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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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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教授认为西方思想的演化，几乎每一重要阶段的核心议题，都被同时表达在许多思想家的著作中，而不是敏感依赖于任何个人思想家的思路。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语言接近；其次，以“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为标志的政治格局延续至今，社会交往足够频繁；最后，作为西方社会秩序的核心议题，意味着具有根本重要性，且更可能被更多学者反复提出来研究。目前的研究不是要提出各类假设，而是罗列现有的特征事实，并且可以根据特征事实来探究理论解释。
当代社科叙述的三项核心观念：幸福感、创造性和和谐。创造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解读—个体、群体和文明。和谐也可以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来进行解读。
行为社会科学的演变从冯特创建试验心理学派，到华生创立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再到Homans创立行为社会学。从对私人、不可观测的深层心理分析发展为把公共的可观测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技术的发展使得行为科学的发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1950 微电子技术革命 （电脑）到1980 认知科学革命 （脑成像技术的普及），通过人工智能革命与生物技术革命相结合，新的研究方法产生大量数据，促进了社会科学的范式变迁。未来，脑成像、仿真计算、网络技术可以与统计、调查、量表、实验、基因技术等既有方法相结合，促进社会科学方法的革命。
行为社会科学的三组特征事实：1）群体智商；2）群体创造性；3）人格（气质）的个体差异 （幸福及其决定因素）。第一组特征事实：群体智商。这个特征事实的主要结论是：平均智商长期稳定，只有轻微漂移，并且平均智商对于GDP差异的解释非常强。Sternbert and Kaufman（2017）推翻传统的观念“智商遗传概率在40%-70%之间”，认为基因与文化之间会有共生演化，例如：母代的智商能遗传给子代，并且取决于子代的生活环境。Richard Lynn（2012）又检测了IQ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发现：教育与智商均值正相关；有38项关于人均收入与智商均值的研究，相关系数最高0.89，最低0.51；长期相关系数 1975 -2003（0.82）、1500 –2000（0.71）；婴儿死亡率（-0.84）；寿命：男性0.78，女性0.82；经济自由（0.52）；腐败 （-0.60）；IQ和自杀率正相关，和幸福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03。
群体智商与个体智商的关系，既有文献的结论有两种看法：Pentland （2010）认为二者无关，他认为群体智商依赖于三个条件，平均“社会敏感度”（情商）、群体内部交流的机会平等程度和女性的比例。Bates & Gupta（2017）则认为二者有关，个体智商能够解释群体智商80%并且女性和发言平等并不重要。
第二组特征事实有关群体创造性的决定因素。群体创造性表现为都市的创新能力和企业家为核心的组织化创新活动。随着人口密度的提升，平均的企业家能力得到提升。幂率体现了重要性排序。例如，每一个爱因斯坦级别的头脑需要1000个次级头脑的支撑，如果爱因斯坦级别的头脑和普通大学生之间的幂级是三级，那么为了1个爱因斯坦，需要100万普通大学生的头脑。以上就是先天因素，由此看，中国人口规模很大，想必产生过许多爱因斯坦级别的头脑，可是如果后天因素不足，例如，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因素，不难想象，绝大多数天才在被社会承认之前就消失了。显然，这是如中国这样的大规模人口的群体创造性的极大浪费。可见，”幂律”并不仅仅是重要性排序问题，它的普适性提醒我们关注那些使潜在或先天重要性最终涌现成为真实重要性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因素。例如，北京市政府目前的政策是尽量减少构成低端服务业的外来人口，但”幂律”意味着，假如这一政策有效实施，将诱致本地劳动力分流至低端服务业一只要低端服务业有足够大的需求。虽然80%的低端头脑与20%的高端头脑并存，如果政府删除80%的低端头脑，则高端头脑的相当部分必定降格为低端头脑，依旧要满足“二八”定律。
在群体创造的过程中，上述关于”幂律”的讨论意味着：（1)群体规模很重要，因为先天具有重要性的头脑，与规模正相关；（2)原创思想或观念，与头脑的重要性感受密切相关。或者可以认为，具有重要性的头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产生具有重要性的观念；（3)假设群体内全部个体头脑的先天重要性服从正态分布，由于无法预先知道哪些头脑是先天重要的，尽可能减少头脑浪费的方式是配置资源从而让全体成员尤其是对应于正态分布峰值的成员有表达自己的重要性感受的机会；（4)但是当群体规模足够大时，让全体成员分享表达机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较好的替代方式是“代议制”一逐层级涌现具有更重要头脑的成员，每一层级的成员享有均等的表达机会；（5)或许这是最致命的社会条件：群体必须寻求可及时将新的重要头脑吸纳到与其重要性匹配的层级的纵向流动性机制。
假设群体内全部个体头脑的先天重要性服从正态分布，那么，由于无法预先知道哪些头脑是先天重要的并且由于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社会制度为峰值群体提供足够资源使其潜质得到开发，成为提升群体智商的长期决定因素。如果社会长期不能开发出生于贫困家庭（80%）的聪明孩子的潜力，那么，社会平均智商将向左漂移。
