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1]

2026年1月

一、为什么需要生活经济？

从外部来看，中国自加入WTO以来，产能一直在全球释放。但全球需求的扩张很难与中国经济的供给能力同步，尤其是中国很多产业本身也存在结构性的差异，因此产能过剩不仅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还上升为国际政治的议题。全球南方国家的消费能力一直难以提升。这也是中国在几年前就战略性地提出以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趋势。

另一方面，个体有效需求不足及其引发的供需错配、价格内卷等问题日益凸显。以消费为基础的内需扩张被置于更高的战略位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通过“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来带动需求释放与结构升级。在此背景下，生活经济研究的必要性不仅在于为“提振消费”提供新的分析框架，更在于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提供可操作的微观基础与政策工具。

二、什么是生活经济？

生活经济，是指个体的生活需求通过数字技术被表达、连接和激发，形成供需良

性互动和增长的经济形态。具体来说，它以居民生活中的微观需求为起点，借助数字平台及其相关技术对需求进行识别、放大与结构化表达，进而引导高质量供给的供需协调的新范式。

当经济迈入特定阶段，增长的核心动能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中国经济已从“有没有”的总量阶段和“大不大”的规模阶段，进入“好不好”的质量跃迁期。如何通过促进和形成国内稳定、可持续的有效需求，并反向塑造改善供给结构成为时代命题。因此，发展到这一阶段，经济运行亟须建设新的需求导向范式：以需求增长驱动经济增长，通过精准识别、持续反馈并动态响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促进高质量供给，并形成需求与供给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这一范式的核心不在于简单放大消费量级，而在于降低信息摩擦、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使“人的真实生活需求”成为资源配置和供给创新的起点。这一转向，构成了当前扩大内需政策逻辑的深层基础，也为理解“生活经济”形态提供了现实出发点。

三、如何建构生活经济？

构建生活经济，本质上是数字空间对供需协调范式的重塑。相较于传统互联网平

台侧重于存量需求的标准化满足与流通效率提升，生活经济的核心逻辑在于对基于个体生活场景对“潜在、微观、非标准化需求”的微观捕捉，使散落在日常生活碎片中的隐性需求得以“显性化”：

首先，普通个体的生活在分享中被“表达”；其次，表达出的生活需求通过“连接”产生互动；最后，在网络外部性与参照系效应下更多个体对美好生活向往被“激发”，从而完成从微观生活到宏观内需增长的动力转化。

四、如何实现生活经济？

内需不足有时并非消费者缺乏购买力，而是“好东西找不到需要的人”，“想要的人也不知道好东西在哪”：即“有效的供给”无法找到“有需求的消费者”。

因此，破解“内需不足”的一大关键在于让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更加精准。通过“发现需求-匹配供需-共创供给”的完整链路，推动供给体系从“生产导向”向“生活导向”转型，实现高质量供给与美好生活需求的精准对接。

这一关键，在于打破传统商业中“企业主导生产、消费者被动接受”的线性模式，让消费者的生活需求深度参与到供给的全流程中，形成“需求驱动供给、供给反哺生活”的良性循环。从供给侧视角，生活经济已经在深刻重塑供给端。

五、简要总结与政策建议

生活经济“以人为本”，服务于“美好生活”的目标，通过技术赋能，不断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与供给质量的升级，其价值可进一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加以理解。

在空间维度上，生活经济首先在承认市场分层与地理、文化差异性的客观前提下，发挥了高效的聚类与扩散作用。线上平台承担需求提炼、经验总结和决策支持的功能，线下则完成真实消费与体验闭环。这种线上线下协同，使需求不止停留在表达层面，而能转化为可持续、可复制的实际消费行为，避免了脱实向虚，并推动了线上线下的均衡发展。其次，生活经济实现了供给光谱向“服务与体验”的延伸。平台不仅优化了实物消费，更深入改造了服务型与体验型供给。在此过程中，技术不仅用于匹配供需，更用于提升服务供给者本身的能力水平，通过经验沉淀提升了劳动力要素的质量（Lucas，1988），实现了服务型供给的内生性优化，有助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在时间维度上，生活经济具备内生驱动的稳定性与生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消费的品质，也有利于供给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生活经济将需求锚定于个体的审美、生活方式与性格塑造，相比受即时情绪与价格驱动的波动性需求，这种基于生活本质的动力是根深于个人的慢变量，具备平稳性特征。“以人为本”的需求发自个体本身，而非外部价格诱导。这类需求根植于个体审美、生活方式和性格偏好等慢变量，往往呈现出内生性和多样性，随个体生命周期逐步演化，但不易被快速替代或耗散，因而具有较强韧性和可持续性。这种源于自我实现的动机，赋予了市场在经济波动中更强的防御能力与增长后劲。

