刚毕业的博士跟老板合作。因为这样他能合作发paper的概率比较高、时间也比较短，毕竟他的导师有“扶上马再送一程”。但是，注重长期发展的单位的想法就不一样。他们会担心，要是他的导师或其他资深的合作者有一天不做了，或者不带他做了，那他自己还能否发论文？

所以，作为年轻的学者，应该自己先独立研究。你的独立研究得到学界的承认之后，自然有很多人跑来找你合作。这时，你就可以去跟资深的教授合作。因为这时大家已经知道你是“行”的了。

现在，很多青年学者热衷于合作研究。说实话，就是因为合作容易。但是，我们在招聘新老师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做的，我就会知道，我招了你，就有了你这个领域。这对于招聘单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鼓励合作，而是说青年教师在寻求合作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自己的独立研究能力。

CEN：具体而言，一种观点认为，青年教师应该更多地参加学术交流，通过交流发掘自己的思想，并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文献上。您如何选择呢？

余淼杰：这两点都非常重要。但是，集中阅读文献的工作，应该是在读博士的时候完成的。以我自己为例，为什么现在对于国际贸易这个领域，我走到哪个地方都觉得心里有底？就是因为我的导师写的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好。这本书在全世界都被当做研究生的必备教材。（编者注：指Robert C．Feenstra教授所著《高级国际贸易学：理论与实证》）在刚刚毕业的五年中，我出国的时候基本上只带这一本书。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能够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整个理论框架。如同给了你整个森林，你就知道你这个研究落在森林的哪一个棵树上，哪一个角落中。当你“顺藤摸瓜”地走到了那个角落，再去读一下相关的文献。

我认为，不应该为了读文献而读文献，而应该带着问题去读文献。比如，我研究加工贸易的问题，那我就去读加工贸易方面的文献。我要研究加工贸易的什么问题，就带着这些问题去读相关的文献。否则，文献那么多，你要看到什么时候？而且，每一篇文章的着重点都不一样。你看一篇、两篇觉得收获很多，但看到十篇之后你就晕了，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所以，你要先有这样“一条线”，再去读文献，才会事半功倍。

CEN：除了学术之外，您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吗？

余淼杰：空闲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看书或者看电影。就书籍而言，我比较喜欢看历史类的书籍。武侠看金庸，历史看高阳。我特别喜欢高阳的历史小说，他的文笔相当老辣，看他的书是一种享受。

CEN：这些爱好对您的研究会有帮助吗？

 余淼杰：其实，爱好对我来说，更多的还是一种放松。如果说对自己的工作或生活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让自己不会觉得孤独。

我认为，学历史有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别人不知道的事，你知道了。

第二个境界是“太阳底下无新事”。也就是在了解到历史上重复发生的故事之后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

第三个境界是即使你一个人天天看着电脑，但你的心里一点儿都不感到孤独。因为你知道了很多事，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以前某个厉害的人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那时，你会感觉和他们在一起，这真的令人很开心。

CEN：对于前阶段经济学界关于数学重要性的讨论，您怎么看？

余淼杰：由于我在本科阶段是学习会计学的，所以对于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认为，研究经济学必须文、理都会。总的来说，我想表达两个观点：

第一，数学是重要的。

第二，经济学不是数学。

数学在什么时候是重要的？在建模的时候。你要把一个故事通过建模的方式讲出来，没有比较好的数学功底是不行的。但也不一定要到数学博士那个程度。

另一方面，对于经济学家而言，idea是特别重要的。你要找到根本问题，然后循着这个问题去做。你首先要能够提出问题，然后再去想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大概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一种是像马克思那样纯逻辑式的。它既没有数学，也没有计量，你为什么还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是因为他“一步一步推导”的逻辑特别缜密，你承认了它的前提，基本上就没可能推翻它后面的结论。

第二种当然就是实证，计量经济研究了。

第三种就是数学。

其实，无论哪种方式，都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只不过在现在的经济学研究或者paper的发表中，绝大多数是要求第二种和第三种。但是，我认为，其实“玩”什么都是一样的。数学是一种工具，经济学家绝对不只是一个数学家，他肯定是有一定idea的人。否则，经济学就会被数学所左右。

但是，如果你连基本的数学都不懂，就不可能达到好的经济学水平，大家也就不会把你当做圈子里的人，这就是所谓“专家”与“砖家”的区别。

CEN：众所周知，您在实证领域的研究非常出色。您又是如何比较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呢？

余淼杰：其他的学科我不好讲，就国际贸易而言，最漂亮的或者最科学的方式，也许就是结构式的回归。结构式回归的意思就是，先有一个model，根据这个model得出几个推论，然后再来找数据验证是不是都一样的。

我一向都这样说：一个研究不管多么复杂，都是一个研究A对B的影响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可以用一分钟说给老百姓听，他能听懂，这就完成了第一步。如果要把这个故事变成paper，需要再建立一个理论的模型，由理论模型推出A上升找到B的上升，A的上升找到B的上升。然后你再去找数据，看看实际上是不是A的上升会导致B的上升。

当然，这也要看故事的类型。有的故事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理论，因为可能还没有这方面的理论。比如，我就曾在一篇paper中探讨贸易自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其实，关于贸易自由化的model有很多，但却没有体现它对生产率影响的model。因为生产率的影响一般都是外在的因素。像这种故事就没有办法做理论。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没有数据就没有办法做实证。但是，如果有可能，一篇漂亮的paper，应该是这三方面都做的。

我有一篇比较满意的paper（编者注：指余淼杰教授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布赖恩•卡梅隆”杰出讲座教授Robert C. Feenstra、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志远合作的论文“Exports And Credit Constraints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该文获第六届张培刚优秀论文奖）。因为它的论述结构是比较完整的。虽然由于我们的运气不够好，没能发表在“五大”顶级期刊上，但这篇paper并不比很多发表在“五大”顶级期刊上的paper差。事实上，该文的谷歌学术引用率比其他发在“五大”顶级期刊的论文要高得多，不到两年已经近260次。当然，这得益于另外两位合作老师的无私付出。就研究模式而言，它的确是比较符合我刚才讲的：先有一个故事，再有一个漂亮的model，然后做大量的实证来佐证这个model。我认为一篇真正好的paper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本文来源：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采写：绳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