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6年第055期（总第1299期）

背景介绍：2016年8月28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主讲的讲座“引领发展新潮流——G20杭州峰会观察展望”在朗润园万众楼二楼举行。我们将分两期简报报告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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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G20峰会的前生今世

第一次G20峰会是在2008年11月15号召开的，但是G20概念付诸实践至少可以追溯到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认识到要想维持全球经济的稳定，仅有发达国家之间的沟通协调还不够，还需要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形成了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对话会，就是G20峰会的前身。

G20和G7作为经济合作平台，都是经济大势与国际治理架构演变的产物，前者是从后者派生而来的。二战战后西方世界适应美国经济实力超群的历史现实，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七十年代，由于欧洲和日本的追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以就得有新的协调机制。1973年年初美国财政部长邀请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到白宫一楼图书馆开了一个私密性的非正式协调会，史称“图书馆集团”或G4，不久日本设法挤入变成G5。1974年法国总统德斯坦倡议举行五国首脑峰会（G5峰会），后应意大利请求参加在1975年11月举行时实际为六国峰会（G6峰会）。作为对法国容许意大利参加峰会的某种平衡，1976年美国作为主席国在北美波多黎各举行第二次峰会时邀请加拿大参加，形成后来七国集团（G7）相对稳定的架构。1997年把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拉进来变成G8，但是原先七国仍起主导作用。随着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演变态势明朗化，2014年3月G7集团领导人决定暂停俄罗斯G8成员国地位。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G7倡议于1999年举行G20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取得明显效果。新世纪初年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显著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客观需要把G20对话从部长级别提升到领导人层面。2003年6月G8东道国法国邀请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2005年7月G8＋5峰会在苏格兰举行，，随后几年举行过类似对话会。与此同时，G7内部出现创建G20领导人正式对话机制的呼声，例如加拿大总理马丁2005年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系统阐述创建20国领导人（L20 Forum）论坛的主张。然而历史表明，全球治理结构重大调整变革，仅仅有现实需要还不够，往往还要有重大历史事件推动。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为G20峰会出现提供历史契机。

美国金融危机催生了G20峰会。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引发全球震荡。在2008年9月23-25日召开的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上，秘书长潘基文致辞呼吁“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应对”。9月2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联大发言时，把危机描述成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金融混乱，呼吁11月举办领导人峰会决定如何应对问题并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很多国家领导人响应他的建议。10月10日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与美国布什总统通话，强调应对金融危机需要发挥中国的关键作用，力劝举办包含中国在内的G20峰会。10月15日G8领导人声明，指出必须修补全球金融监管的漏洞，为此要寻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10月18日法国萨科齐总统与欧盟执委会巴罗佐主席访美，确定召开国际金融峰会。10月21日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通电话，通报举办国际金融峰会计划并邀请中国参会。10月22日美国宣布将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国际金融峰会。

第一次峰会名称是“二十国集团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华盛顿峰会”。峰会宣言在分析危机根源基础上，就“已经和将要采取的行动”、“金融市场改革的普遍原则”、“部长和专家的任务”、“致力于开放的全球经济”等议题达成四方面共识。各国承诺“继续积极努力，进一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稳定金融体系”。宣言还通过“关于落实改革原则的行动计划”。峰会决定在2009年4月30日之前再次举行会议，审议已经确定的有关原则和决定的落实情况。近八年以来共有九个国家举办了十次峰会，中国是第十个峰会举办国，杭州峰会是第十一次峰会。

G20峰会不设秘书处与专门执行机构。而是采用以峰会为引领、以协调人与财金部门“双轨机制”为主渠道、以部长级会议与专题工作组为支持、以IMF及OECD等国际组织为辅助的运作方式。2011年以来一年召开一次峰会以及若干次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专题工作组推动并评估有关议题的实施情况，相关国际组织就特定议题提供专业咨询。

G20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代表性。G20成员国的人口占全球2/3，国土面积占60%，GDP占90%，贸易额占80%，包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区域平衡。第二是平等性。G20采用寻求共识、协商一致的运作原则，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够相对平等地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进行沟通协调及合作。第三是务实性。G20围绕现实问题设置议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是演进性。G20能够因应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形势发展与矛盾演变，调整充实峰会议程、内容与行动方针，体现国际治理架构的演进性与可塑性。

二、G20杭州峰会的谋划筹备

中国为G20杭州峰会做了大量谋划筹备工作。

第一，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2月1号发布关于G20峰会的致辞，系统阐述了办好G20杭州峰会原则方针。习主席首先称G20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论坛，在引领和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习主席指出目前国际经济合作又走到一个重要转折点，G20“理应谋大势、做实事，推动解决世界经济的突出问题，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而努力。”此外，他提出“我们应该致力于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和结构性改革，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活力。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开好G20峰会最重要的意义在致辞中都点到了。最后习主席宣布在杭州接待各国领导。杭州是历史名城，又是创新之城，既有中国文化的韵味，也有面向世界的宽广胸襟。最后习主席承诺，杭州G20峰会将呈现给世界别样的精彩。

第二，中国确定了“4-i”峰会主题，统领峰会筹备。“4-i”就是我们听到的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八个字其实跟十三五的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有非常多交集的，这一点也很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召开峰会，愿意把自己正在努力做的事情跟国际发展方针结合起来，将国内政策跟国际政策打通。这是只有大国才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做通了，一个国家才真正能够承担国际领导者的身份。中国在设计G20峰会议程的时候，对于结构性改革有相当深入的理念性的认识。结构性改革不仅可以在国内推动，也可以在国际上推动。不仅中国的问题是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全球的问题可能也是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这个方法论我觉得是对的。

第三，确定峰会议程与重要专题会议。G20峰会已经召开了十次，很多内容都讨论过了，不同国家在组织峰会的时候也都有自己的贡献。杭州峰会可以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跟以往峰会的联系和传承，同时包含大量中国元素，体现中国引领发展潮流的贡献与特点。中国为举办峰会设计了涵盖4大领域21个分项的全面议程。年初外汇市场很不稳定，这次会议关注汇率政策的协调，拓宽了宏观政策协调的领域。过去G20峰会没有专门就外汇市场做过具体讨论，这次是中国引导推动下取得进展。

第四，维护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2011年的戛纳峰会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做了大量准备，包括到中国南京专门召开国际货币研讨会。但是没想到欧债危机因希腊需要二次救助而进一步加剧，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欧元前景的担忧，戛纳峰会重心点势必要一定程度转变到应对欧债危机的阶段性变化上，对贯彻原有峰会设计意图和计划带来一定程度干扰。中国要办好这次峰会，一方面要有很重要的议题设计，达到中长期创新增长方式与引领发展潮流的目的。另一个方面要务必确保全球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这一点在我国领导人有关办好峰会的指导意见中有明确要求，在2月到7月三次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针对形势演变有具体得力合作协调措施。从大半年情况来看，全球经济保持了大体平稳与复苏增长态势。IMF预测全球全年GDP增速3.16%，比去年略高一点，虽不是一个很强劲增长数据，至少说明经济总体维持了平稳局面，对开好G20杭州峰会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针对英国脱欧和欧洲一些大银行的风险暴露，G20部长级会议不断地对这些问题采取协调性的行动，对于控制风险扩大也起到积极作用。
    
（唐杰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