其次，以人为基础的社交互动过程伴随大量经验分享、对比与讨论，消费决策更趋理性，实际成交更接近真实偏好，退货率和“后悔型消费”显著降低。这使得需求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单向有效”的特征，即从认知、评估到消费的路径更完整，消费结果更可预期，整体上提高了有效需求的质量，使每一笔消费都成为社会财富的有效积累，而非资源的无效损耗（Ellison 和Fudenberg，1995）。

最后，生活社区天然具有高信息密度的交流属性，这种基于真实体验的交流与公开讨论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使供给方获得更精准的需求洞察，促进了供给端的创新和差异化发展。同时，消费者并非一次性博弈的接受者，通过集体反馈机制，市场博弈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受声誉约束的长期关系契约（Baker 等，2002）。供给侧长期处于可被观察、被评价的状态，倒逼其回归品质本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对生活经济的基本结论和认识，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鼓励发展生活经济，加强对于生活大数据的捕捉和利用，推动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升级与适配。一方面以精准的需求画像赋能供给侧企业，确保广大中小企业能够平等地获取深度市场洞察能力，从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差异化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动态的微观数据追踪，加强对于宏观需求的把握，进一步增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精准调控。

第二，通过发展生活经济，强化线上线下协同创新，促进虚拟社区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政策层面应积极鼓励虚实融合的商业模式创新，利用数字社区的兴趣纽带盘活线下存量资产。应支持企业利用线上内容生态进行场景化营销，将虚拟世界的流量精准导向线下实体店、手工作坊及城市公共空间，推动“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反哺线上”的闭环发展。通过设立线下创新实践基地、支持新型消费场景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在生活方式层面的深度耦合，从而以多元化的供给形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复杂需求。

第三，深化生活经济中的“产销共创”机制，构建平台驱动的个体创新孵化体系。为进一步降低个体创业者与微观创新主体的准入门槛，应出台专项政策鼓励“消费者-生产者”共创模式的制度化发展。建议转变传统的补贴发放方式，探索“政府引导、平台承办”的扶持模式，通过向具备孵化能力的数字社区提供政策性补贴或税收优惠，激励平台为个体创新者提供技术工具、流量扶持及供应链对接服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平台的规模效应与资源整合优势，将分散的个体创意转化为标准化的商业供给，构建一个低门槛、高活力的民主化创新生态。除了改变补贴的模式外，建议扩大国家补贴政策的范畴，将生活经济领域的服务性产品以及体验性产品加入补贴类目，自上而下进一步激发生活经济活力。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供给端，该模式对供给端的组织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政策可以进一步支持供给侧加强柔性生产能力，并且在提升供给匹配效率的同时，实现“快速响应”与“持续积累”之间的动态平衡。

第四，前瞻性布局人工智能对生活经济的赋能与治理，重塑数字连接效率。应高度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生活社区分享生态与供需连接方式的深层变革。AI 技术不仅能显著降低个体与小微企业的内容创作门槛，提升生活场景的数字化呈现效率，更将通过更智能的语义理解实现超精准的供需匹配。政策上应鼓励开发面向生活经济场景的垂直领域大模型，辅助中小企业进行产品定义、视觉呈现与口碑管理，使其在智能时代具备更强的市场响应能力。同时，需同步建立健全针对AI 生成内容的标识与真实性治理体系，防范虚假信息对生活社区的干扰，确保技术进步不削弱社区内容的真实性基础，引导AI 技术在提升效率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对真实美好生活的追求。

[1] 课题组成员：谢绚丽，沈艳，邢亦青，吴彤，吴嘉宝，唐旭，杨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