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乌家培资助计划公告

经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乌家培资助计划评选委员会评选，2025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资助计划授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郭熙铜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潇教授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邢亦青副教授，以表彰他们分别在信息管理和信息经济领域做出的理论创新。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乌家培资助计划评选委员会对邢亦青副教授研究创新工作的评价：

邢亦青副教授主要研究信息摩擦对社会网络与机制设计的影响，论证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补性，拓展了不对称信息环境下的交易契约研究，为理解制度变迁提供了新的见解。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TheoreticalEconomic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等经济学顶级期刊。担任Journal of MathematicalEconomics副主编，具有较强的学术潜力和预期影响力。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乌家培资助计划评选委员会

2025年10月24日

访谈2025乌家培资助计划获得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院邢亦青副教授

学会近期对获奖者邢亦青副教授进行了专访，深入了解他的学术成长历程和研究方法，以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助益。以下为邢亦青的专访内容。

您的学术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我是北大数院基础数学专业本科，经济研究中心（CCER）双学位和硕士，斯坦福经济系博士，然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大约三年前回国回到母校北大国发院任教。

数学背景让我对理论感兴趣，习惯用模型去看世界。但我又没在本科毕业的时候直接出国做理论，而是在经济中心（CCER）读了硕士。这里对现实世界和中国问题非常强调，让我并不满足于从模型到模型的研究。

在斯坦福读博时，有幸遇到我的导师Matthew Jackson教授，接触到社会网络这个方向，让我找到了理论和现实的完美结合点。这个领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新”，一个是“广”。新是指，这个领域是最近十几二十年来，在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涌现出大量的新问题、数据、方法，有大量理论空白。广是指社会网络的应用极其广泛，可以覆盖经济学几乎所有领域，乃至管理、社会、国际关系等很多学科。因此，通过社会网络的视角，不仅可以做理论研究，还可以学习其他学科领域的新问题新现象，充分满足作为学者的好奇心。

在海外工作的几年，包括在英国剑桥大学做了一个月的访问教授，是难得的开拓视野、与学术前沿不断交流的体验。而回国，对我从来不是“回与不回”的选择，而是“什么时候回来”。 每一段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都不会浪费，从而形成每个人与众不同的视角。

请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及创新点。

我的研究主要关注机制设计、社会网络，以及两者的关系与互动；信息摩擦是我关注这些问题共通的逻辑起点。提起制度，大家都知道很重要，而往往想到的是以市场、合约、第三方强制力为代表的正式制度。但同等重要的，是亲缘关系、社会网络、族群激励等“非正式”的制度。

很有趣的是，24年的诺贝尔奖颁发给Acemoglu等人，强调正式制度在国家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一年以后，25年诺奖的首位获奖者，经济史大家Joel Mokyr教授，早就在其关于英国工业革命历史背景的著作中强调，“经济交换成功的关键，未必是一个公正高效的第三方强制力，而是在相关网络中存在的信任或其他自我约束的制度。”中国更是如此。我们常说中国是“关系”社会，但时常带有负面色彩，甚至把关系和“走后门”等同起来。其实不然，社会关系带来信息渠道合作激励，都是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是支持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重要制度安排；甚至如Mokyr所说，也是真正孕育英国工业革命的沃土。这也是我选择关注“社会网络”这个领域的一个出发点。

相比正式制度如市场、合约的研究，我们对社会关系如何促进合作，理解还很不足。我的一系列研究试图理解这个话题。比如，我们在PNAS上的一篇文章，说明具有相似背景的人，因为更容易预测彼此行为，“更有默契”，能更好地协同合作；这也解释了为何相似背景的人往往更愿意互动，即网络中广泛出现的“同质性”。我们在JEEA上的一篇文章，进一步跳出单一制度的研究，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我们说明，因为信息外溢的纽带，两种制度在提供激励、促进合作上是互补性的。这可以解释，为何两种制度在诸多国家和历史时期大量共存，也说明，渐进式改革能更好发挥制度之间的互补性，促进制度转型，而避免休克疗法式的灾难后果。

我们近期正在开展的研究，也将视角从单一的网络关系拓展到多种不同的关系，即“多重网络”，说明人们之间的多种关系可以相互作为“社会抵押”，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激励；如果说已有的社会网络研究是研究“平面的”网络结构，多重网络就提供了一个“立体的”视角。用这个视角，我们也能进一步区分人们之间的“强关系”与“弱关系”，以及关系是如何逐步建立、不断强化的。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科学问题的？

我的博士生导师Matthew Jackson有两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一是，他说最开始是看paper（论文）写paper，后来是看newspaper（报纸）写paper。二是，他说文献像一场parade（花车游行），大家往往是跟着人群，往人多的地方走，但所经之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风景。

