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2017年6月16-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20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

本期简报报告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James Hines、清华大学的刘潇、University of Chicago的Eric Zwick的发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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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Hines: 政府治理能力影响着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税收（international tax）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和关注。目前的文献中已有许多关于国际税收的理论及其影响的证据。通过简单的回归分析以及避税港和其他地区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国际税收会影响FDI的规模和地域选择。低税率地区吸引更多的FDI，其中FDI和税率的弹性的估计值可能达到3。在国际税收对FDI的影响研究中，避税港在企业FDI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以美国为例，2004年，美国企业的外国子公司在52个避税港的资产占到了这些子公司总资产的27.1%，低税率使得美国企业在这些避税港的经济活动总量扩大到了三倍以上。

此外，本国的税收制度也会影响对外投资。2010年，34个OECD国家中有26个对企业的国外子公司的利润免税。而这些国家对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CFC）的制度也很不相同，不同的体制所带来的避税激励会对企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可能会刺激企业进行收购兼并、拆分、债券融资和利润汇出等。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外国收入的征税通常推迟到利润被调回美国。1975年和1986年，这些税收推迟被相继取消，并且在1986年为国外收入设置了独立的一篮子项目来计算税收抵免限额。这些税收体系上的变化使得美国对外投资或参与国际合资的成本大幅上升，从而使美国在全球国际合资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另外，各国通常在跨国公司的外国收入被调回本国之后对其进行征税，这一制度使得纳税者有激励延迟税收的调回，甚至永远不将收入调回本国。2005-2006年，85%的特定调回收益在美国暂时被豁免了，而在这两年调回本国的外国收入出现了明显的升高，这一证据进一步证明了企业在面临国际税收体制下的避税激励。

此外，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利息支付可以用来进行税收抵扣，但支付给股东的红利却不能抵扣税收，这一体制导致了其他避税行为，例如给那些有债务而不是有权益的企业进行融资的激励。实证的证据表明，同一母公司的设立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如果该国的税率高10%，那么这些子公司平均有3.2%更高的负债资产比。

最后，跨国证据表明，拥有低税率的国家通常有更快的增长，避税港在全球化时代通常比别国的增长率都要高。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国家都成为了避税港呢？一方面政治家需要设立合适的税收政策，同时低税率需要和良好的政府治理、自由的媒体、良好的法律执行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完善的产权保护结合起来，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避税港通常规模较小、更加富裕，同时也拥有较好的政府能力，这样才能使低税率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刘潇：有效的信息提供会提高养老金项目参与率和家户消费占比

社会福利项目的低参与率可能是因为符合条件的参与者较少，但也有可能是因为项目的社会知晓率较低。目前研究中发现的提供信息对公共项目参与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这可能是因为只提供信息是不够的，信息的内容、传递表达的方式和清晰程度等，都会对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发达国家相比，养老金计划参与和家户消费的关系在中国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提供养老保险回报可能会通过收入效应对家户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也有可能通过替代效应对家户消费产生负向的影响。

我们利用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向家户提供养老金项目信息对个体的项目参与率以及家户消费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在广东挑选三个城市，珠海、揭阳和湛江，来进行随机实验。我们选取了这三个城市中参与城乡住户调查（UHS）的共1204个家户，随机分为四组，分别是1）控制组，只大致介绍老年人的退休金项目，包括收益计算法则等；2）BE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又向住户举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计算养老金；3）BEC组，在BE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住户对比养老金回报和银行储蓄回报的差异；4）IBC组，和BEC组相似，但用项目实际参与者的缴纳保险金来实际计算项目的回报。

通过实验发现，和控制组相比，BEC组45岁以上的人参与养老金项目的比例显著上升，这一效果主要由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与率上升带来，而非职工养老保险参与率的上升导致。短期效果来看，和控制组相比，IBC组在实验期的消费收入比显著地上升了，而这一效果在实验之后依然存在。

我们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首先，和对照组相比，提供具体的收益计算例子并和储蓄收益相对比可以显著增加养老金项目的参与率，这一效果对45岁以上人群的效果尤其明显。其次，当重要的信息和更加个人化的信息相结合的情况下，这些信息会显著地增加家户的消费占比。因此，向家户提供信息手册的有效性会显著地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调查之后的数据显示，92%的受访者认为小手册对他们了解养老金收益很有好处，60%愿意未来继续收到这样的小册子。通过印发小册子等手段，个体可以获知更多关于养老金项目的信息，也可以大大降低他们对未来退休后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我们的研究也提供了更有效传递信息的有用渠道。

 

Eric Zwick: 税收政策会显著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税收政策可以有效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也成为二战之后，政府制定税收手段的标杆。但在现实中，税收会增加企业的多少投资呢？

举一个企业采购电脑的简单的例子，假设企业购买1百万美元的电脑，那么在正常年份的税收减免时，企业的现金返还（Cash Back）为311000美金，而如果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在第一年多折旧50%，那么企业的现金返还（Cash Back）为331000美金。美国自2001年起陆续实施了两轮税收优惠制度改革，将当期折旧的优惠力度从2001年的30%逐渐提高到2010年的100%。这一折旧优惠力度可能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折旧优惠对于耐用品的优惠程度更大；而另一方面，在各个行业产品的耐用程度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就为我们的研究设计提供了依据。我们首先可以利用税收数据，直接计算四位行业编码产品享受的税收力度的加权平均值；其次，我们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颁布时间的差异，采用倍差法对来检验税收优惠的刺激作用。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生产耐用型产品的行业和生产短期产品的行业在引入税收优惠政策之前，其投资水平和企业进入比例差异并不明显；而在税收优惠引入之后，两个行业的投资和进入状况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同时，这一现象也只是局限在可以领取税收优惠资格的行业中。

同时，美国的另一种税收优惠政策，也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美国政府允许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裁量折旧利率，而如果超过了这一范围，就要遵从美国政府制定的折旧规则。从1993年到2009年，美国政府将这一范围的上限从17500美元提高到了250000美元。紧接着，我们从数据中可以看到，每年企业的投资都会在这一上限处集聚，例如在1993年，企业的投资集聚在17500美元；在2009年，企业的投资则集聚在250000美元处。这说明，政府的税收政策可以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摩擦、最小化纳税额的激励、或者生产设备销售商的劝说行为，都可能导致企业对税收政策有着积极地应对举动。但是，究竟哪些企业受影响最大？这样的税收政策，究竟节省了企业的哪部分的成本？是否需要深化企业税收改革以便利企业发展？这都是后续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