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2016年第037期（总第1280期）

 

背景介绍：2016年6月22-24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联合举办的第18届NBER-CCER年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我们将分五期简报报告本次活动。本期简报报告日本神户大学教授赵来勲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刘国恩教授、雷晓燕副教授、张丹丹助教授的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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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来勲：中国户口制度对贸易的影响

中国的户口制度始于1958年，最初的目的主要是控制失业率及限制进城人数，为工业化进行原始积累。这种人为造成的农村与城市分割，相当于是对农村征税，以补贴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正因如此，户口制度也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秘诀。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户籍制度的不断放宽，大量农民工开始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这一过程对中国的出口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贸易格局的反转。中国初级产品（主要包括原材料和农产品）出口占比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50%下降至了2011年的4.5%。不仅如此，中国还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大豆进口国，第二大大米进口国，小麦、玉米的进口量也位居世界前十位。与此同时，另一大影响是中国贸易量的激增。2012年中国的贸易总量达到3.87万亿美元，同年实现贸易盈余2千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大量劳动力从农村得以解放，进入城市制造业。

在Ricardo-Viner，Harris-Todaro和Lewis经典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引入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因素，以考察其对于贸易格局的影响。在一个由农业、制造业两部门组成的经济体中，户籍制度表现为农民工中只有一定比例的劳动力被允许获得城市户口，而这一比例由政府外生给定。如果我们将极端情况（完全没有农民工迁移）和一般情况（农民工部分迁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当允许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后，城市的就业会增加，农村就业会下降。相应的，制造业和农业部门产出也会一升一降，进而可以解释我们看到的贸易部门扩张。

事实上，这一模型还可用于考察一些其他制度对于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如：出口退税政策、外商直接投资、经济特区、城镇化进程、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农业税以。上述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都可抽象为模型中“城市户口配额比”这一参数的变化。

 

刘国恩：健康对中国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这是近年来在中国关注度不断升温的一个问题。收入流动性，就是收入分配状况的演变模式。为了理解当前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代际间的收入分配情况到底如何？二是收入流动性动态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驱动？

现有研究大多认同中国的收入流动性高于美国，并且农村的流动性高于城市。但对于城市、农村的整体收入流动性变化趋势，文献中始终没有一致的结论。对于城市的收入流动性，一方面有观点认为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200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收入流动性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另一方面，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城市收入流动性在2000年之后有所改善。类似的争议也存在于对农村收入流动性的讨论：认为农村收入流动性降低的一方，给出的证据包括，1987-2002年间，中国农村中等收入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但另一面也有研究发现，农村收入流动性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稳定的过程。而有关健康对收入的影响，以往文献多是从生产率、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等角度去看。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贡献如下：首先我们改进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测度指标，分短期、长期分别估算了基尼系数，并将收入不平等来源分解为暂时性和永久性因素。其次，我们还考察了健康人力资本对于代际间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在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方面，我们使用的数据是1991-2011年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数据。样本覆盖了全国九个省份，是关于中国收入和健康、营养状况可得的最长面板数据。据此估算，中国的短期基尼系数非常高，介于0.39-0.46。但是，长期基尼系数则要低得多，约在0.31-0.37之间。中国的收入流动性高于美国及许多高收入国家，这一点无论是从相对收入排序的相关性（介于0.323-0.513），还是从Shorrocks指标（介于0.772-0.822）来看都成立。将收入不平等因素进行分解，我们发现收入方差的扩大，主要是由暂时性收入方差扩大造成的（0.42-0.62），高于由永久性收入方差上升带来的影响（0.34-0.50）。

利用事件分析方法，我们发现健康冲击对于收入流动性有显著影响：在4个子样本中，健康的不利冲击会使得个人收入排序下降1.056-4.552，对应于个人收入水平下降1660-3384元。

 

