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10月23日—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第八届全国政策咨询系统干部研修班(2016)”。在10月24日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致欢迎辞，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作专题报告，来自全国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研究中心的10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了本次研修课程。本报特刊发徐光春、林毅夫两位学者报告的主要内容，见今日一、二版，以飨读者。

“思路决定出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失败是其发展思路的问题，而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帮助。”在日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承办的 “第八届全国政策咨询系统干部研修班(2016)”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林毅夫这样说道。

新结构经济学，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其决定因素，即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及其演化过程的决定因素。

林毅夫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发展绩效，必须先改变发展思路。即由过去的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发展发达国家有的、而发展中国家欠缺的产业，转为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

遵循比较优势是经济快速发展处方

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包括提高生产率水平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基础)，以及降低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 (上层建筑)的完善。

有数据显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2008年，仅2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13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其他的近180个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认为，核心观察和观点、要素禀赋结构、动态变化决定了经济的结构和其变化。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其结构未能有较发达国家快速的动态变迁，而遵循比较优势则是其快速发展的处方。

林毅夫说，遵循一国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收敛的最好办法。而有效的市场与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前提。

事实上，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其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而这些产业相对于本国的发展水平来说太过超前，与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来完成初期投资和持续运转。这导致了资源的低效配置和寻租、腐败行为。

而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则是采用了双轨渐进的途径。即一方面，政府为旧的、优先发展的行业中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转型期的保护，等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有自生能力或这些行业变得小而不重要后，才消除市场扭曲;另一方面，取消准入限制，并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私营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原先受限制的产业。从中不难发现，遵循比较优势正是其快速发展的处方。

政府应在产业政策上因势利导

政府的支持对加快市场经济的技术研发、产业升级、经济多元化都很重要。在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时，产业政策则是个有用的工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的行业中，企业间“协调”的内涵可能有所不同。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有限，需要战略性地来使用。

林毅夫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但大多数政府都失败了。其原因在于，这些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了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为了赶超而去支持过度先进的产业;在发达国家，则是为了就业而去支持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

在政府所支持的行业中，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下无自生能力。而政府使用各种各样的补贴和保护政策，以支撑其初始投资或保证企业的日常经营运作，这些政策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助长了寻租行为。

林毅夫表示，产业政策若想取得成功，需要选取那些符合该国的潜在的比较优势的行业。所谓潜在的比较优势，是指在经济体中，某个行业要素生产成本低、有要素成本的优势，但其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无法在本国或国际市场上竞争。政府一旦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协调和外部性问题，从而降低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则这些企业可以生存，相关产业也有能力竞争。

“一个现有产业若是因为禀赋结构变化而失掉比较优势，政府应该帮助这个产业中的企业转型、转移或退出。”林毅夫说，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目标，是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产业，对于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帮助其转型、转产或退出。其中，更需要

政府在产业政策上因势利导。

多样化的产业政策还需进一步甄别

林毅夫表示，根据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和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可将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政策分为5大类：追赶型产业政策、国际领先型产业政策、退出型产业政策、新技术引发的弯道超车型产业的产业政策、国防安全战略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以追赶型产业政策为例，在追赶阶段，追赶型产业政策若想取得成功，需要选取符合该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的行业。林毅夫说，成功的追赶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都以其他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稍高国家的产业为学习样板。而追赶型产业政策失败，通常是因该国试图以人均收入5倍或更高的国家的产业为学习样板。

事实上，以那些快速发展、结构相似、收入稍高的国家的产业为追赶型产业政策的参考则更为准确。因为拥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也有相似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要素禀赋的变化导致比较优势的变化，继而带动产业升级。

林毅夫表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产业发展总体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该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会导致某些产业丧失其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会成为后来者的潜在比较优势。

因此，对于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国家来说，先行者成功的、富有活力的产业发展，可为后来者提供发展蓝图。不过，提供的产业政策虽然多样化，但学会甄别和因势利导也尤为重要。

例如，对于追赶型产业，林毅夫认为，制定产业政策时政府要发挥甄别作用。既要避免政府犯错或被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绑架，也要考虑到隐性知识，通过引进或培育隐性知识，从新技术中和本国特殊的要素禀赋中受益，同时注重实际、行使协调职能，解决外部性问题。

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领先型产业的产业政策，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在技术上基本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发达国家若要在现有的产业保持领先地位，或推出新的产业，则该国必须进行自主研发。

中等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由于更发达的国家都已经退出，而已经或接近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发展中国家若要在这类产业上国际领先，则和发达国家一样，必须进行自主研发，政府也同样要支持相关的基础科研来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并对国际领先型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帮助。

对于失掉比较优势产业的退出型产业政策，林毅夫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产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工资上涨而失掉比较优势。除非是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对这类产业政府要创造条件，让有能力的企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即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管理等，帮助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收入和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帮助生产工人转移到其他行业就业。

对于新技术引发的弯道超车型产业的产业政策，林毅夫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现了一些新兴产业，其产品的研发周期很短，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这类新兴产业给像中国这样拥有巨大科研力量和国内市场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弯道超车的机会，互联网、手机即属此类产业。对于此类新兴产业，政府应该创造条件鼓励此类产业孵化基地、注重风险基金和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于国防安全战略型产业的产业政策，林毅夫认为，国防安全战略型产业的资本通常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产品为国防安全所必需，作为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不能依靠国外进口，必须自己生产。这类产业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在改革开放前靠各种价格的扭曲和政府的直接计划配置来补贴，在市场经济下须经由财政通过预算拨款或政府直接采购给予补贴。

总之，发展中国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提供的产业政策制定的框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比较快速的发展，使得已经领先的产业进一步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将会比发达国家取得更加快速的发展，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

(以上观点根据林毅夫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