第三组特征事实是有关人格（气质）的个体差异以及幸福。首先是人力资本与幸福之间的正相关。Becker认为人力资本与其他投资有互补关系，他发现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有更高的消费效率、更少的医疗开支、更长的寿命。Becker et al.（2005）在文章中讲述了收入差异的4类决定因素：随机冲击、可继承的社会关系网络、先天能力的不平等和获得人力资本和资产的机会不平等。其次，关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则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伊斯特林悖论（Richard Easterlin）中指出，各国幸福水平不再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上升（70年代）、东欧：正相关 （2010）、中国：U型关系，1990 – 2000 负相关；2000 -2010 正相关 （2012）、美国：倒U型关系，18-50 正相关；50-85 负相关 （2006）。
在人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神经系统叫迷走神经，是我们人类体内最长最古老的神经通道，发源于脑干，通过咽喉、颈部到心肺内脏到贲门附近。长期以来人类科学家只是以为迷走神经跟呼吸、消化、心脏活动和腺体分泌有关系，现在我们发现迷走神经跟我们的道德、快乐、幸福行为密切相关。还有人脑中的杏仁核，它是人类负面信息加工的中心，人在不开心、焦虑、恐惧时，杏仁核充血产生很多不愉快的情绪。因此幸福的人一定不能有过度的负面情绪的活动。所以幸福感意味着杏仁核不能过分活动。另一方面，幸福一定要有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大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神经加工中心叫VTA，它分泌出来的神经化学激素，如类非肽、多巴胺、催产素、血清素，都和我们幸福的体验密切相关 （荷尔蒙铁三角主导情感模式）。同时，大脑前额叶是体验幸福特别重要的区域，意义是我们大脑前额叶的产物，是智慧和理性创造出来的感受，也是各种神经机理的作用。
虽然压力对于人类的健康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人类的态度也能极大的改变压力对人的影响。只要人能够以更为积极的心态面对压力，压力对于人的影响就能够逐渐减小。同时，研究还发现，社会地位与健康也有一定关系，比如一项研究发现，住在伦敦巿西区的男性的寿命比东区的男人多六年；老板比劳动工人活的长；拿过奥斯卡金像奖的明星比没有得过奖的演员多活三年；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比硕士长寿，而有硕士的人比大学或高中毕业生多活几年。对现象的分析认为：1.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时间与空间有控制自如的能力，很少有失控或无可奈何的情景。2.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及友好的亲友社交圈。3.不用挂虑医疗费用，关心健康细节、注重自己的生活及健康情况，有定期的健康检查。但是有钱确实可以让人做到“自主”，能拥有控制生命的能力，能在社会阶层上扮演一个受人尊敬的角色才是重要的。与地位更低的人不同，首席执行官和焦虑的家长都有资源来帮助他们对付所面临的问题。但穷人，顾名思义，是没有多少资源的。因此，马尔莫特和其他一些人提出，能导致死亡的应激的特点是，缺乏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
基于上述三组基本事实（关于群体智商、群体创造性、以及人格（气质）的个体差异），正在涌现的“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应当由这三组特征事实，并与其它更早确立的特征事实（关于个体智商和个体创造性）一起，构成行为社会科学的开端。
雷晓燕老师认为汪教授主要讲述了当代社会科学的三项核心观念，也被用来想象和预测任意文明可能达到的境界：幸福感（灵魂的持久好感）、创造性（个体和群体的）和 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内心）
雷晓燕老师基于“幂率”提出了自己的忧虑，一方面，北京市目前对待低端劳动力的政策是否可能导致更大的负面后果；另一方面，目前教育政策是否应该鼓励支持拔尖，目前的升学考试简单化是否不利于天才的发现以及是否应该继续实施奥数竞赛。但是以上都是基于“幂率”的可靠性，以及“幂率”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张丹丹老师指出，特征事实是指公认不必怀疑只待理论解释的事实。汪教授识别出了三组非常重要的特征事实，主要包括：群体平均“智商”与GDP相关；个体“智商”差异、个体“人格”差异与个体幸福相关；如何持续开发“峰值群体”的智力水平。
人力资本可以增值是体现在收入的提高上。大部分文章在探讨人力资本和收入的关系时，会识别先天智商和后天教育的不同影响。如果控制先天智商，可以发现后天教育对于收入有积极作用。
根据James Heckman的研究，智商在3岁之前就已经基本确定，所以要干预儿童智商需要在3岁之前。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西部贫困农村，一般孩子在两岁半到三岁半的智商低于90，这意味着这些群体是需要干预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先天的基因不行，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后天养育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因为母亲的陪伴能够大量的促进智商的发育，而这些孩子大多为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