雷晓燕：父母缺位对子女精神健康的影响

当前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父母缺位将对子女精神健康造成何种影响呢？理论上来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可能因为缺少父母关爱而形成长期精神抑郁，但另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在经济、食物等方面的条件改善，这也可能增进其心理健康状况。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人民大学2013-2014学年的中国教育面板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CEPS）数据。样本涵盖了全国随机选择的28个县，而在每个县中又随机挑选了4所学校进行调查，每所学校内又进一步随机挑选7、9年级班级各两个。受访对象包括了所在班级的全部学生（近20,000人）及其父母、老师还有学校领导，问卷中对学生精神健康状况（过去一周中，是否经常感到沮丧？）以及父母缺位现状均进行了记录，使得我们可以分户口、性别来考察父母缺位对子女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结果显示，分户口来看，农村儿童中双亲均缺位的现象最为严重，占比接近18%。对于城市、农村儿童，出现频率最低的情形均是只有母亲一方缺位，这一比例不到4%。总体而言，农村儿童比城市儿童抑郁比例更高，同时女孩比男孩更易于抑郁。此外，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样本，抑郁可能性最低的都是那些和父母双方在一起的儿童，并且这一点对于男、女皆然。对于女生，只有母亲一方不在身边时抑郁可能性最高；对于男生，父母亲都不在身边时抑郁可能性最高。从个体特征来看，那些父母缺位的孩子普遍来自于低收入家庭，并且父母多是经常吵架。同时，这些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大多比较疏远，也不太愿意向父母寻求帮助。

经济条件的改善确实可以部分弥补父母缺位对子女精神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但这仅限于城市儿童，对于农村儿童并不成立。对于农村儿童，除了经济因素、家庭关系外，在校关系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我们给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取消造成父母缺位的制度性障碍，具体措施包括：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读，推动异地医疗保险改革等；2）对于城市、农村儿童，都应重视家庭关系的和睦。此外，对于农村儿童，还应尤其关注在他们的在校关系。

 

张丹丹：父母缺位对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影响

过去三十余年间，伴随着中国的农民工进城浪潮，城乡的家庭结构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迄今为止，中国的留守儿童人数已经达到了6100万，占到农村儿童的38%、全国儿童总数的22%。那么对于人数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父母缺位将对他们的成长有何影响，以及相关的农民工犯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试图探究的问题。

研究中用到的犯罪样本由深圳一所男子监狱中的1200名服刑人员组成，他们都是在广东省的深圳或东莞市被捕的，这其中85%都是农民工。我们从中随机选择了1000名服刑人员参与实验研究。

第一个问题，父母缺位是否会导致子女更高的犯罪率？答案是肯定的。具体而言，父母中多一人离开子女身边，将导致子女犯罪率上升60%（对应1.5个百分点）。其他一些有显著影响的变量还包括：自身以及母亲的教育程度，两者越高时犯罪率越低。

第二个问题，父亲/母亲的缺位对于子女犯罪率影响是否一致？答案是否定的——父亲不在身边的子女犯罪率明显更高。但父母离开子女的时间长短对犯罪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不同原因造成的父母缺位对于子女犯罪率的影响有无差异？父母缺位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进城务工、离异，以及疾病。实证结果显示，一方面，由于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的父母缺位会显著增加子女犯罪率，但另一方面，低于由其他原因造成的父母缺位影响。

进一步，我们还想对父母缺位对子女犯罪率的作用渠道进行探究。首先考察的是教育，结果显示，父母缺位，尤其是母亲缺位，确实会显著降低子女的受教育年限，但在校时间并不是影响留守儿童犯罪率的作用渠道。接下来考察风险或时间偏好。对于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他们明显更偏好于风险活动。此外，父母缺位还会从言传身教的渠道影响留守儿童犯罪率，表现为留守儿童更难从父母那里习得一些社会准则，尤其是母亲的缺位不利于子女独立性和利他精神的培养。

最后，父母缺位还有哪些其他影响呢？一方面，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子女在犯罪类型、以及吸毒行为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另一方面，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尤其是那些留守儿童，他们参与赌博活动的概率会明显增加。

基于此，我们建议应减少那些人为造成父母、子女分离的农民工相关政策。此外，对于因不同原因造成的父母缺位应区别对待：对那些留守儿童，应主要关注他们的精神健康和行为问题。而对于那些因其他原因导致父母不在身边的儿童，还应尤其关心他们的教育问题，以及良好品行的养成。此外，农民工子女由于缺少父母关爱，而更容易参与如赌博这样的高风险活动，这也是要引起注意的。

 

（唐杰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