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新结构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召开。我们分五期简报报告此次会议内容。本期报告Barcelona大学的Teignier-Baque，George Washington 大学的Roberto Samaniego，北京大学的张鹏飞，George Washington 大学的Yongseok Shin，首尔大学的孙希芳和CSIC的Alessandra Bonfiglioli六位报告人的演讲内容。

Teignier：国际贸易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

农业部门生产率低下是解释跨国间农业部门规模、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的重要原因，且农业生产率高增长被认为是一国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原因是当缺乏农产品贸易时，一国必须把资源分配给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经济。Teignier认为，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缩小一国农业部门的规模，加速工业化转型的速度。
Teignier比较了英国、美国和韩国三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例子。19世纪初，英国农业人口比重不到40%，同时期美国约80%。19世纪末美国农业人口比例才下降到40%左右。到2000年，两国农业人口比例都不足2%，200年时间里，两国的农业人口比例经历了持续下降的过程。韩国经济转型过程更快。1950年韩国农业人口比例高于80%，即2000年该数字已不足10%。工业转型过程比英美两国加快了150年。农业人口比例下降是否伴随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呢？从数据上看，相同的农业人口比重，韩国和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大致相等，这表明韩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经济转型过程类似。英国在同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上，其农业人口比例都低于韩国和美国，表明英国经济结构转型更早，且转型过程和韩美不同。
为了分析一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Teignier教授在两部门的新古典一般均衡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国际贸易。在模型中，消费者的农产品支出份额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自给自足的经济中，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会逐渐把资源分配到工业部门，该过程是缓慢的。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价格，该国就会进口农产品并导致农业部门收缩，经济结构转型加速。
经校准后，该模型可用来解释英美韩三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其结果显示，美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是农业部门生产率高速增长。但国际贸易对英国早期经济转型的作用极其重要。如果英国经济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在1800年其农业人口比例应该是80%而不是35%，且国际贸易带来了年均5.5%的跨期福利增长（以消费支出衡量）。国际贸易在韩国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但其效应要低于英国。如果韩国不对外贸易，其农业人口比例在初期应该是72%而不是62%，年均跨期福利增长大约只有0.4%。且如果韩国不对农业部门实施贸易保护，其农产品贸易规模会扩大，经济结构转型速度进一步加快，在1979年就可以使农业人口比例下降至10%以下，且跨期福利增长能达到英国自由贸易的水平。

Samaniego：行业生产率差异和产业多元化发展过程

经济发展包括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经济结构转型是多方面的，除了农业部门份额下降、服务业部门产出增加外，还表现为产业多元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的初始阶段，一国的产业向多元化发展，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到达一个阀值后，一国的产业又趋向于集中。一国产业专业化过程呈现U型的发展路径。
生产率差异能较好地解释持续的人均国民收入差异，而行业间持续的生产率差异能否解释一国产业专业化的U型发展路径？如果可以，则意味着生产率驱动学说不但能解释经济增长，也能解释经济结构转型。
Samaniego建立了多部门的增长模型，以说明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异对一国产业专业化发展路径的影响。其经济直觉如下：完全竞争市场上，两个可替代的消费品行业有不同的生产率增长率水平，生产率增长更快的行业其产出份额不断上升。然而，如果在经济的初始水平，生产率增长水平更低的行业占更大的产出份额，那么两个行业的市场份额差异会逐渐缩小，最后经济在生产率增长更快的行业实现完全专业化。
Samaniego用美国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其结果发现无论是制造业内部，还是不同的产业之间，都能从数据上观察到产业多样化的U型发展路径。即使采用不同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不同的产业多样化衡量方法，该结果都是稳健的。这表明着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异会形成产业多元化发展过程，进而可以解释一国发展路径上不同的产业结构差异。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根据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异在不同产业配置资源的过程。
Samaniego的研究结论意味着，生产率增长速度是人均收入水平和国家经济结构的决定性因素。提高生产率增长速度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这需要国家加大研发力度，重视制度建设对提高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张鹏飞：行业技术改变机制和经济结构转变的根本动力

文献中通常从需求、供给两方面解释库兹涅兹提出的经济结构转型事实。需求方面的解释建立在商品不同的收入弹性基础上，而供给方面的解释则建立在不同行业外生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和不同的要素禀赋假设之上。张鹏飞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行业间纯劳动扩展型的技术进步率不同会导致行业间不平衡增长。
当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发生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达到稳态增长，此时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可看成纯劳动扩展型的技术进步。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一个行业的纯劳动扩展型的技术进步等于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乘以该行业劳动密集度的倒数。长期看来，一个行业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等于该行业的纯劳动扩展型技术进步率。两个初始禀赋相同的行业，技术增长率高的行业有更高的产出增长率，资源也逐渐向技术增长率高的行业集中。行业间不同的纯劳动扩展型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导致了行业不平衡增长。