对我来说，现实是问题和灵感最好的来源。当年读硕士时，跟周其仁老师调研农村土地问题，前后在四川农村住了两个多月，学习周老师如何看问题、问问题，非常过瘾。在那里，看到了很多经济社会现象的“第一手图景”，对研究有独特的启发。比如我和程琛前两年发表在TE的一篇文章，用社会网络工具刻画人们之间的互相比较；虽然是纯理论的文章，灵感却来自当年的调研——当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有个村组35户农户一起重建安置，其中34户都同意了，但最后一户迟迟不在协议上签字；跟大爷聊了半天，才知道是因为他家原先宅基地比邻居大，但人口少，如今按人头面积分安置房，就比别人小了很多——大爷在乎的不是绝对面积，而是跟周围邻居的比较。类似的观察和体验，虽然短期不会直接转化成任何论文成果，但十来年后，逐渐沉淀内化成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独特视角。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我的训练以理论建模为主，但会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选取工具，加入实验和实证的部分。

比如前面提到在PNAS上的文章，采用的工具是网上实验。我们的核心论点是，相似背景的人们便于预测彼此的行为，更可能成功协同；看似简单，但用传统工具都不容易论证：理论建模的话，博弈论的均衡概念，往往暗含着已经达成协同，很难解释协调失灵；实验室或田野实验，被试人群又常常比较同质化。能不能在一个实验情境下找到背景足够不同的人群？我们最终用的一个网络任务分配平台，叫Amazon Mechanical Turk，当时上面大概一半参与者在美国本土，40%左右的参与者是在印度，正好符合我们的研究需求。斯坦福经济系一直是实验经济学重镇，我和Matt虽然都不算是实验经济学者，当时反而是系里第一个采用网上实验的；有“误打误撞”的成分，但更多是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而不是被既有工具所束缚。

我还有一些工作，是理论的范畴，但是用微观的工具方法回答宏观的问题。我学生时代第一篇发表的习作，是硕士时跟林老师、巫老师写“潮涌现象”的文章，用信息不完备的微观博弈模型，阐释产能过剩这个宏观现象，当时发在《经济研究》上，至今还是相关关键词最高引的文章。前面提到的JEEA文章在内，有几篇文章是从信息和微观激励的视角，讨论渐进式改革的优势。而目前正在修改的，一篇金融网络的文章，是讲企业内部，经理人的委托代理和激励问题，会通过金融链接，影响其他机构的投资选择，对金融网络的稳定性和宏观波动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首先，科研最吸引我的，是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地探索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大三时我去宝岛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交换学习一个学期，遇到做合作博弈的张企教授，非常投缘，每周会去叨扰他三四次。感受最深的就是他老顽童一般的好奇心，对生活和学术都充满兴趣；而当年结束访问时，回程飞机邻座是一位大叔，穿着打扮看起来挺富裕，但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无聊。这个反差让我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如果我到了六十岁快退休的年纪，也能有张老师这种好奇心和热情，一定很美妙。

另外，科研是一辈子的事。在斯坦福时Alvin Roth教授就讲，research is a life-long journey；他说第一份工作在伊利诺伊大学，总感觉混不进名校“天才们”的圈子，反而另辟蹊径找到开创性的方向，从伊利诺伊到匹兹堡再到哈佛、斯坦福，“逆袭”成为诺奖得主。周其仁老师也总说，找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时看不清楚没关系，一直追、一直看，五年十年之后自然会有自己独特的判断。文章也是如此--像社会网络在经济学中的开篇之作，应该是Matt Jackson和Asher Wolinsky 1996年关于网络形成的文章，当年发在JET上，而不是最顶尖的五大刊；很难想象，三十年来产生如此影响，成为经济学科应用最广泛的领域之一。学术探索可以很漫长，对学者和研究成果的评价，往往更需要时间的沉淀。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如何指导学生？

我23年暑期回国，新开设了两门《社会与经济网络》相关的课程，一门面向本科、一门面向博士生。当时应该是北大经管院系里，第一次开设社会网络相关课程，吸引了各个院系同学来选课，甚至有不少周围兄弟学校的老师推荐学生来听。能开设跟自己研究兴趣紧密相关的课程，在国内推动这个前沿领域的教学，十分幸运也很愉悦。

指导学生，我还是标准的“菜鸟”，仍在不断摸索之中。但我希望带给学生的，不只是具体的知识，而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开拓视野。我最大的幸运，是从学生时代，一路上遇到了一系列好老师、师长；感慨他们为何如此“完美”，既是最顶尖的学者，又极富人格魅力，还有无穷的耐心。他们让我感受到学者的气度，把我很深吸引在这个事业中；我也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把这种感受传递给我的学生们。

请您谈谈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的心得和感受。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像“家”一样；回国工作前，就接触到学会的活动，被其中纯粹的学术氛围吸引，从此变成每次都不愿错过的聚会。因此，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就像得到了家人的认可和鼓励。

计划的申请过程也很简洁纯粹，就是介绍五篇代表作；既不是比拼数量，也不是罗列已经得到的各种荣誉。计划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仅奖励老师，还资助博士学生，让学生们一年后、五年后回来汇报分享研究成果，强调学术和精神的传承。对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而言，需要的正是这种“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