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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专访李玲：国家卫健委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编制标准 ，应灵活增减编制让责任权利匹配起来
发布日期：2022-07-31 01:44 来源：
财联社7月31日讯（记者 张曼玉）7月28日，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司长许树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正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相关编制标准及如何建立合理的动态核增机制。
“动态核增机制”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公立医院编制管理设计未来将走向何方？编制的去留对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有哪些影响？财联社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
李玲认为，编制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事业发展的平台，让医护人员能安心地做本职工作。医院像军队一样，都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在抗疫取得的成就中充分体现。另外，她提出，不能给公立医院过多的创收的激励机制，就像核酸检测，把它当成生意做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同时，她建议，公立医院应灵活增减编制，真正让责任权利匹配起来，让编制制度发挥作用，灵活服务。
以下是对话全文：
财联社：7月28日，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司长许树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正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相关编制标准及如何建立合理的动态核增机制。这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如何看待公立医院编制管理设计的未来走向？
李玲：动态核增机制是个好事。首先，我们现在正经历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人们对医疗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公立医院的编制一直都不变，这就给了公立医院很大的压力。
另外，现在在一些大型医院，可能在编人员和编外人员数差不多，甚至编外人员多于在编人员。在疫情期间，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比如当年去湖北抗疫，有的抗疫英雄回去以后就被解职了，原因就是2020年医院没什么病人，收入下降，所以就把编外人员解职。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显示出我们国家的编制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次国家要建立动态核增的编制管理办法是很正确的。
财联社：201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我国从高校和公立医院开始拉开了事业单位改革的大幕。公立医院“去编制化”改革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试点工作一直在推进，但“去编制化”几乎一直处于暂缓状态？
李玲：当初在改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只有我们国家有事业编，庞大的事业编带来了很大负担等等。这些年国家在试行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国外的情况，国外没有事业编，普遍的规律是，医生和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是公务员编制，同时还享受着比公务员更好的待遇。
医疗、教育都是非常特殊的行业，培养周期极其长，不是说出钱就能把事情搞定。特别是医生，培养一名医生至少要花8年时间。如果说随时都能被解雇，他的职业发展没有稳定的保障，这对他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合适的。而且，好的医生还是愿意留在公立医院，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事业的平台。
从这些年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尤其这次抗疫，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得益于公立医院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医护人员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我认为，医院和军队是一样的，军队打仗能靠雇佣兵吗？肯定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财联社：强化“编制”的举措，是否和鼓励医疗人才流动、多点执业的导向有冲突？这对于社会多元化办医影响多大？
李玲：我们这些年一直鼓励医疗人才流动和多点执业，但还是流动不起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地方政府会给民营医院编制。这说明医疗行业，编制对人员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编制给的是一个事业发展的稳定平台。
经过疫情，大家对于医改是养人还是养事也都有了共识，养人就是给编制，养事就是给钱买单，就像核酸检测，就是养事。在疫情中，大家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西安的民营医院为了规避风险，把孕妇拒之门外，还有核酸检测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甚至作假。像这种涉及到关键领域的，不养人而去养事，通过购买把事办成，交换成本非常大，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多元办医、民营医院只是补充，公立医院才是主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医疗卫生的规律所决定的。不能给公立医院过多的创收激励机制，就像这次的核酸检测，如果把它当成生意做，就可能出问题。不仅危害人的命，更可能威胁国家安全。
财联社：去年三月，国家卫健委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优化医疗卫生发展环境提高医护人员待遇的建议》进行的回复中，就明确了一项重要内容为：“增加医务人员编制”，“公立医院编制非但不能弱化，还需进一步强化保障措施。”强化“编制”保障，对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有哪些影响？
李玲：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医疗界的代表委员提出一些建议。现在，公立医院的院长压力特别大，可能院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编外的，要靠医院创收才能养，医院创收又是随市场波动的，疫情期间马上就不行了，连北京的三甲医院都在解雇人，医院的发展需要有稳定的技术团队，所以这些代表委员们一直在呼吁。另外，在发展中我们也发现2011年去编制的改革与现实不太契合。这次抗疫就暴露了一些问题，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
我们希望通过编制这样一个事业发展的平台，让医护人员能安心地做本职工作，做长远的打算，而不是考虑短期的收益。而且我们还使用较低的成本，一个编制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个巨大的福利，他就可能宁愿放弃社会开出的非常高的年薪，他觉得不稳定，可能朝不保夕，所以他宁愿以较低的工资获得一个平稳的事业发展的职业生涯，其实最终国家还是省钱的。
实际上，编制就相当于一种手段，去吸引和留住，并且稳定住一个比较高水平的医疗团队。编制给了医护人员未来发展的一个稳定的规划，他知道自己每天不断努力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这对医护人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财联社：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在“编制”的去留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李玲：我认为，动态核增不能像过去一样，几十年不变，等于是一个僵化的规定。今年有，明年就没有了，这也不是个很好的管理方式。我们现在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根据辖区的人口结构等动态调整。比如老龄人口越多、人口流入多的地方，对医疗需求高，就可以动态增加编制；如果是个人口流出的地方，或者都是年轻人，可能对医疗需求没那么高，就可以适当减编制。这样就真正让责任权利匹配起来，让编制制度发挥作用，灵活服务。
