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日-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瑞意高等研究所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太舞小镇举行《人·地·社会—太舞跨学科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行为经济学—人、环境问题—地、老龄健康问题—社会。

蔡运龙教授认为目前主要的环境问题有：全球气候变化、污染（尤其是雾霾）和土地（陆地生态系统）等。而政府在解决环境问题时寄予了极大希望于科学和科学家，并且在环境问题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但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政治问题。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和应对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和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正是气候变化催生了新的地缘政治工具。从气候变化的成因来看，气候变化的成因仍然有人为排放说和农业排放说两种说法，这其中会涉及到几方面诉求，一个是政治诉求。第二个是利益集团的诉求，主要是传统工业利益集团的诉求，因为环境问题的举措涉及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第三个是科研诉求和SCI的诉求，全球气候变化催生了大量的科研项目。最后是媒体的诉求，媒体通过不断的报道气候变化这个热点问题来提升自己的曝光度。

从气候变化的责任来看，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之后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同国家分别提出按排放总量、人均排放量、累积人均排放量等指标分担。不同的指标分担表现出诸多的国家利益冲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所有的国家针对排放大国的矛盾。

从气候变化的应对角度看，国际上倡导2050年前将CO2浓度稳定在450~470 ppmv。但是如果按照此限度在各个国家之间分配份额，就成了一个关乎国家利益和发展的严峻问题。因为按照这个浓度来控制，那么实质上掩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排放和当前人均排放上的巨大差异，并将剥夺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权。蔡教授通过发展需求的五个维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层面应该有所不同。

对于雾霾问题，其本质也是发展问题。目前，我国面临着极大的雾霾危害。但是关于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学界其实已经比较清楚。因此问题不在于机理是怎样，而在于如何控制这些污染源。比如在奥运会、APEC、“一带一路”等重要国际活动期间，政府都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控制污染源，使得北京在短期内暂时解决了雾霾问题(所谓奥运蓝、APEC蓝、一带一路蓝等)。但这种政治手段都是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的，因为不但对北京周边省份造成了经济伤害，更有可能转化为社会问题。控制污染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善比较低端、粗放的产业、能源和交通结构。上述这些都是要改变发展方式和发展观念，这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对于土地问题，蔡教授列举了在喀斯特地貌中务农的图片说明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脆弱-人口压力-贫困”恶性循环。土地退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与之对应的是我们不光要从环境角度来看问题，更要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同时，通过列举“农村自留地”的例子，蔡教授认为，土地产权对于土壤好坏来说也非常重要。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官员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竞标赛模式，导致了形形色色的恶性竞争。许多与短期增长没有直接关系但有时民众迫切关心的问题都被忽略了，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也不得不通过引进低端产业来提升GDP。“晋升竞标模式”的政府体制是造成目前环境问题的一个根源之一。

目前对于土地问题，在科学技术上下的功夫过多，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下的功夫太少。西南喀斯特地区的 “坡改梯”以及“花椒土地”的例子说明仅从工程技术上着手是“脱离社会实际的”。同时，通过列举广西自然恢复的例子说明在生态修复过程中，一定要以自然修复为主。通过解除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让土地修生养息。针对依然有“人为改造”案例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土地财政及“占补平衡”的土地政策。另一方面也是有各类考核标准导致急功近利。

生态政治的解决之道可通过把污染和市场的外部性内部化、或者通过改变地方官员考核的指标体系，加入绿色GDP等考核指标以尽量减少地方官员片面追求GDP而忽视环境成本的政绩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问题。同时，通过均衡区域发展，消除贫困，增加对于土地价值的认识，重建土地价值及进行生态补偿，明晰土地产权来防止土地退化。其次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要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发展的可持续性，大力提高能效与节能，优化能源结构，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推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同时还可以通过土地利用转型来促进经济发展，包括开发多种功能、调整土地结构、集约与可持续利用等。最后是科学技术层面。包括继续研究减缓气候变化和雾霾等污染的科学研究等。

李秀彬教授认为，目前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缺乏政治视角。我们政府和社会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忽视制度政策、利益相关方在其中的作用。生态政治是从人地关系中衍生出来一个人人关系。“我们认为我们是公共利益的代表，那么我们认识的人是大写的人，是宏观的人，而不是具体的某个集体的人。而今天生态政治视角的引入就拓展了人地关系。让我们能够从更多的角度来审视环境问题。”地理学为人类提供一个眼睛，但这是一个马赛克的眼睛，我们更多的关注了区域差异。但是生态政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冲突和博弈。这是因为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组成，政治就是这些团体的博弈、妥协。政治也是治理。比如雾霾涉及到产业和各类经济集体的博弈。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水资源、水灾害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问题。假如上游利用太多，下游就少。或者上游的利用方式也对下游产生影响。这些都是外部效应。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之间的资源消耗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只有从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来看，才能够把这个问题理解的更加深刻。

从科学至上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那就是理性规划、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但对于一些复杂问题，比如经济、社会、环境的问题，有时候可能就不是问题，而是一个悖论。比如环境管理方面，大自然虽然是一个整体，但我们总是要把他们分科，分开来进行管理。大自然有时候可能是整体发生了问题，但是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一般都只会从分学科、分部门的角度去看问题。有人提出“大部制”，但是细想就会发现，大部门下面依然要分各个司局。所以，此时应该回到政治上来。虽然政治可能不是解决之道，但是是一个规划、协商和妥协。这与我们的传统思路—“我们要去解决它”是两个不同的思路。目前学术界有好多问题都是伪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设置和依赖理性规划、和自我的定位在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宏观表述的人有关。问题的设置是指向解决问题，为政府提供解决方案。但是对于生态环境的问题，我们知之甚少，比如种树到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什么，蒸腾作用是多大，水土保持水分有多少等等都有待研究。所以提倡研究真问题，真学术。

叶超教授认为，环境问题，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发达国家不断把落后产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迫不得已选择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我们不仅站在中国的视角去看问题，也应该从全球的角度看问题，更应该从公平公正、人类问题的角度去看问题。他认为发展问题的核心是结构，结构问题的核心是制度，制度问题的核心是平衡，平衡问题的核心是尺度。

对于结构问题，刘易斯模型认为发展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越来越多的理论否定了这个潮流，因为随着发展，社会问题、环境问题都越来越严重。这使得我们重新思考发展问题。思考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结构问题随着发展也越来越多元化，这也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对于平衡关系，人是分成很多方面的，除了市场之外，更多主体需要参与进来，包括一些弱势群体。而这是通过一个自发的方式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对于尺度问题。国际尺度是国际间经济制度的博弈，比如石油资源等的流动导致环境资源的不平衡。也有国家尺度，就是在国家层面看发展模式的变化。还有其他的尺度，比如省、市的尺度。不同尺度之间也是互相关联的。未来，搞清楚这些尺度之间的关系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