Buera：小额信贷的宏观影响

过去数十年里，发展针对小企业的小额信贷成为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且在降低贫困、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尽管学术界和政策层已认识到小额信贷的重要性，但小额信贷对经济的宏观影响仍缺乏定量的分析。
Buera构造一个模型，从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两个角度分析小额信贷宏观影响。模型中，经济人在企业家才能和初始禀赋上是异质的，每一期经济人可以选择成为企业家或者工人。由于合同不完备性，经济中内生的融资摩擦表现为抵押品约束。此时在经济中引入小额信贷，使部分初始禀赋不足但有企业家才能的经济人得以成为企业家，这部分由小额信贷产生的企业家成为边际生产企业家。
在局部均衡中，假定工资和利率固定不变，劳动力市场不出清，小额信贷会产生很高比例的边际生产企业家，增加资本劳动力需求和总产出，但降低加总的生产率水平。在一般均衡中，工资和利率自由调整，劳动力市场出清。小额信贷增加了边际生产企业家的比例，但由于工资上涨，边际生产企业家增加的比例低于局部均衡的情形。且由于储蓄从高能力企业家转移到边际生产企业家，小额信贷会导致更低的总储蓄和资本积累。高工资和利率也会使低能力的企业家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加总的生产率水平（相对于局部均衡）。此外，消费和总产出也有所提高，但相对于局部均衡而言，提高的幅度有限。更重要的是，在一般均衡中由于工资和利率上升，小额信贷损害了高能力企业家的利益，对初始禀赋低的企业家有财富转移的再分配效应。

孙希芳：银行结构，劳动力密集度和行业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

虽然经历三十年多年快速经济增长，中国银行体系仍然是缺乏效率的。对该经验事实解读有两派观点。所有者结构观点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国家控股，政府干预信贷分配，导致银行积累大量坏账。规模结构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比较优势产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该产业以中小企业居多，与之相匹配的应该是中小银行占主导的市场结构。中国目前仍是四大银行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份额，导致中小企业面临信贷约束。这两种观点有不同的政策含义。所有者结构观点强调改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提高法人的股权比例。规模结构观点强调开放银行市场，提高中小银行比例，甚至拆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孙希芳使用1999-2007年中国大陆30个省2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和省级银行部门数据，检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为区分哪种银行结构影响了行业增长，孙希芳教授构造了两个交互变量：行业劳动力密集度和省银行结构的交互项，非国有企业份额和银行结构的交互项。行业劳动力密集度反映了行业的技术特点。银行结构定义为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份额。在中国银行业的背景下，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份额同时也是中小银行的贷款份额，该变量难以区分以上两种不同观点。非国有企业份额和银行结构的交互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所有权结构观点——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份额较高的省份，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应该会更大。
 在实证回归中，因变量是省行业真实增加值的年增长率，主要解释变量是上文提到的两个交互项。实证结果显示，在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高的省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增长率更高。即使采用美国行业的劳动力密集度作为稳健性检验，该结果依然成立。但非国有企业份额和银行结构的交互项在所有的回归中都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即使在国有银行占主导的省份，国有企业比例更高的行业并没有因此取得更快的增长。这表明规模结构观点比所有制结构观点更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国银行的规模结构比所有制结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更大，未来的银行业改革应注重放宽市场准入，鼓励中小银行发展。

Bonfiglioli：增长、选择和适宜合同

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合同制度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存在明显差异。如国有企业或家族企业偏好长期合同，且经理人回报偏低，这在经济发展早期非常常见。部分学者认为这种缺乏弹性的合同制度是低效率的，但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长期合同符合早期发展阶段的需要。
Bonfiglioli认为，采用何种类型的合同制度取决于长期投资和筛选经理人之间的权衡，该权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在经理人的能力是不可事前观察，且合同是不完备的情形下，筛选合格的经理人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就是，当经理人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时，往往倾向于选择一个次优的长期投资水平，从而使筛选经理人和长期投资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提高长期投资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选择长期合同。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资本积累增加，低能力经理人错误决策的成本将会超过投资收益，此时合同制度会逐渐转变为短期的、灵活的合同方式。总的来说，合同制度内生于经济发展水平。

（蔡晓慧 整理）