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1日下午，来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的Gordon H. Hanson做了题为“贸易调整：工人层面的证据”报告。以下为此次报告的主要内容。

Hanson教授主要探讨了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对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产生的长期影响，数据是来自美国社会保险署SSA，Hanson教授检测了贸易冲击对于工人的累积收入，雇佣情况，行业转移以及社会保险的领取情况的影响。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如行业进口与行业国内需求以及生产力冲击的关系，文章选择了美国从其他高收入国家进口的增加作为美国从中国进口增加的工具变量。

Hanson教授指出我们考虑贸易冲击对于工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工人在行业内或行业间跳槽是有成本的；2）工人在求职和适应新工作的过程中是有成本的；3）在那些受到贸易影响的行业中工资降低更容易使工人退出劳动力。

这篇文章的数据主要来自于生于1943到1970年间的工人，这些工人在样本期1992到2007年间的年龄为22岁到64岁。其中，回归使用了两个样本，全样本为在1987-1989与1990-1992间各有一年有工作收入的个体，包括了880465个工人；子样本为更稳定的劳动力，即在1988-1991年间有平均年收入7950美元的工人，包括了511792个工人。

标准的回归模型是贸易冲击以及初始贸易对工人累积收入的回归，其中，文章控制了工人的各项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种族，以及初始的雇佣情况和年收入，公司大小；另外，文章还控制了1991年时行业的经济状况。累积的收入加总了在长期贸易冲击对工人的影响。由于文章的回归控制了工人的各项特点，所以能够衡量相似的工人在不同的贸易冲击下是不是有不同的长期结果。

这个回归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这些易受更大贸易冲击的工人是否更容易受到一些其他的冲击，这样文章就不能单独分离出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对他们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章又控制了十个关于行业的变量，以及一系列关于行业指标的变量，如资本-劳动比例，资本增值比，行业平均工资，受来自其他国家的贸易冲击情况等等。使用这些行业指标的原因在于，比如，一个行业使用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决定了这个行业受到技术冲击的程度，而一个行业受其他国家贸易冲击的程度表明这个行业总体受贸易冲击的程度。

在文章考察的时期内，美国的制造业经历了一个下滑期，特别是在劳动密集的行业里，那么，另外一个可能的假说是，来自中国贸易的增加是由于美国制造业的下滑，而不是造成下滑的原因。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文章控制了每个行业的雇佣率以及在样本期前16年间的平均工资。这些变量描述了制造业行业内的趋势。

回归的结果表明，在子样本中，即比较稳定的劳动力中，来自贸易的更高程度的冲击使得工人的累积收入显著减少。接着，文章控制了关于工人特征的一系列指标，系数减少了五分之一。为了解释行业间的差距，文章又控制了关于行业的指标，结果仍然显著。

在另外一个回归里，作者用与上述回归相同的自变量对工人的雇佣年份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来自贸易的更高程度冲击导致工人的雇佣年份减少，但系数并不显著；接着，我们对工人的平均年收入进行了回归，结果表明，来自贸易的更高程度冲击导致工人的年平均收入显著减少。这说明，来自贸易的冲击主要是减少了工人的年平均的工资，而不是减少了工人的工作年份。

工人们会如何应对来自贸易的冲击，他们会离开现在的公司，现在的行业，甚至离开制造业，抑或是继续留在现在的职位并忍受更低的工资？在第一个回归中，继续留在初始职位的工人的累积收入由于贸易冲击显著减少；而贸易的冲击使得工人更容易更换工作；在第二个回归中，换了工作但仍然留在初始行业的工人的累积收入也由于贸易冲击而减少；而离开行业的工人虽然累积收入有所减少，但减少程度被转换行业的收入抵消了一部分。回归继续表明，受到贸易冲击的工人更容易离开初始的公司，初始的行业，甚至离开制造业。

接下来，文章讨论了来自贸易的冲击与接受社会残疾保险SSDI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贸易冲击与同时接受SSDI和劳动收入的年份正向相关，但系数并不显著；贸易冲击与只接受SSDI的年份显著相关，说明更大的贸易冲击使工人更容易停止工作，而以领取社会救济为生；而更大的贸易冲击使得工人领取了更多的累积社会保险。

数据表明，在工人接受SSDI的年份里，SSDI支付的费用抵消了47%工人的初始平均收入。而为什么SSDI有如此高的替换率，但只抵消了那么一小部分的收入损失？原因在于，更高的贸易冲击虽然使得工人更容易接受SSDI，但影响并不算大。比较在贸易冲击程度为10%与90%的制造业工人，接受SSDI的概率上升了仅仅2.1%。也就是说，贸易冲击造成的收入损失主要发生在那些仍然在工作而无法领取SSDI的工人身上。

到此为止，这篇文章的回归并没有考虑不同特质的工人之间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有何不同，考虑到中国在低技术工人方面的比较优势，很有可能贸易冲击对不同工人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接下来，文章把工人进行分类，比如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工人，分为男性和女性等等。

回归表明，贸易冲击的不利影响主要发生在低收入的工人上，这种影响是全体样本的两倍，而这种影响甚至是对高收入工人的八倍。而接下来的回归表明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受到贸易冲击的初始年份里，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工人同时遭受了很大的收入损失，高收入的工人通过转换公司或者行业迅速地弥补了这一损失，而低收入的工人无论是在行业内转换公司或者转换行业都未能抵消这一损失。另外，贸易冲击的不利影响也主要发生在女性上，而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女性构成了更大比例的低收入工人，比如73%的女性一开始是低收入工人，而只有29%的男性在一开始是低收入工人。这说明，无论是对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工人，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唯一能够减轻贸易冲击对收入影响的途径是在其他的雇主处重新找到工作。而高收入的工人在公司和行业之间更具有流动性，因为高收入的工人在初始雇主处工作减少的年份是低收入工人的两倍。

关于群体异质的另外一个疑问在于，是否更加年长的工人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更加明显，因为年长的工人更难去找到新的工作，适应新的雇主，亦或是年长的工人在初始的雇主处更不容易被裁员，因为初始的雇主更愿意去裁掉年轻的工人。

文章把样本分为三个子样本，分别代表年轻工人，中年工人，和相对年长的工人。回归的结果表明，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即年轻的工人受到更大的贸易的影响，而年长的工人受到的贸易冲击的影响更小。回归表明，年长的工人因为贸易冲击的影响雇佣的年份更少，但是年轻的工人的年均收入有更加显著的下降。

最后，关于群体异质对贸易冲击的文献提出公司的大小对贸易冲击的反应不同，Melitz关于企业异质性的文章指出，大公司抵抗贸易冲击的能力更强，因为大公司更高的生产率使得他们的产品更容易出口。 回归表明，贸易冲击对于大公司的工人的累积收入影响更大。这篇文章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来自大公司的工人受贸易的影响更大，许多之前的文献也提出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指出，受到贸易冲击的工人有更少的累积收入，更少但不显著的雇佣年份，更少的年均工资，更大的对社会残疾保险的依赖。这些工人也更容易离开他们初始的雇主，初始的行业以及离开制造业。另外，不同的工人群体受到贸易冲击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低收入的工人，年轻工人以及女性工人受到更大贸易冲击的影响。

 

 

（李乐融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