本文来源：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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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专访李玲：国家卫健委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编制标准 ，应灵活增减编制让责任权利匹配起来
发布日期：2022-07-31 01:44 来源：
财联社7月31日讯（记者 张曼玉）7月28日，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司长许树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正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相关编制标准及如何建立合理的动态核增机制。
“动态核增机制”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公立医院编制管理设计未来将走向何方？编制的去留对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有哪些影响？财联社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
李玲认为，编制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事业发展的平台，让医护人员能安心地做本职工作。医院像军队一样，都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在抗疫取得的成就中充分体现。另外，她提出，不能给公立医院过多的创收的激励机制，就像核酸检测，把它当成生意做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同时，她建议，公立医院应灵活增减编制，真正让责任权利匹配起来，让编制制度发挥作用，灵活服务。
以下是对话全文：
财联社：7月28日，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司长许树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正研究制定公立医院相关编制标准及如何建立合理的动态核增机制。这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如何看待公立医院编制管理设计的未来走向？
李玲：动态核增机制是个好事。首先，我们现在正经历城镇化、人口老龄化，人们对医疗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公立医院的编制一直都不变，这就给了公立医院很大的压力。
另外，现在在一些大型医院，可能在编人员和编外人员数差不多，甚至编外人员多于在编人员。在疫情期间，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比如当年去湖北抗疫，有的抗疫英雄回去以后就被解职了，原因就是2020年医院没什么病人，收入下降，所以就把编外人员解职。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显示出我们国家的编制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次国家要建立动态核增的编制管理办法是很正确的。
财联社：201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我国从高校和公立医院开始拉开了事业单位改革的大幕。公立医院“去编制化”改革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试点工作一直在推进，但“去编制化”几乎一直处于暂缓状态？
李玲：当初在改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只有我们国家有事业编，庞大的事业编带来了很大负担等等。这些年国家在试行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国外的情况，国外没有事业编，普遍的规律是，医生和公立学校的老师都是公务员编制，同时还享受着比公务员更好的待遇。
医疗、教育都是非常特殊的行业，培养周期极其长，不是说出钱就能把事情搞定。特别是医生，培养一名医生至少要花8年时间。如果说随时都能被解雇，他的职业发展没有稳定的保障，这对他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合适的。而且，好的医生还是愿意留在公立医院，他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事业的平台。
从这些年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尤其这次抗疫，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得益于公立医院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医护人员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我认为，医院和军队是一样的，军队打仗能靠雇佣兵吗？肯定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财联社：强化“编制”的举措，是否和鼓励医疗人才流动、多点执业的导向有冲突？这对于社会多元化办医影响多大？
李玲：我们这些年一直鼓励医疗人才流动和多点执业，但还是流动不起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地方政府会给民营医院编制。这说明医疗行业，编制对人员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编制给的是一个事业发展的稳定平台。
经过疫情，大家对于医改是养人还是养事也都有了共识，养人就是给编制，养事就是给钱买单，就像核酸检测，就是养事。在疫情中，大家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西安的民营医院为了规避风险，把孕妇拒之门外，还有核酸检测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甚至作假。像这种涉及到关键领域的，不养人而去养事，通过购买把事办成，交换成本非常大，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多元办医、民营医院只是补充，公立医院才是主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医疗卫生的规律所决定的。不能给公立医院过多的创收激励机制，就像这次的核酸检测，如果把它当成生意做，就可能出问题。不仅危害人的命，更可能威胁国家安全。
财联社：去年三月，国家卫健委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优化医疗卫生发展环境提高医护人员待遇的建议》进行的回复中，就明确了一项重要内容为：“增加医务人员编制”，“公立医院编制非但不能弱化，还需进一步强化保障措施。”强化“编制”保障，对我国医疗事业发展有哪些影响？
李玲：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医疗界的代表委员提出一些建议。现在，公立医院的院长压力特别大，可能院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编外的，要靠医院创收才能养，医院创收又是随市场波动的，疫情期间马上就不行了，连北京的三甲医院都在解雇人，医院的发展需要有稳定的技术团队，所以这些代表委员们一直在呼吁。另外，在发展中我们也发现2011年去编制的改革与现实不太契合。这次抗疫就暴露了一些问题，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
我们希望通过编制这样一个事业发展的平台，让医护人员能安心地做本职工作，做长远的打算，而不是考虑短期的收益。而且我们还使用较低的成本，一个编制对医护人员来说是个巨大的福利，他就可能宁愿放弃社会开出的非常高的年薪，他觉得不稳定，可能朝不保夕，所以他宁愿以较低的工资获得一个平稳的事业发展的职业生涯，其实最终国家还是省钱的。
实际上，编制就相当于一种手段，去吸引和留住，并且稳定住一个比较高水平的医疗团队。编制给了医护人员未来发展的一个稳定的规划，他知道自己每天不断努力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这对医护人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财联社：对于公立医院的改革，在“编制”的去留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李玲：我认为，动态核增不能像过去一样，几十年不变，等于是一个僵化的规定。今年有，明年就没有了，这也不是个很好的管理方式。我们现在需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根据辖区的人口结构等动态调整。比如老龄人口越多、人口流入多的地方，对医疗需求高，就可以动态增加编制；如果是个人口流出的地方，或者都是年轻人，可能对医疗需求没那么高，就可以适当减编制。这样就真正让责任权利匹配起来，让编制制度发挥作用，灵活服务。
本文来源：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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