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6日至28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以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联合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举行。
本届年会分为“金融市场”、“代际转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I”、“国际金融II”“市场与政策”、“退休”以及“高等教育”八大专场。哈佛大学教授Pol Antras、Nathaniel Hendren、Bridget T. Long，达特茅斯大学教授Alan L. Gustman，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密歇根大学教授Susan Dynarski，威斯康星大学教授Menzie Chinn，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Rene Stulz，南加州大学教授Joshua Aizenma等多位来自美国经济研究局的专家学者专程参加本次会议。中方专家包括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副院长黄益平教授、赵耀辉教授，以及清华经管经济系主任白重恩等。

6月26日上午，姚洋教授在开幕式上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向与会嘉宾致以热烈欢迎。他指出，已成功举办多届的NBER-CCER年会是一项优良的学术传统，对于促进中美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应该更加珍惜和善加利用这一平台，加强学术交流，加深相互理解。NBER代表魏尚进教授向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这一平台表示了感谢。他指出，促进中美学者交流是双方的共同愿望，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美两国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歧和摩擦。

首先进行的是“金融市场”专场，共有三位发言。俄亥俄州立大学的Rene Stulz 教授对31个国家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银行进行了评估，考察其在金融危机下的经营绩效。结果发现，政府对于银行的监管行为与银行的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关联，这意味着现有的监管措施并不能有效地帮助银行抵御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南加州大学的Joshua Aizenman 教授提出了在开放经济中评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新方法。他认为，一国的经常账户与信贷增长渠道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至关重要，而且前一期的房地产价格变动往往会对下一期的房地产价格产生同一方向上的促进作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指出，金融抑制已经对实体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效果，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金融自由化后，资本账户的开放会造成显著的资本流出，但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则会带来资本流入，总体来看，资本净流出的规模会比较小。

 

 

26日上午第二个专场的主题为“代际转移”，共有三位发言。哈佛大学的Nathaniel Hendren教授发现，美国不同地区的收入代际转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这意味着对于穷人而言，美国也并非一定是“机遇之地”。达科他大学的Chih Ming Tan教授的研究显示，上一代的健康水平会对下一代的健康与认知产生重要影响，而影响渠道并非是基因遗传。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雷晓燕副教授通过分析CHARLS调研数据发现，教育水平也存在明显的代际转移，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加强义务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弱化教育水平的代际转移，但强调高等教育则会相反。

26日下午的第一个专场是“国际贸易”，共有三位发言。哈佛大学的Pol Antras教授指出，随着跨国贸易越来越普遍，订立安全有效的跨国合同至关重要，WTO目前的协议框架已很难规范日益复杂的贸易形式。此外，若一国单方面提高合约的执行力度并不见得会使该国受益。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则对传统认为的出口企业容易面临市场失败的观念进行了挑战。他认为，即便有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存在，出口企业也不会必然失去竞争力，尤其是在考虑到先发优势和客户的品牌忠诚度之后。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余淼杰副教授发现，对高管理绩效的企业来说，外国关税的下降会增加其出口品种；但对低管理绩效的企业而言，外国关税的下降会减少其出口品种。由于当前中国出口企业的管理绩效平均较低，所以外国关税的下降会减少出口品种。

26日下午第二个专场的主题是“国际金融I”，共有三位发言。威斯康辛大学的Menzie Chinn教授发现，在进行大样本的跨国检验时，传统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三者不可兼得——与实际观察到的现象不符，国际储备的存在使得“不可能三角”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可能。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姚洋教授就“资本配置之谜” 给出了新的解释。传统理论认为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资本边际回报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现实中却是大量资本从中国流向美国。这是因为，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对于国际间的资本流向是决定性的，增长越快的国家其经常账户的赤字水平越低，因而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外贷。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徐建国副教授讨论了决定中国A股市场投资回报率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于美国等相对成熟的股票市场，中国股市的投资回报率对基本面因素的反映并不完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机因素的影响。

27日上午的第一个专场是“国际金融II”，共有两位发言。加州伯克利大学的Pierre-Olivier Gourinchas教授认为，金融危机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追求“安全资产”。目前，美国是安全资产的最大提供方，而中国则是最大的需求方。一国如果要实现从需求方到提供方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要具备足够的财政实力和货币调控手段。清华经管学院的鞠建东教授用劳动力的大规模迁移解释了中国真实汇率与传统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模型预测不符的原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后，城市中有充足乃至过量的劳动力储备，这使得低技术工人的工资被市场压低，产生制造业大量出口、经常账户盈余等连锁反应。

27日上午第二个专场的主题是“市场与政策”，共有三位发言。俄亥俄州立大学的Bruce Weinberg教授指出，吸引人才的政策对于一国的学术发展并不必然有促进作用，反而是促进学术竞争的政策会提高该国的科研实力。牛津大学的Li Jin教授认为，由于官员晋升的可能性与其辖区内国有企业的绩效有重要关联，所以在任期接近尾声时，地方官员有激励去压制新闻媒体刊登当地国企的负面新闻。清华经管学院的白重恩教授指出，目前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建立在低贷款利率与低工资的基础之上。在有充足劳动力供给的情况下，利率扭曲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一旦劳动力供给减少，它对私人部门的借贷挤出效应则会降低社会福利。

28日上午第一个专场是“退休”，共有三位发言。达特茅斯大学的Alan L. Gustman教授指出，政府部门在制定养老金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养老金的流向，由于富人的健康水平更高、寿命更长，富人能获得的养老金反而高于穷人。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赵耀辉教授分析了CHARLS的数据并指出，中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将面临沉重的老龄化问题，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政府很难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所以设置养老金停止供应的年龄可能会是一个备选方案。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赵波助教授认为，“以房养老”是中国社会一个较为普遍的自保险手段，退休的压力、养老金政策的变动与房价的变动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性。

28日上午第二个专场的主题是“大学教育”，共有三位发言。哈佛大学的Bridget T. Long教授比较了美国为帮助有困难的学生完成大学教育而设立的几项制度的利弊。结果发现，家庭会有针对性的进行储蓄的调整，上述政策并不一定能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密歇根大学的Susan Dynarski教授描述了美国的教育贷款现状。她发现，目前美国领取教育贷款的学生平均年龄正趋于年轻化，贷款的总额也在不断攀升。清华经管学院的吴斌珍副教授分析了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走向与其个人特征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专业和成绩对其是否选择政府部门就职并没有决定性影响，最关键的是其家庭背景中是否有较强的政治关联以及家庭的富裕程度。

（文\应晓妮、唐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