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5年第042期（总第1228期）

背景介绍：2015年10月2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教授在“通往自由之路——《金融的逻辑2》陈志武新书沙龙”上发表了演讲，本期简报择要报告其演讲内容。

摘要：金融和市场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实现欲望的方式的转变，以及用财富欲望替代权力欲望，使权力欲望的相对价值降低。思想史上有乐观的观点认为，经济的自由化一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化，因为富人能够将财富转移，统治者不得不更明智地统治。但是富人对秩序、稳定和效率的追求，可能使得他们更为恐惧变革。政治自由的到来，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如希望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请联系tangjie@nsd.pku.edu.cn，并经主讲人本人审阅。

 

一、金融和市场的发展有助降低权力欲望的价值

 

在中世纪早期，神学大师叫圣奥古斯丁讲过人类有三大欲望，第一个就是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第二个是对权力、荣誉和美名的欲望，第三个就是对性的欲望。简单来说就是财欲、权欲和性欲。人类历史往往是在三大欲望支配下展开的。

金融和市场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点就是人类实现欲望的方式的转变。在金融和市场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主要是通过掠夺来实现的，也就是“强盗的逻辑”。权力欲望的满足当然更是如此。但在金融和市场发达之后，人们可以通过交换、合作、相互创造价值的方式实现财富欲望的满足。

第二点就是，当金融和市场运行良好的时候，人们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财富和物质生活，用财富欲望替代权力欲望，权力欲望的相对价值就降低了。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人类历史上好多灾难都是基于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也就是说是对征服、统治别人的欲望。一个统治者为了使所有人听他的话，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会采取好多的强制措施，包括杀人。如果能达到像司马迁所说的“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的状况，人们就没有必要非得追求官位和权力的。比较一下金融发达的国家和金融不发达的国家，这一点是非常显著的。

赚钱的欲望，好多是通过金融的方式实现的，可以称之为和平的欲望。喜欢赚钱，并且有能力赚钱的人，一般是不喜欢打仗的。相对来说，没有能力赚钱、只对权力有欲望的人，特别喜欢打仗。打仗只对极少数人、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大部分老百姓是不好的。

这样的观点其实有很久的历史，像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梅隆、康德、斯密、巴斯夏（法国经济学家）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孟德斯鸠讲过：“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相互依赖。”梅隆说：“一个国家的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是互相排斥的。”非常有名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讲：“当商品不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会越过国界；而当商品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不会越过国界。”

我引用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的话，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金融和市场的发展是有利于人类和平的。一个封闭的国家，很可能变成打仗的国家；一个开放的国家，不太容易变成愿意打仗的国家。所以，自由贸易的事业也是人类和平的事业！

 

二、经济自由不一定能带来政治自由

 

从思想史上来看，这个关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经济的自由化一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化。这方面比较有名的古典论述，来自孟德斯鸠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斯图亚特。

孟德斯鸠对不动产和动产进行了区分，金融资产属于动产。孟德斯鸠认为流动性资产可以作为对抗专制主义和权力肆意妄为的堡垒。比如犹太人之所以要发明汇票，是因为他们赚了钱之后特别容易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抢夺，汇票使得财富很容易从一个国家转到另外一个国家。孟德斯鸠的原话十分精彩：“通过这种方式，贸易得以避开暴行，能够在任何地方维持下去。因为最富有的商人只有看不到的财富，它能够转移到任何地方而不留痕迹。这种做法使我们可以把一项巧妙的创新归因于统治者的贪婪，它使商业多少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从那时起，统治者不得不更明智地统治，而他们本来并不想如此。因为由于这些事情，权力的肆意妄为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只有施仁政才能（给君主）带来繁荣。”

斯图亚特说过这样一段话：“政治家惊奇地环顾四周，他曾自以为各方面都是社会的头号人物，现在却感到私有财产的光辉让他黯然失色。当政治家对它伸手时，它却躲开了他的控制，这使他的统治变得更加复杂，更难维持。他除了拥有权力和权威之外，他还要懂技巧，善言辞。”上述这些观点是说，经济的自由会带来政治的自由，因为经济的市场化，特别是金融工具的引入，使得传统专制统治难以为继。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乐观呢？其实不一定。这里，我也想引用另外两位思想家——英国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弗格森和大名鼎鼎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观点。这两个人一方面都同意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的观点，即经济自由会对专制主义提出一些挑战，但他们又提出另外的担忧。比如弗格森说：“（如果人们富有了，他们）对散失财富的担心和对安宁和效率的欲求，可能使得他们（富有的工商业人士）更愿意拥护专制主义……我们若是……仅仅以安宁来衡量国民的幸福，则自由面临的危险莫过于此。”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沉溺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可能使“狡诈或者野心勃勃的人篡夺权力”。他以极为尖刻的语言批评那些为了有利的商业环境而只求“法律和秩序”的人。他说：“一个对自己的政府别无所求，只要求它维持秩序的民族，其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那个将要给它套上锁链的人便粉墨登场了。”

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担心，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用通俗的话来讲，有些人富有了，坛坛罐罐比较多了；坛坛罐罐多的人，特别担心任何的变革把他的坛坛罐罐打碎了，所以他本能地对任何的变革有一种抗拒，尤其对政治的变革有一种抗拒。

总结一下，金融和市场的发展确实带来好多经济自由，使我们变得更为富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且经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体制提出挑战，也会刺激人们对政治自由的需要。但是政治自由的到来，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们富了之后，对秩序、稳定和效率的追求，可能使得他们更为恐惧变革。如果我们要有真正的政治自由，仅仅靠市场化、金融深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

 

（唐杰 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